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贞观三年时，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国君和臣属之间，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君王能采纳忠臣的进谏，臣子们敢于直言匡正，君臣之间的和谐默契，从古至今都很受推崇。如果君王自以为是，臣子们又不去匡扶，长此以往，国家一定会面临灭亡的危险。一旦君王丧失国家，臣子也不可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庭。隋炀帝暴虐无道，堵住臣属的嘴巴不让讲话，最后他听不到别人指正他的过错，随即导致了国家的灭亡，隋炀帝自己被杀死，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这件事情的发生至今时间并不遥远，我们怎么能稍有懈怠而不谨慎呢?千万不要成为后人耻笑的对象!”

敢于直谏 不避惩罚

贞观四年时，唐太宗和大臣们谈论隋朝时的情况。魏征说：“我以前在隋朝的时候，听说有过一桩盗窃案。隋炀帝派於士澄缉拿盗贼。於士澄只要一发现稍有可疑的人，便都抓起来严刑拷问，将近两千多人被抓，许多人被屈打成招。隋炀帝下令把这些人一并处决。当时的大理寺丞张元济觉得这个案子很是奇怪，希望找寻这个案子的一些真实情况。发现其中有六七个人，案发当日正在忍受牢狱之灾，案发后才得以获释，但他们由于不堪忍受严刑拷问的痛苦，被迫屈打成招。张元济沿着这件事深查下去，得到的结果是，两千多人中只有九个人形迹可疑。官吏中有人认识这九个人，他们有四人不是盗贼。负责监斩的部门觉得隋炀帝已经下令处决这些人，就没有禀报实情，把这些人全部处以极刑。”唐太宗说：“这不仅仅因为是隋炀帝暴虐无道，也怪他的臣子们疏忽大意。应该敢于上谏，不要惧怕杀身之祸，怎么能如此腐败奸恶，只求君王欢心?君臣之间这样下去，国家怎么会不败亡呢?我要靠你们同心辅佐，才能让国家和谐昌盛。希望你们可以善始善终，像今日这样直言不讳!”

莫学桀纣 忘其自身

贞观六年时，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听说周朝和秦朝刚刚平定天下的时候，国政并没有什么大不同。随后周朝为百姓做了很多顺应民心的好事，积累声望，所以能保持八百多年的稳固国运。秦朝却放纵骄奢，经常动用刑罚，所以没过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正是行善者国运昌盛，福禄绵长，作恶者寿命短少，国运难长吗?我又听说，虽然夏桀、商纣贵为帝王，可是如果把一个普通百姓比作桀、纣，他们会为之感到耻辱；颜回、闵子骞，虽然只是普通百姓，可是一个帝王，如果被人与之比拟，他也会引以为荣。

不忘过去 慎戒骄纵

贞观十四年时，为了庆祝征服高昌，唐太宗在两仪殿举行宴会赏赐群臣。在宴会上，唐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的国君就是因为忘记了虚心听取谏言的治国训诫，不然怎么会亡国呢?我虽然平定了这个国家，但是心中还是感到不安，只有以戒骄戒躁来预防国难，听纳忠言改进自己，贬黜奸佞邪恶的小人，任用贤良忠正之士，不用小人之言来冤枉君子，谨慎地坚持这个原则，以保国家昌盛和百姓平安。”魏征进谏说：“根据我的观察，自古以来皇帝在平定叛乱、艰苦创业的时候，都比较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地接受臣下的意见，听从忠良的正直之言。天下安定之后，就开始放纵各种私欲，喜欢听奉承之言，而排斥忠直的劝谏。

张良是汉高祖的谋臣，后来高祖准备废嫡立庶时，张良说：‘今日之事，不是凭语言所能辩明的。'所以，他始终不敢过多地劝说。陛下德行的高厚，是刘邦所无法比拟的。陛下登基迄今有十五年，圣明之德就像太阳一样光耀天地。现在又征服了高昌国。陛下无时无刻不把国家和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任用贤臣良将，广开言路，这实在是亿万百姓之幸。从前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个人在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来为我祝寿呢?'鲍叔牙端着酒杯站起来说：愿您不忘当年奔走山东莒国的艰难；愿管仲不忘在鲁国被捆绑的艰难；愿宁戚不忘在车下喂牛的艰难。'齐桓公站起来答谢道：‘我与管仲、宁戚二位大夫一定不会忘记您今日之良言，有您这样的忠臣，国家社稷一定不会有什么危险。'”唐太宗对魏征说：“我一定不忘当年身为普通百姓时的情形，你也不要忘记鲍叔牙的榜样啊!”

君臣一体 同心协力

同一年，魏征上书说：“如果说国君好比是人的头脑，那么臣子就是四肢，脑袋和四肢协调齐备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身体如果有缺陷，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脑袋虽然重要，但必须要有四肢的配合才能成为一个人；国君再怎么英明，也得有贤才的帮助才能治理好国家。《礼记》上说：‘百姓把国君当做是自己的心脏，国君把百姓看成是自己的身体。内心端正，身体就会舒坦；内心善良，面容才会恭敬。'《尚书》上说：‘君明臣贤，万事大吉!'又说：君昏臣懒，一事无成。'这么说来，国君如果把辅国大臣放在一边，自己擅权独断，而想把国家治理稳妥，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君臣相互了解彼此，从来就很难做到。好比要让石头顺着水流，难得一见；而让水顺着石头流，就随处可见。君臣共奉正道，让所有的人才各尽其用；在内国君尽心尽力，在外大臣竭尽所能，两者融为一体，坚固得像金石一样。不只是靠高官厚禄笼络人心，更在于要以礼相待。

古时候，周文王在凤凰之墟巡游，鞋带松了，他发现左右居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供自己使唤的人，于是只好自己把鞋带系上。难道周文王的时代，人人都是才俊，而唯独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人才吗?只是君对臣是否知遇，待之是否有礼而已。伊尹是有莘国的陪嫁家奴，韩信是项羽的手下败将，商汤对伊尹以礼相待，于是在南钞奠定了王业，汉高祖拜韩信为大将，于是在垓下成就了帝业。如果夏桀不抛弃伊尹，或者如果项羽能任用韩信，他们会轻易丧失政权，成为亡国奴吗?还有，微子是商纣王的同胞，商灭后，他却被周朝分封于宋，箕子是商纣王的贤臣，却向周武王呈献《洪范》，孔子认为他们是‘仁人’，没有人反对他们的做法。《礼记》上记载，鲁穆公问子思说：‘被解职的大臣，为他过去的君主服丧，是古代的礼制吗?'子思说：‘古时候的君主，用人时以礼相待，即便是拒绝也是委婉谦恭，所以才有旧臣为旧君服丧的礼制。

现在的君主，用时就把你说得天花乱坠，不用时就说得你一无是处。这种情况下，旧臣不率兵来讨伐旧主已经是万幸了，怎么可能还有为旧主服丧之礼?'齐景公问晏子说：‘忠臣应该怎样服侍君主呢?'晏子回答说：‘国君遇难，忠臣不陪君而死；国君逃亡，忠臣不去送行。'齐景公又说：‘推崇他，以裂土分封来奖励他，然而，一旦国君遇难，忠臣却不能为君而死，国君流亡也不陪护，这是什么道理?’晏子回答说：‘如果忠臣的建议被国君采纳，那么国君就不会落难，忠臣又何谈为谁而死呢?如果国君接受忠臣的规劝，就可以避免流亡，忠臣又有谁可以护送呢?忠言不被采纳，国君因而遇难，这种情况下如果忠臣殉死，叫做妄死；谏言不被接受，国君因而流亡，这种情况下臣子还去护送，这是假忠。'《春秋左氏传》上说，崔杼杀死齐庄公，晏子守在崔杼的家门外。

有人问晏子说：‘你要陪庄公一起死吗?'晏子说：‘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为什么要陪他送死呢。'又有人问他：*你要逃走吗?'晏子回答道：“是我犯下的罪过吗?我为什么要逃走呢。国君如果为国而死，臣子就应当同他一起死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臣子也应当陪他一起逃亡。如果国君是为己而死、为私而逃，不是他的亲信，谁肯跟他一起去死，一起去逃呢?’门打开了，晏子进了崔杼家后，趴在庄公的尸体上哭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顿足三次，就离开了。孟子说：‘国君视臣子为手足，臣子就会把国君当做心腹；国君视臣子为犬马，臣子就会把国君当做普通人；国君视臣子为粪土，臣子就会把国君视为仇人。'虽然臣子侍奉君主不能有不忠之心，但是他可以根据国君对自己恩泽的轻重，来决定是去是留。如此说来，身为君主，怎么能无视臣子们的存在呢?

他们都创立自己的丰功伟业，都是天之骄子。他们身处极为关键“我发现朝廷大臣里，有些是在西北边疆担任军职的重臣，有的是在朝廷的重要职位，责任重大。虽然他们承担的责任非常重大，但君主对他们的信你却非常不够。这样将使他们心存余虑，觉得自己不被信任，从而产生不负责任的做事态度，培养不出精忠报国的情操，高尚的情操培养不起来，德行仁义就得不到发扬，在这种情况下妄想保持国家的安定，保住大唐的国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又听说国家爱惜功臣，不计较他们的过往。这与古代圣君的作为是一样的。

但是陛下无视大的过错，对小的过失反而严厉对待，有时候发脾气训斥臣下，不免带着爱憎私心。怎么能这样治理朝政呢?虽然国家法令严厉，可还有人敢于触犯，而且往往是职位重要的人带头违法乱纪，其他官员就更加不堪。河流堵塞会使河堤泛滥，造成伤亡。普通的老百姓怎么办呢?这就是说，国君一旦遗漏了一个弊端，随后就会出现一百个弊端，然后，天下就会大乱。《礼记》上说：‘自己喜爱的人，要了解他们的缺点；即使是自己讨厌的人，也要知道他们的优点。'如果因为厌恶某人，就抹杀他的优点，那么忠良之士定会心生恐惧；如果因为喜欢一个人就掩盖他的缺点，那么恶人就会越来越多。

《诗经》上说：“君王如果暴虐无道，百姓就会随之作乱。'然而，古人之所以发怒，是为了惩罚恶人，我们现在的惩罚，反倒助长了奸邪的民气。这不是尧、舜的本意，也不是禹、汤应做的事情。《尚书》上说：‘抚爱我的就是我的主公，迫害我的就是我的仇人。'荀子说：‘人君就好比舟，百姓就好比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所以，孔子说：‘鱼失去水源就会死亡，水失去鱼的存在依旧是水。'因此，尧、舜执政总是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对于以上的道理，怎么能不反复深思呢?

“责成大臣办理国家大事，派遣小臣去执行具体的小事。这是治国的永恒之道。现在行使职务总是重大臣而轻小臣，遇到事情时候，则怀疑大臣而轻信小臣。相信小臣怀疑重臣，这种做法，怎么能使国家大治呢?再说，政策贵在持之以恒，不能三天两头地改变政令。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让小臣负责大事，有时候又让大臣去处理小事。所有人都失去自己应该的职责和位置。有的大臣因为小小的过失而犯错，有的小臣因为处理大事不当而受到惩罚。

职责和位置互相背离，他们所受到的惩罚，也不是他们本来分内的事情。如此一来，要求他们一心一意地为国效力，怎么可能?不可委任小臣做国家大事，也不应该因为小过失而处罚大臣们。把国家大事委任给大臣，却在小细节上挑他们，这样做就使一些擅长旁门左道的人迎合皇上的旨意，捕风捉影，搬非。大臣为自己辩护就被认为是在狡辩；不辩护，就被认为所犯属实。这样进退两难，不能给自己一个清白之身，甚至被迫苟且认罪，最终正直忠厚的臣子也会萌生不当的念头，狡诈之心一旦萌生，就会导致虚浮成风，这样一来，天下就难以太平了。

“朝廷选拔贤才，任命大臣，是想让他们尽心为国，但有的大臣却有所顾忌不敢说真话，这么做就是不尽职。如果举荐的人称职，就算是亲友又何必避嫌。如果举荐的人不合适，即使关系再疏远，又有什么可贵。如果君主对臣子不尽心尽意，又怎么要求别人对自己忠孝呢!即便臣子偶尔犯错，国君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国君怀疑臣子，必然是认为臣子没有可信之处；如果臣子真的一点不值得信任，那么国君当然也就会被怀疑了。

《礼记》上说：‘君主多疑，臣子就无所适从；对臣子不加以了解，君主就要担忧。一旦君臣上下相互猜疑，那天下太平就是奢谈了。现在的群臣之间，如果频繁地传布流言，我私下以为，肯定不会有一个人能像曾母那样扔掉机杼逃跑。我国疆域广大，人民数以亿计，难道就没有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吗?这是因为信任一个人就觉得他毫无可疑的地方，怀疑一个人就觉得他毫无可信的地方，怎么可能一直都是臣子的错误呢?

寻常百姓交友，还能以命相许、一生不悔，何况君臣上下，情碰到挫折就改变志向，得到小便宜就马上变心的呢?下面的臣子忠心不够明同鱼水?如果国君像尧、舜一样圣明，臣子像稷、契一样贤能，哪里还会有、礼，臣事君以忠'的标准吗?以陛下的圣明和不世功绩，如果能广泛寻求贤显，也是由于国君不够信任，不能以礼待之所造成的。这能够得上‘君使臣以才，君臣上下齐心协力，那么，陛下定能赶上上古时候的三皇五帝。那时候夏、商、周、汉哪个还值得一提呢?”唐太宗非常赞赏魏征的谏言，采纳了他的意见。

自强不息 躬行实践试

贞观十六年时，唐太宗问魏征说：“我节制自己的欲望、一心治理朝政，希望自己能追上古时候的圣君明主。把积德、聚仁、丰功、厚利这四个方面，当做最重要的事情来勉力推行。可是，我经常苦于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魏征回答说：“德、仁、功、利这四方面陛下都能做到。对内平乱，对外攘夷，是陛下所建立的功业。使百姓安居乐业，让他们都有生存的依靠，是陛下所积的利。这么说来，还是功与利方面的成就比较大，德与仁方面，陛下坚持不懈，躬行实践，一定可以达到。”

见危不救 天下必乱

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自古以来，开国君主艰难创业，传到子孙手中时，很多会发生祸乱，这是为什么?”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成长于深宫之中，从小就生活于富贵之乡，不懂得百姓的甘苦，不了解国家的兴亡之道，所以执政后就容易发生变数。”唐太宗说：“你以为所有责任都在国君身上，我的观点刚好相反，我认为责任在于臣子的后代。功勋子弟大多无才无德，却凭借祖上功德的荫袭而做了大官。他们不修养仁义道德，品性骄奢纵淫。国君年幼无知，而臣子又没有才能，国家有危险而不去匡救，这样天下怎么可能不乱?隋炀帝为了奖励宇文述帮他夺得帝位，提拔他的儿子宇文化及做了高官。结果，宇文化及不但不想着精忠报国，反而叛逆弑君。这难道不们不违法乱纪，那就是国家的大幸。”是当臣子的过错吗?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希望你们告诫自己的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