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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听任最强有力的和最富足的天性指使令其生存成为可能的东西,即闲情逸致、冒险、非信仰、放浪形骸本身,假如把此等行为听任中等天性支配,那真会毁掉他们,但也有可供支配的。这就是:任劳任怨、规规矩矩、自我节制、固定的'信念'——简言之,'群畜美德'。因为,在这种美德的熏陶之下,中等的种类会日臻完善。"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古代君王治理国家、驾驭百姓的招数众多,而在这浩瀚的权术之海里,各国历代都有不少君王信奉"愚民政策",他们相信让农民"半死不活",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佳办法,其中道理何在?如此违背人性与道义的说法果真有其效果吗?

此处"半死不活"的意思是在生活上刚刚达到温饱的水平,而在"生存"之外,决无一丝一毫的富余力量以供"生活",挣扎于生存线的人们没有功夫来思索世界、社会以及他们自身,没有功夫来学习创造、审美、批判。一言以蔽之,生存空间占据了几乎整个生命的宇宙,再也没有诸如"野心""不安""动荡"的元素来侵扰社会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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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荒唐的"半死不活"之语竟然有些许道理,只顾温饱并且满足了可以温饱需求的人们自然不会形成反抗与躁动;然而,这般驾驭之术又蕴含着多少对于人性的抹杀与戕害?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思。

忙于生存,温饱至上

"半死不活"与"食不果腹"的区别是:前者终于脱离了饥馑之忧,尝到了"温饱"的幸福感与满足感;而后者永远在"挨饿"的生理之苦中无法自救,当这直接的生命需求都得不到满足,他们于是考虑到反正都是一死,终于揭竿而起,单单为了"活命"。

因此,让农民处于"半死不活"的温饱状态,可以使其在远离饥饿与死亡的威胁的同时,也远离"揭竿而起"的革命,更远离了那种因"衣食无忧"而产生的"多余"欲望,要知道那些成功发财致富的人往往不安于现状,滋生了许多令人无法想象的勃勃野心。

无论这"野心"是关于艺术、学术,还是政治、军事的,在作为统治者的古代君王看来,它们统统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在很大程度上,"富足"这一状态,至少是一种间接因素——是培育野心家、放荡者、艺术家的摇篮与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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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君王无论有多贤明,都会对那些思想活跃、创造力无限的野心家和艺术家们心存几分忌惮和戒备,古代君王们需要的无不是俯首称臣、任劳任怨、乐活知足的安分百姓给予这些安分百姓以"温饱",便可换得江山安稳、高枕无忧,何乐而不为呢?

忙于生存,奔波于"糊口"与"填肚"之事,得到一口赖以活命的饭食便知足常乐,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踏实,其中的获得感和生命感是相当突出的、显赫的,人们为此感到一种纯粹的关于生存的陶醉感,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这种带有十足"阿Q精神"的陶醉感实际上是十分虚假的,是大权在手的君王们拿来糊弄他们的手段,它缺乏真正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即独立的人格、思想力、创造力,也正是君王们唯恐安分百姓们获得的品质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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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于现状,稳定秘诀

古代君王不约而同地公开他们政治的秘诀,丝毫不顾忌地宣称一种几乎骇人听闻的思想,那就是培养安于现状的百姓乃社会稳定的要诀。安于现状的百姓可以成为君王们最强有力的政治后盾,他们既不想改变当下境况,也就是于君王的江山没有丝毫威胁,反而是"现状"的最庞大的用户群体——亦即君王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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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古代君王来说,培育此种安于现状的百姓有何方法?答案仍然是使其得到温饱,使其感到知足,使其恰如其分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古代君王们深谙"过犹不及"和"物极必反"的道理,他们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与漏洞,因此在古代,这样的"温饱政策"就这样长久地发挥着效用。

为何安于现状的百姓如此受到古代君王的"青睐"?因为安于现状的人们有一个固定的"信念"、默认的原则,他们相信"怀疑就是犯罪"。他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所在的时代,包括自己正在度过的生活、接受的各色信条、定律都全盘接受并且由内而外地感到甘之如饴。如此坚定的、现实的、朴实的百姓,不能接受社会里出现的任何动荡,乃至任何"变革",因此,他们本身更不会成为任何一场革命的发动者,哪怕是参与者。

安于现状的百姓绝无所谓的"反骨",若硬说他们有,那他们也是反骨者们的"反骨",也就是说,他们若对现实生活有什么反对,也是对那些试图制造革命的革命者们的反对。经历了战乱、饥饿、流离,他们对于当下获得的这一份来之不易的温饱感到无比珍爱,更何况在君王的严格控制之下,这份"温饱"很少发生量变或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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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维持着"不多不少""刚好果腹"的水平,因此他们从来都不会品尝到"过犹不及"的滋味,而是最长久地沉醉于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朴素快乐之中。安于现状,则不可避免地"不思进取",而崇尚"温饱政策"的古代君王不惜以人们的"不思进取"为代价,以换取社会旷日持久的稳定,一种平安无事、得过且过的稳定形式。

放弃思考,乐于认命

当代一位著名的北方脱口秀演员、笑星、作家,李诞曾深情而又不无无奈地坦言:"认命真的是北方的美学。"以此言为灵感源泉,古代君王喜好使用的"温饱政策"的核心要义,不就是令其乐于认命、甘于认命吗?当人们熟悉了认命的美学、掌握了认命的哲学,对"认命"这一哲学命题有了深入骨髓、渗透呼吸的理解,就与之融合而不分你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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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君王动用政治力量,在生活上,控制农民的粮食收获和财产收获;在文化上,限制入学资格、学习范围、所读书籍等等;在舆论上,大肆宣传神话传说,令广大农民相信自己真的只是造物者用柳条裹一点泥土做成,相信自己真的"命如草芥"……长此以往,文化程度低下的农民自然而然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逐渐深信起"命"来,继而快速地、坦然地学会了"认命"。

"温饱政策"行之有效的必要前提是保证其生存,防止其富足;核心思想是不遗余力地为其输入"认命"文化,其他文化倒是可有可无甚至亟需扼杀的。

更为可怖的一点是,接受了认命哲学的人们不仅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彻底落实这样的"指导思想",还会主动地、卖力地、殷勤地向自己周遭的人灌输自己的这一套认命哲学,企图同化自己周围的人,让人人都和自己一样愉快坦然地认起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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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古代君王知晓不仅要从物质生活上严控老百姓的欲望扩散,也要在精神生活上将"认命"的思想植入其头脑。唯有如此,古代社会才会最大程度、最长时间地维持一种并不健康的安稳,一种并不值得称道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