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驾崩，遗诏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尊奉皇太后张氏为太皇太后，皇后孙氏尊为皇太后。

皇权的更迭没有任何阻力，但是有个问题新皇帝只有八岁，无法处理政务。太皇太后张氏无意于垂帘听政，委托内阁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处理朝政。

此时的内阁远没有日后帝国阁老们舍我其谁的霸气，洪武、永乐的血洗反而还记忆犹新。于是三杨鼓捣出了票拟、披红制度。大致就是（除下文所述还有一套复杂的档案记录制度）：

各地的所有公文先送到通政司，通政司依据公文内容分类整理，然后这些公文会送到内阁（英宗亲政后改为先上呈皇帝，再由皇帝转给内阁，皇帝会把不想处理、公开的奏疏直接截留），内阁会在公文后另附纸条加上处理意见，这就是票拟。然后这些文件会交给司礼监，司礼监秉笔太监披红确认（把内阁的票拟抄写一遍），最后由司礼监掌印太监盖章生效。如果不同意，则退回内阁重新商议。

规则虽然不复杂但是让帝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太监可以合法干政了。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认为明朝太监干政，是因为大太监王振仗着英宗宠信，强力而为开的坏头。他还嚣张到毁太祖立的“内臣不得干政”的铁牌，示威于朝廷。

实际这是后来的文臣为了颜面强行把锅扣在王振头上。三杨让司礼监披红的原因是，太皇太后不愿意干政，他们三个又没有代皇帝摄政的勇气、实力，所以安排司礼监暂替皇帝披红。

至于太监们会不会借机作乱，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一是当时太监于外不敢与朝廷对抗，于内还有太皇太后、皇太后压制（张太皇太后边喝茶边让锦衣卫用钢刀把王振吓得差点昏厥）。

最重要的是太监是皇帝私奴，皇帝真想处理也是轻而易举的（后世历代权阉挨个证明，皇帝对付太监比杀自家狗还轻松）。

三杨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摄政，太皇太后又不愿意干政（太皇太后不愿意，皇太后就更不能了），那就让太监们形式上暂时代替皇帝批复。事实确实如此，王振们根本不敢驳回内阁的票拟。

（诚孝昭皇后张氏，指挥使张麒之女，明仁宗朱高炽元配，明宣宗朱瞻基之母）

这造成了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就不用多说了，王振们现在是不敢质疑内阁，不代表以后他不敢，也不代表后任们也不敢。有制度上的保证，太监们总有能与内阁分庭抗礼的一天。

第二个问题就是形成了皇帝一般不驳回内阁票拟的潜规则，帝国年代的价值观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般不会当面反对，所以后世皇帝就算是不同意票拟也不会驳回，而是留中（就是不批复）。

真的正式驳回，那就相当于当众打脸，相关阁臣只有下课一条路。嘉靖皇帝就是这么对付张璁的，张璁因此颜面丧尽。

但是这种潜规则一旦成型，内阁大臣也会利用这点压迫皇帝，逼迫其接受内阁的意见（万历争国本时就是这样）。三杨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故意如此呢，也不是，这种规矩最终的受益方也不是内阁，而是朝廷文官。

内阁成员同样也无法驳回朝廷文官的奏疏（内阁制度本身也不允许内阁驳回奏疏），朝廷官员就用会推、公议、联名的方式压迫内阁按照他们的意思票拟，进而逼迫皇帝。皇帝反对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留中（留中，他们还可以重新上呈），一个是分化瓦解这些官员。

分化瓦解的方法也就两个，一个是和内阁大臣合作，通过他们控制官员（嘉靖皇帝的做法），一个就是挑毛病廷杖这些官员（正德、万历的方法），但是不少官员不怕这个，反而以此为荣。

每当发生这样的矛盾后，由于帝国的价值观，群臣们是不能指责天子的。他们就攻击内阁成员故意打压、阻挠皇帝接受正确意见，开始倒阁。后来完全就是为了倒阁，而故意搞事，挑一些皇帝不可能批复的事情上奏。

明代中后期，朝局失控，党争不断，群臣一天到晚吵闹不停，却得不出任何结论，不外乎如此。

在三杨时期关于内阁还形成了一项重要制度，就是会推制度。英宗即位时三杨的年龄都很大了，很快就死的死，退休的退休（杨荣在正统五年就死了，当时英宗还没有亲政）。所以皇帝也不能直接选定继任者，怎么办呢？

朝廷商议了一个办法，会推制度。简单点说就是不记名投票，然后将得票最多的几人，上奏天子，由皇帝圈选。具体流程我们就不说了，只聊聊这个制度对帝国内阁的影响。

影响是非常的大，理论上内阁成员的选择权就在朝廷文官集团这边。首先碍于帝国的价值观，皇帝不太会直接反对群臣的公议，会从名单中挑选内阁成员。其次就算是皇帝不同意，那也是群臣重新公议（世宗和思宗都为了让自己人入阁费尽心机，一个如愿，一个被迫抓阄，这个后文细说）。

文官集团获得这项权利后就相当于控制了内阁，因为他们能够逼迫内阁成员辞职（通过公议强逼内阁与皇帝对立，通过弹劾让阁臣下台），又可以控制内阁成员的人选，内阁被迫开始倒向文官集团，帝国的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这些是三杨的阴谋，故意而为之，还是历史无形的捉弄，我们不能断言。但是大明帝国的内阁却是通过三杨之手正式诞生了。

最后澄清一点就是内阁的“封驳权”，明朝的内阁在制度上是没有唐代门下省那种“封驳权”的。因为严格来说内阁只是一个秘书机构，是协助天子理政，而不是一个办公机构，所以没有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内阁想做什么事情，他们自己还没资格提，必须皇帝或者其它大臣下旨、上奏到他们手里，才能处理），就更别提封驳了。

但是强势的内阁大臣可以在“票拟”上做文章，以实现“封”的目的。内阁处理的政务有两种，一种是各部门、地方的文臣上疏也就是奏疏（以下达上），一种是皇帝通过内臣传来的命令也就是中旨（以上达下）。

这时可能有人要疑惑了，皇帝做什么事情直接诏告天下不就行了，还要通过内阁做什么？因为内阁票拟制度让帝国以及帝国朝廷默认只有经过内阁确认票拟的旨意才是合法的（没票拟的有可能是内臣矫诏），甚至一些耿直的官员拒不执行无内阁票拟的圣旨，理由就是他们认为这是矫诏。

所以皇帝们在下旨的时候也不得不尽量要求内阁附署，这个时候内阁大臣如果不同意皇帝的旨意，他可以不票拟，不让圣旨经内阁发出。大多数情况下皇帝会考虑官员的对立情绪而被迫收回旨意，这就部分实现了“封还”的目的，但是公开反对的“驳”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说是部分实现了“封还”呢，因为皇帝们也可以选择越过内阁直接传旨，但大多是封赏类的旨意，无内阁附署也不会激起激烈的对抗。而其它重大的政策命令无内阁附署基本就无法执行，比方说万历皇帝立太子的事儿，内阁就是死活不附署，结果万历就是没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思立太子。

内阁大臣不票拟封还皇帝的旨意，这事儿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等同于与皇帝公开决裂。敢这么干的，不是早就准备下岗、下狱不干了，就是实力强横的极少数人（比如杨廷和）。所以明代真正封还的案例并不多，大多是发生在皇帝与整个文官集团对立的情况下，像嘉靖的大礼议、万历的争国本。

这实际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面临重大问题时，内阁是站在文官集团那一边，而皇帝们是真正的孤家寡人。这应该就是朱元璋没有料想到的地方。

上图文渊阁，内阁的办公地点。在故宫东华门侧，现故宫文渊阁为清朝仿宁波范氏天一阁重建。文渊阁距离午门内的大内不到一千米，这一千米被黄仁宇称为世上最长的一千米。皇帝与内阁大臣的交互更多的是通过纸头片语的暗示，而皇帝亲临文渊阁在正统以后就再未发生过。也暗示着皇帝与外朝的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