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的一天，素有“鬼谷子”美誉的沈尹默，一边回避着满北京城中横冲直撞的东北大兵，一边匆匆地赶往孔德中学。

他叫出了正在听课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悄悄地告诉他：转告你的父亲，千万小心。张作霖已经进了北京，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红胡子。

叮嘱完毕，也不逗留，便径直地走开了。

沈尹默的担忧，并非多余。其实在此之前，党组织就已经对李大钊先生的安危，进行了尽可能周详的部署。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李大钊及30余名核心成员，被安排在了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一处废弃的军营中。

有苏联大使馆的庇护，通常情况下，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然而这回，来的是杀人不眨眼的“红胡子”，大伙还是低估了此人的蛮横与霸道。

最近一段时间，

警察厅总监陈兴亚

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时不时的，就会被张大帅叫去，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并且郑重地警告他：“抓不到李大钊，就用你的脑袋来交差吧”。

每每想到这里，陈兴亚都好一阵的委屈。自己好歹也是堂堂民国少将，难不成真替个“穷酸秀才”抵命？

况且，这陈兴亚已经很卖力了，每天撒出大批军警、特务，像狗一样四处嗅探。成绩自然也很斐然，李大钊身边的重要人物：阎振山、张全印，都被抓到了。

只是可恨这些人，嘴巴都是铁打的，任你怎样酷刑加身，就是一句有用的不说。

正当陈兴亚欲哭无泪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却令他精神一振，北郊警察署抓到一个散发传单的男子，种种迹象表明，此人很可能与李大钊有联络。

陈兴亚立刻叫来了自己的得力干将：

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

，命他全权负责审讯工作，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撬开此人的嘴巴。

经过不知多少次的严刑拷打和“悉心规劝”，这个人最终屈服了。他招供，自己名叫李渤海，中共地下党员。

同时交待出李大钊的藏身地点和中共党员名单

。

1927年4月5日夜，张作霖签署密令，

吴郁文

任总指挥，调动540名军警前往苏联使馆实施抓捕。次日清晨，东郊民巷枪声大作……。

诚然，无论是直系、皖系还是奉系，这些军阀们都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通缉，几乎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但张作霖冒着引发外交争端的风险，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抓李大钊，却不仅仅因为他是共产党，更主要的是，李大钊让他很丢脸。

“红胡子”不惜命，脑袋本就是别在裤腰带上的；“红胡子”也不恋财，心情好的时候，也会仗义疏财。但“红胡子”爱面儿，爱得要命。不地道的事我可以做，但你不能说……。

李大钊恰恰犯了他的“禁忌”

。

1924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为争夺北京控制权展开了激战，史称“

第二次直奉战争

”。

战役的关键阶段，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内外夹击之下吴佩孚的军队全线崩溃，大总统曹锟被迫下台，吴佩孚逃亡。

作为胜利者，张作霖与冯玉祥共同掌控了中央决策权。

但这两个人怎么可能精诚合作，同舟共济呢？自合作以来，就龃龉不断。比如，冯玉祥拥护孙中山北上，继任民国大总统。但张作霖坚决反对，扶持无兵无权的皖系段祺瑞为傀儡。

奉系实力强横，张作霖为人霸道，冯玉祥没有办法，只能一再地让步，可心里却有了自己的算计。

他了解到奉军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在许多事情上对张作霖极其不满。便撺掇郭松龄兵变，而自己全力配合。

1925年11月，郭松龄率七万大军于滦州兵变，大军直扑张作霖的老巢奉天。此时奉军主力全在关内，家中没有多少驻军，所以郭松龄的起义军高歌猛进，几天时间便占领了锦州，奉天岌岌可危。

没有办法，张作霖只好请出日本人来帮忙，谈妥一系列条件后，日本关东军向郭松龄发起了突然袭击，而退路也被奉系将领吴俊升的部队切断，一场激战后，郭松龄兵败被杀。

虽然奉天的危难解除了，但睚眦必报的张作霖，怎能放过冯玉祥。除了联络各路军阀，对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合围以外，一支张作霖的舰队，在两艘日本军舰的协助下，悄悄驶往了天津大沽口。

最黑暗的一天

为了防御海上入侵之敌，冯玉祥的国民军用俄制水雷封锁了大沽口。可是日本军舰还是强行穿越防线，并炮击国民军，导致十余名守军伤亡。

国民军随即展开了还击，将日本军舰击退。

但这一下却捅了马蜂窝。3月16日，

英、美、法、意、荷、比、西、日

八个流氓国家，分别派出军舰云集大沽口，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44小时内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开战。

他们的理由是，

中国违反了《辛丑条约》中海口不得设防的条款

。

接到通牒，北洋政客们立刻忙碌了起来。他们一边向“八国联军”解释，《辛丑条约》中不设防的条款，不包括河道中的水雷；一边又都跑到了冯玉祥那里，苦口婆心地劝说：老冯呀，把水雷撤了吧，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大局为重吗。

反正是“

温文尔雅，一团和气

”。

与此相比，反倒是群众和学生们的思虑显得“稚嫩”了，他们只是单纯地感到愤怒和屈辱。于是，3月18日，数千学生和群众徒手走到执政府门前请愿：

驱逐八国公使，废除《辛丑条约》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

是李大钊、李葆华父子

。

请愿无效，是几乎可以肯定的。然而事件的结局，却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先是执政府卫队开了枪，而后早有埋伏的大批军警，一拥而出，手枪、棍棒齐上。哪里还有“温文尔雅，一团和气”。

根据资料显示，47名学生和市民当场毙命，200多人受伤。

就义者中，也包括了鲁迅先生的学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刘和珍同学。

目睹太多血泪的鲁迅，奋笔写下了名篇《纪念刘和珍君》：

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魂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李大钊先生头部和双手负伤，仍坚持指挥群众撤退。一同负伤的，还有陈独秀先生的长子陈乔年。

鲁迅先生称这一天为：“

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

为有牺牲多壮志

1926年4月17日，一系列荒诞悲剧的始作俑者张作霖，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北京城。秋后算账开始了。

《京报》创始人邵飘萍先生被秘密处决，共产党员郭隆真女士被逮捕，各所大学的书刊被查抄。而

三一八请愿

的组织者李大钊，自然成了必须要抓捕的人。

当东交民巷枪声响起的时候，李大钊正在屋里办公，大女儿李星华坐在外屋看报。听到尖厉的枪响，李星华吓得扔下报纸，扑进了父亲的怀里。李大钊慈爱地安抚着女儿，说：不要怕，没事的。

然而，脆弱的房门，终究挡不住如狼的军警，他们逮捕了李大钊与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同时被捕的还有30多名同志。

张作霖的梦，做得很美满，他觉得与其杀了李大钊，不如逼迫其与自己合作。这样不仅顾全了自己的脸面，对于独裁统治，也大有裨益。

也正是这点小心思，却让伟大的先行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折磨：电椅、老虎凳、竹签插手指，最后，大钊先生双手的指甲，竟被硬生生的拔出……。

即便如此，当张作霖的参谋杨宇霆，以同乡的名义劝说李大钊合作时，先生慷慨陈词：

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

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同时，南方的蒋介石也给张作霖发来密电，劝告他：

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

1927年4月29日，李大钊被处以绞刑，享年39岁。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

在那个时代，生存、自由、尊严，是无论多么锋利的屠刀也无法嚇阻的真理。大钊先生的身后，无数“猛士”们前赴后继地迈着坚毅的步伐，向着光明继续前行。

他们不能停步，历史也不容他们暂歇，因为他们“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大钊先生有句名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

牺牲22年后，他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而他伟岸的身影，也必将烙印于华夏民族的抗争史册，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