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为袁绍檄豫州》

官渡之战爆发前，“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为袁绍写了一篇檄文以壮声势，他在这篇名为《为袁绍檄豫州》的檄文中将曹操祖孙三代都骂了个遍。可是曹操读了这篇檄文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陈琳的学问钦佩不已，顺带还治好了困扰自己许久的头风病。后来袁氏父子战败后，陈琳被曹军所俘，曹操也没有为难他，还将其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对其甚为优待。

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可谓是古代檄文中的名篇，全文不带一个脏字，却把曹操祖孙三代给骂了个遍。他在檄文中列举了曹操的许多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设置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盗坟陵墓，因此曹操千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盗墓贼的祖师爷。

曹操堂堂一个朝廷丞相，为何要去做盗墓的勾当？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处于诸侯割据的乱世，曹操虽然是朝廷的丞相，可手下的军队经常面临无粮无响的尴尬境地。为了解决军需，曹操就动起了盗墓的念头，派人专门去盗掘古墓中的陪葬品，卖掉以后用来充作军饷。古代大多数时期都是盛行厚葬之风，唯独魏晋时期流行薄葬，这可能就是曹操盗墓所带来的影响。

古代流行的是“事死如事生”的丧葬风俗，为了能够在死后也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往往会在墓中陪葬大量的随葬品。虽然古人为了防止陵墓被盗，通常会在墓中设置重重机关，可是仍然无法阻止陵墓被盗。即使是那些规模庞大的帝王陵寝，在朝代灭亡无人看守之后，也会遭到盗墓贼的光顾。

盗墓在古人眼中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被抓住之后是要被处以极刑的，在古代历朝历代的封建律法中，都对盗掘陵墓量刑极重。例如汉朝时期的《汉律》中就有“窃盗者刑”、“诛”的规定。虽然历朝历代对盗墓之事都深恶痛绝，可是盗墓却一直屡禁不绝，每当乱世来临时，连帝王陵寝都不免遭到盗掘。

发墓者

古代盗掘帝王陵寝最多的人当属五代时期的温韬，他是五代时梁国人，曾担任耀州节度使。古代的耀州位于现在的陕西境内，这里埋藏着大量的帝王陵墓，唐朝20位皇帝中有19位都葬在关中一代，被后世称之为“关中十八唐帝陵”。温韬在耀州担任节度使期间，趁战乱之际，疯狂盗掘关中地区的唐代皇陵，甚至还因此得了个“盗圣”的名号。

温韬盗掘唐代帝王陵寝的行为，导致了许多珍贵文物的毁坏，是文物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资治通鉴》中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好在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没有被温韬得手，不然现在也看不到如此宏伟壮观的唐代建筑杰作。

温韬既然盗遍唐代皇陵，为何独独放过乾陵呢？据宋人程大昌在《考古编》中的记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原来温韬在盗掘乾陵时，出现了极为反常的天象，狂风骤雨，电闪雷鸣，他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警告，所以就被吓跑了。

古人比较迷信，对很多自然现象的原理都不清楚，认为是鬼神在作祟，由此产生了许多盗墓规矩。例如“盗前烧香”，以求墓主原谅，还有“父子不盗同墓”等。千百年来，古代的盗墓贼一直恪守这些规矩，在盗墓的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的“职业操守”。不过，这些规矩后来却被一个人打破了，这个人名叫姚玉忠，他才称得上是盗墓的“祖师爷”，先后盗挖200座古墓，靠倒卖文物赚了5亿，行刑前为了争取活命机会，朝工作人员大呼：我知道秦陵入口，可仍旧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姚玉忠堪称近代盗墓第一人，他出身于一个盗墓世家，看风水和墓葬的本事都是父亲传给他的。在盗墓这个圈子里，他被人尊称为“祖师爷”、“关外第一高手”，只要他肯出手，就没有找不到的大墓。据说他还会看天象，能根据天上星斗的位置，在方圆百里内确定一块墓穴的位置，十分的神乎其技。

除了看天象、罗盘定位这些传统的盗墓手段之外，姚玉忠根据经验还发明了一些新式的盗墓工具，例如一种叫“扎子”的自制工具，据说这种工具的性能比盗墓第一神器洛阳铲还要好用。而且他并不迷信，善于利用科技来盗墓，例如金属探测仪、三维立体成像仪等都是他盗墓的必备工具。

虽然姚玉忠的盗墓技巧很高超，可是有句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后来他还是抓住并且判了死刑。在他长达30年的盗墓生涯中，虽然靠着盗墓挖掘到的文物赚取了天文数字的财富，可是对于文物保护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无数珍贵文物从此不知所踪，令文物保护工作者们心痛至极。他在审判时还对专家大放厥词，称没去秦陵很遗憾，后来被判死刑，又想用秦陵入口换取宽恕。

历史上像温韬、姚玉忠这样的聪明人其实很多，可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却没有用在正道上。以姚玉忠对古代墓葬和文物的了解，如果他把本事用在考古工作上，肯定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考古专家。可他却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造成了大量文物的流失和损坏，他的所作所为正应了那句古话：卿本佳人，奈何为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