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柳亚子与鲁迅的交往，鲜为人知。鲁迅曾参加过南社的分社“越社”，他的《自嘲》诗最早是赠送给柳亚子的，还赠送过一套《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图》。柳、鲁二人活着的交往不算多，可是鲁迅逝世后，柳亚子不断写诗悼念，甚至在他短短二百来字的遗嘱中要求埋葬在鲁迅墓侧，不愧为生死之交！

在二十世纪初叶，柳亚子作为南社的盟主，早已名闻文坛；鲁迅先生他反封建反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高举“五四”运动的大旗，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举世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领袖。柳亚子和鲁迅这两位文化巨子，会面之前就互相关注，神交已久，在正式握手前，有过一些简接的交往。

（中年时期的柳亚子）

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与同邑陈去病、金山高天梅三人发起成立了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10年，陈去病在浙江酝酿组织南社分社，因为“由南社分设于越，故以越名”，分社就取名“越社”（见鲁迅编订的《越社丛刊》第一集陈去病《越社序》），鲁迅先生由他的学生宋紫佩介绍加入了越社。越社初创，筹备出刊《越铎日报》，1911年12月，发出了鲁迅以周豫才署名的《出报传单》；创刊号上，鲁迅先生用“黄棘”为笔名发表了《〈越铎〉出世辞》，声明办报的宗旨是“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柳亚子得到心仪已久的鲁迅先生加入越社的消息，连忙请陈去病将《出报传单》与《〈越铎〉出世辞》寄来，拜读之后，更加确信，鲁迅先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鲁迅）

柳亚子与鲁迅首次会晤是在上海。1927年，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政变发生，他要求学校当局营救被捕学生未果，愤而辞职，来到上海定居。柳亚子在“四·一二”政变时，遭到蒋介石的通缉，脱离虎口后东渡日本，1928年4 月返回祖国，也定居在上海。鲁迅与柳亚子相见的介绍人是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当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正在北新书局出版，柳亚子的《曼殊全集》也在北新书局校印。柳亚子主动与年长自己六龄的鲁迅先生握手，他通过李小峰盛情邀请鲁迅先生聚餐。1928年8月19日，柳亚子偕夫人郑佩宜女儿无非、无垢在上海功德林素菜馆设宴，出席宴请的除鲁迅外，还有沈尹默、刘季平、李小峰诸人。

这一次订交，柳亚子与鲁迅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像。三十年代初期，南社旧友林庚白对鲁迅产生了误会，一次林去拜访鲁迅却没有见到，误以为鲁迅先生拿架子，隔日写了一首诗，隐含讽刺意味。柳亚子知道了，对老友林庚白的作法大不以为然，同林展开了讨论甚至争论，针对林庚白的那首诗，赋诗称颂鲁迅云：“垂老能游少年群，论才低首拜斯人。”（《磨剑室诗词集》第669 页《存殁口号五绝句，八月四日作》）在柳亚子的影响下，林庚白对鲁迅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后来他还参加了以鲁迅先生为名誉主席的远东反战大会。1931年，日本作家增田涉为翻译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前来访问鲁迅，鲁迅曾以柳亚子编订的《曼殊全集》作为礼品相赠。

1932年5月，第三国际牛兰夫妇在南京被捕入狱，宋庆龄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予以释放。柳亚子闻讯就偕同鲁迅、茅盾、田汉、郁达夫和丁玲等人联名通电，与宋庆龄作桴鼓之应。终于在7月17日，牛兰夫妇由宋庆龄保释就医，得到妥善解决。

柳亚子和鲁迅第二次会晤仍在上海。1932年10月5日，郁达夫夫妇在聚丰园宴请兄长郁华。当时郁华调任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分院刑庭庭长，郁华不仅谙于法律，而且喜好诗词擅画山水，与柳亚子同是南社旧侣，早就相熟。郁达夫和鲁迅是多年的老朋友，因此，郁达夫王映霞夫妇为兄长抵沪任职举行晚宴时，邀请了柳亚子郑佩宜夫妇、鲁迅许广平夫妇等作陪。

鲁迅赴宴时，郁达夫和他开玩笑说：“你这几天辛苦了吧？”鲁迅微笑着回答说：“我可以把昨天想到的两句联语回答你，这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席间宾主谈笑风生，郁达夫又跟鲁迅打趣说：“大先生，你的华盖运可以脱了吧！”话音刚落，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许广平。鲁迅哈哈大笑，说：“经你这么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散席时，郁达夫拿出一幅素绢，请各人题词留念。鲁迅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副联语。临别时，柳亚子请鲁迅赠送一幅墨宝，鲁迅颔首答应。

10月11日，鲁迅决定先把《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一册赠给柳亚子。木刻图共10幅，是德国青年木刻家梅斐尔德为俄国革拉特珂夫小说《士敏土》所作的插图，小说和木刻都富含革命内容。小说中国已有译本，而木刻却没有一起印制。1930年9月27日，鲁迅亲自书写了一篇序言，盛赞“工业的从寂灭中而复兴，由散漫而有组织，因组织而得恢复，自恢复而至盛大”，字里行间腾跃着革命的气息，此书由三闲书屋根据原版本影印，宣纸质地，印刷精美考究，数量仅250套，平时鲁迅不轻易送人。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此类艺术作品实在难得。鲁迅知道柳亚子肯定会喜欢的，因此亲笔在扉页上题写：

“呈 亚子先生 鲁迅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 上海”，还钤有一方朱文名章“鲁迅”。

果然，柳亚子接到以后，他深深地为木刻蕴含的革命性所激动，一直视若珍宝，珍藏在身边，直至逝世以后，他的女儿才将它捐赠给柳亚子纪念馆。

次日，即10月12日，鲁迅又泼墨挥毫为柳亚子手书了四尺对开七律一首，诗云：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诗后跋语云：“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此诗后来收入《集外集》，安上题目《自嘲》，将原句“旧帽”“破船”分别改作“破帽”和“漏船”。

1933年1月10日，鲁迅致函郁达夫，请达夫“乞于便中代请亚子先生为写一篇诗。”柳亚子闻讯，就书赠了1931年8 月所撰的《新文坛杂咏》中咏鲁迅的首绝，诗曰：

附热趋炎苦未休，能标叛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为汝谋？

此三年前寄怀鲁迅先生诗也，录请教正 一九三三年一月亚子 (下钤“柳亚子”白文印)

诗幅写成，柳亚子请郁达夫于1月19日亲自送到鲁迅住处。

柳、鲁次相聚之后，双方都对对方作出了友好而又恰如其份的评价。 1933年6月，柳亚子在《我对创作旧体诗和新诗的经验》一文中，推崇鲁迅的旧体诗，评价为“不可多得的瑰宝”。文章中特地抄录了鲁迅刊于《现代》杂志的七律《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称赞说：“郁怒清深，兼而有之。”鲁迅在与友人谈论文言与白话时，多次以赞扬的口吻说：柳亚子先生的旧体诗、文言文做得这么好，旧学根基这么深厚；但他仍然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相比之下，那般浅荡小子还谈什么文言，什么国粹！（见陈梦熊《柳亚子为〈诗学发凡〉书写的题签和代序》《南社研究》第一辑124页）

1936年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提倡尊孔读经，柳亚子先生认为，国难当头不该提倡读什么经，同年6月15日，柳亚子与一些文化团体及知名人士， 针对甚嚣尘上的复古逆流，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相信救国不必读经，读经和救国没有关系。”“复古运动发展的结果，将是一服毒药。”稍后，中国新文字研究会主持创造了一种上海话拉丁化的新文字方案。柳亚子、鲁迅和蔡元培等六百余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同复古逆流相对抗，要求大家一起研究推广，以便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柳亚子多次撰诗写文提到鲁迅，赞美鲁迅，特别是他读了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论鲁迅》的演说后，非常赞同，“鲁迅先生今圣人，毛公赞语定千秋。”（柳亚子《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论定延京尊后圣，毛郎一语奠群哗。”（柳亚子《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祭》）

柳亚子与鲁迅活着时的交往并不算多，但是他对鲁迅的敬仰却非同寻常。

1950年10月24日凌晨四时，柳亚子乘火车由南京返回上海，途中负责安全保卫的华东局高署长前来报告说，有行迹可疑之人暗中窥视。柳亚子先生当即碾墨起笔，在火车上写下了遗嘱。好在遗嘱不长，录如下：

我此次自宁返沪，据华东局高署长报告，途中有人窥伺。自问衰朽，蒋匪帮不应重视；或者彼为反噬之计，图破坏民主党派合作，且将血口喷人，混淆海内外视听耳！为此声明，柳亚子不论在何时何地，有何意外，决为蒋匪帮毒手。我死以后立刻将此嘱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为要！！！

　　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地点能在鲁迅先生附近，最佳，我生平极服膺鲁迅先生也。）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一九五０年十月二十四日晨四时柳亚子遗嘱。

下一行左下方有“柳亚子”和“羿楼”二枚印章。

人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亦善”。想古代曹操一代枭雄，叱咤风云，临终之前留下遗言，大半是分香卖履眷妻恋子的儿女情长。看看，柳亚子先生这份遗嘱，真可谓掷地有声哪！廖廖二百来字，短短两个段落。第一段，表明自己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信仰，誓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坚决对抗到底的决心，认定窥视者不怀好意，他们搞暗杀，矛头并不是冲他个人而来，目的是为破坏民主党派的合作。第二段谈到身后事，反对迷信浪费，要求火葬，立墓碑“诗人柳亚子”，那是他对自身的评价。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丝毫伤感，也没有似水柔情，个性倔强，旗帜鲜明。

可就在这极短的遗嘱中，特意加了一个括号，写到了要埋葬在鲁迅先生附近，而且明确宣称自己对这位文坛旗手“极服膺”。真诚，难得，真乃石破天惊之语！两位文坛巨匠，为世人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柳、鲁之交，即使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是至少也是凤毛麟角的。

（文中鲁迅赠予柳亚子诗手迹、木刻本及签名、柳亚子遗嘱手迹等照片均为苏州市吴江区黎里古镇旅游公司李海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