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毛主席与周总理

前言

1975年1月，周恩来抱病从北京飞赴长沙，向毛主席请示工作。

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将拟定的人大代表名单交给毛主席，毛主席接过后却没有看，而是嘱咐周恩来：

“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钱学森、侯宝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钱学森是科学家，是两弹一星的功勋，而侯宝林是相声大师.毛主席何以将他们两位并列在一起，一同列入到人大代表的名单之中呢？

“侯宝林是个语言学家”

侯宝林是旧社会时代逐渐成长起来的相声艺术大师。

其实侯宝林也不是一开始就学说相声的，12岁时曾拜严泽甫学习京剧，曾因不堪忍受师傅、师兄的虐待而逃跑，1933年在西单商场唱戏时，毗邻相声艺人表演，侯宝林逐渐对相声产生兴趣，因而拜著名相声艺术大师常宝臣为生。

旧社会时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下，即便是能够说学逗唱引人发笑，收入也并不多，相对而言，侯宝林是幸运的，因为他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

图|侯宝林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携同党中央一起从西柏坡迁到了北平。

1949年4月初，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了相声《婚姻与迷信》，当时毛主席就在台下，听得津津有味。

毛主席以前听相声时，从来都不笑，而这一次却被逗得捧腹大笑。

“侯宝林是个语言学家。”

这个评价相当之不低了，因为在旧社会，相声艺人的地位普遍不高，毛主席这一句话，就将相声艺人无形之中拔高了不少。

早在40年代时，侯宝林在相声艺术圈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大师，因此在1949年7月2日，侯宝林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国内形势的讲话。

图|侯宝林与搭档表演时

侯宝林后来曾在他的文章中感慨毛主席对自己的影响：

“我是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才懂得了文艺要发扬‘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的。”

后来毛主席搬到了中南海居住以后，也时常邀请侯宝林前来表演。

虽然马三立、马季、刘宝瑞等相声名家都曾被邀请到中南海表演，可侯宝林却是被邀请次数最多的一位。

在诸多相声名家中，毛主席给人一种感觉，他更欣赏侯宝林。

相声的创作，不单单是讲个笑话逗人笑就可以，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侯宝林虽然幼年时没有经过很好的教育，可在语言上确实有着难得的天赋，否则也不会被毛主席称之为是语言学家了。

图|侯宝林与同行在一起

新中国建立以后，侯宝林也创作了很多契合时代背景的相声段子。他在一篇回忆周总理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0年，侯宝林受邀到中南海怀仁堂表演相声，当天相声段子里，侯宝林用了一句出自《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面的话作为“垫话”（旧时指说相声时的开场白）。

“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可是使用语言是有阶级性的”

当侯宝林说到这一句的时候，台下周总理高兴地笑了笑，拍了拍朱老总，又拍了拍毛主席。侯宝林虽然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什么话，可也大概明白，毛主席的意思是“连艺人也学马克思主义了”。

可是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侯宝林其实还是懂一点外语的。

早在1946年，侯宝林就聘请英文打字员教自己学英语，还把英语编进段子里，或许系统的对话相对困难，但是听懂是不大困难的。

图|郭启儒老先生

侯宝林记得，有一次在中南海表演结束以后，受邀一起去和中央首长观看卓别林的电影《杀人喜剧》（又叫《凡尔杜先生》）。当时看的国外电影都是原声的，没有翻译字幕。

在台下，王光美在一边不停地为刘少奇翻译，值得一提的是王光美是个天津人，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还获得了硕士学位，1946年原本计划到美国留学的她，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邀请，到北平军调处担任中共代表的首席翻译。

影片播放时，银幕上出现了一瓶药剂，药剂上写了一串英文“CHLOROFORM”，王光美自然知道是“氯仿”，随后又自言自语的一句：“CHLOROFORM是干什么用的呢？”

旁边坐着的侯宝林小声回答道：“是一种麻醉剂。”

听到侯宝林的回答，王光美吃惊不小，她连忙问道：“您懂英语？”

“不。”侯宝林谦虚地摇了摇头：“我只是看过剧本。”

由此可见，侯宝林虽然没有接受过最高等的教育，可在学识上并不比一般的大学生要低，这次谈话也让王光美对侯宝林刮目相看，两家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图|侯宝林与郭启儒先生表演时

1981年1月，王光美将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永恒的纪念》，托人送到侯宝林的住处，标题的上方有王光美亲笔写的：“宝林同志指正。王光美1981年1月28日”

这份报纸侯宝林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朝鲜战场上的相声大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干预，战线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不仅如此，美国还派飞机轰炸安东，为了保卫祖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作战。

1951年1月，中央决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劳动模范、各界知名人士和文艺工作者组成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

中宣部副部长廖承志亲任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提出，因朝鲜战场上环境有限，不可能拉开架子表演大戏，相比之下相声、评书、快板这种短小精干的表演形式，适宜于演出的同时，还能缓解战士们紧张的情绪，因此应该在慰问团中多加入一些曲艺工作者。

图|侯宝林在朝鲜为志愿军战士讲笑话

当时参加赴朝慰问团演出，虽然各地都有名额，但是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可当时在北京的曲艺工作者，后来几乎都报了名，就连当时没有分配名额的天津，常宝堃也都写了申请书，积极要求参加慰问团演出。

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于1950年3月16日组建，全员一共86人，其中包括侯宝林、常宝堃这样的相声大师。到朝鲜以后，曲艺服务大队共分为四个中队赶赴朝鲜各地演出，其中侯宝林被分在一中队，是一中队负责表演的代表性人物。

侯宝林的搭档郭启儒，当时一同跟随赴朝鲜表演，因为年龄较大的关系，郭启儒很难跟得上行军的部队，于是很多时候，都是侯宝林一个人说单口相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找队友帮忙，在战场这样的环境下，侯宝林也创作了不少相声的新段子，如《杜鲁门画像》、《狗腿子李承晚》等。

参加赴朝慰问团演出，是要承担风险的，尤其是在战场的环境下，侯宝林的印象很清楚，他们慰问团乘车到东北后，才刚到丹东，惨烈的景象就映入眼帘：

“一过丹东就看到一片废墟，很难找到一座整房子，凡是他们路过的大城市都这样。其中一个地形很像青岛的城市给侯宝林留下很深印象，房子依山而建，原来一定很美，不过当时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

而跨过鸭绿江以后，除了时不时响起的枪炮声外，慰问团还要面临美军飞机的轰炸，由于当时志愿军并没有指控权，因此美军的飞机经常如入无人之境，肆意倾泻枪炮子弹，同为慰问团成员、杂技演员金业勤劳回忆：

图|侯宝林给志愿军战士表演

慰问团一般都住在山沟里的农村里，可敌机连山沟也不放过。

“经常来扫射，一梭子机关炮打出来能看到一颗一颗的小亮点。子弹头像小手指那么大。”

一开始也有不少人担心，这些曲艺工作者到了真实的战场环境下不能适应，不服从管理，慰问团副团长陈沂临走之前，有人就曾怪声怪气的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十个杂耍”。

不过到了朝鲜战场以后，这些曲艺工作者所表现出的吃苦耐劳、视死如归的乞丐，却也令他们折服。

这些曲艺工作者，他们临走之前，每人都被分配了一件沉重的行李，行李里面是棉衣棉裤、大衣雨衣，而他们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照顾到一些演出用的道具和乐器，可这些曲艺大师并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而且他们很快适应了朝鲜战场的环境。

图|毛主席接见文艺工作者

侯宝林就曾回忆起初入朝鲜和后来习惯以后的对比。

初入朝鲜时，他们“我们这些没见过战场的人，一听见大炮响了、枪响了、飞机扔炸弹了就那么害怕”。
后来习惯以后“过了几天，演员们也都适应了战场的节奏。甚至敌机上的机关炮“哒哒哒”从头顶扫射过去，他们在屋里也照睡不误”。

“不是说我大胆，而是麻木了吧。”

这些曲艺大师到朝鲜战场上，是随时准备好，要“马革裹尸还”的。

1951年4月下旬，慰问活动接近尾声后，侯宝林也跟随慰问团回国，路上他听到了最不想听到的“噩耗”。

一次在宿营地，侯宝林和曲剧演员顾荣甫偶然听到一位志愿军战士谈论：“你们有一个相声演员牺牲了。”

两人听了，心里同时一惊，顾荣甫连忙问了一句：“谁啊？”

“是侯宝林。”战士们回答道。

“嗯？”顾荣甫有些奇怪，他回头看了一眼，当时侯宝林就坐在他身边，所以不可能是他。

“不能够啊。”

志愿军战士大概也意识到是自己弄错了，弄清楚以后，志愿军战士告诉他们：“是小蘑菇。”

图|常宝堃与常宝霆

小蘑菇是常宝堃的艺名，大约也是因为侯宝林、常宝堃都是齐名的相声大师，战士们才搞混了。

让人难过的是，常宝堃在朝鲜战场上，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原本到了4月下旬慰问结束后，也要跟着启程回国。4月23日这一天，常宝堃到搭档赵佩茹房间说话，结果敌机来袭，常宝堃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9岁。

一同牺牲的还有单弦大师程树棠，当时他正准备鲁迅先生的《祝福》改成单弦作品，才改了一段，就牺牲在战场上，让人不由得扼腕叹息。

侯宝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脑子里“嗡”地一声，仿佛响了一个霹雳，虽然大家在出发之前，都已经想过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但真正意外来临时，一切都是那么得猝不及防。

常宝堃牺牲的消息传回国内，天津市于1951年5月15日-17日，连续举行了三天公祭。

马三立主动向天津文艺工会请缨，要求赴朝鲜演出，一贯以幽默面容出现在台上的他，此时却是少有的严肃认真，马三立在朝鲜一连演出了几个月，超过150场。

图|马三立老先生

侯宝林从朝鲜战场回来以后。1951年5月，侯宝林又跟随慰问团西北分团，赶赴西北五省慰问演出，并宣传志愿军的英雄事迹。

这些相声艺术大师的爱国情怀，令人可敬可佩。

德高望重的相声大师

1951年10月，侯宝林任全国政协列席委员，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还担任了北京市人大代表。

侯宝林一生创作了很多的相声作品，尤其是和搭档郭启儒在一起。

毛主席当年邀请侯宝林到中南海演出，也经常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并且还常常带头鼓掌：

“侯先生，再来一个。”

很快旧段子就都说完了，为了不让毛主席听重复的段子，侯宝林也不得不费些功夫，创作一些新的段子。

图|侯宝林先生和郭全宝先生表演新相声

不过相声的创作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当年收集资料本身不太容易，为了写出新鲜有趣的段子，侯宝林翻阅了大量的古书籍。

侯宝林先生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叫《关公战秦琼》，最受毛主席的喜爱（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公战秦琼》并非是侯宝林的独创，而是改编者，这里不做过多考证）。

有一次演出，毛主席听了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关公战秦琼》后，觉得寓意十分深刻，当场要求两人再说一遍，在相声演出史上，有说得好的情况下，要求再来一个，而要求再说一次的，也唯独只有毛主席这么干过。

侯宝林的相声，多数都是介于真实和虚假之间，说真不真说假不假，有时候故事虽然是虚构，可其中的一些名目却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这和侯宝林阅读的大量古书有很大的关系。

有一次侯宝林编了一个段子，讽刺胸无点墨的人偏要附庸风雅，当场编了一首“歪诗”：

“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听着这首前言不搭后语的“歪诗”，毛主席笑得前俯后仰，直不起腰来。

毛主席晚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却还记得侯宝林。

图|毛主席

1975年，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好久没有见到侯宝林了。”

当周恩来把出席四届人大的名单送到他面前的时候，毛主席只提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钱学森，而另外一个就是侯宝林。

毛主席嘱咐：“要把他们补入名单里。”

出席人大代表会之前，侯宝林还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毛主席录制相声段子。

由于已经十年没有说相声，侯宝林从箱子里取出大褂时，只见大褂上满是虫子眼儿，侯宝林没办法就穿着这件虫子眼儿大褂，给毛主席录制了相声。

侯宝林这时已经年过花甲，因为担心忘词，录制当天，他要求工作人员将台词放大写在纸上，挂在摄像机前面。

除了毛主席外，最合格听众的还是要属周总理，对侯宝林在台上说的每一句词，周总理都要仔细地品味，听得认真的时候，手上还要比划，恰如相声演员在台上捧哏逗哏时候的动作。

侯宝林永远都记得，周总理曾经对他的勉励：“宝林同志，放手一点嘛，写一点东西嘛。”

图|侯宝林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去世，侯宝林在大庆油田工作时，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要他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接到通知以后，侯宝林强忍悲痛连夜乘火车赶往北京。

相声艺术家，在对待生活上，总有一种乐观的天性在里面，他们幽默风趣的表现，不仅能感染别人，也帮助他们渡过了无数的难关。

在长达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侯宝林将相声发展成为一种极致的艺术，令看的人笑中带泪，感同身受，而侯宝林先生的家国情怀，也同样令我们动容，虽然老人家已经故去多年，可他的精神却始终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