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一种兼具效率与稳定的君臣关系,是古代政治生态下的难题。
在儒家理念中,这种关系应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下对上忠与孝、上对下仁与爱;
在先秦法家看来,君臣之间就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帝王既要最大化榨取大臣的价值,又得对其提防、戒备。
而在封建政治现实中,君臣关系也因此呈现出矛盾性:在形势需要时,两者之间是鱼与水、是水与舟;但在大多数时候,则是功高震主、是伴君如伴虎。
物以稀为贵,所以刘备、诸葛亮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成就,千百年来被视为君臣关系的佳话。但在历史上,其实还有更加成功的案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苻坚与王猛。
苻坚机明好断,纳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锐于进取。观其君臣相得,自谓千载一时。
在五胡十六国那个空前乱世,苻坚与王猛——这两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君臣,却以肝胆相照的配合,打造了千年一见的模范君臣关系。
但这种理想状态却是极难复制的,它既需要天时,更依赖当事人卓越的品格与智慧。
自西晋末年爆发永嘉之乱、司马氏协同门阀世家衣冠南渡后,中原就沦为了纯粹弱肉强食的世界,各族枭雄陆续崛起,先后诞生了匈奴的汉赵、羯族的后赵这两个接近统一北方的政权。
但他们能够依仗武力威风一时,但在制度、文化层面并没有整合资源、消除矛盾的实力,反而纷纷陷入了内讧、暴政的怪圈,前仆后继地迅速崩溃。
到了公元351年,后赵分崩离析后,北方再次陷入了各方混战的局面;而在南方,偏安一隅的东晋朝廷,则一边上演世家、权臣乱斗,一边策划着别扭的北伐大计。
所谓乱世出英豪,这种乱局却也让那些胸怀大志的有识之士越发地雄心万丈,立志成就一番伟业,尤其是那些原本在司马氏政权体系下难有出头之日的寒门才俊,比如王猛。
王猛/王景略,自幼家贫,也像刘备那样从事过贩卖竹编器具的营生。但落魄的出身,挡不住他过人的气魄与学识,史书称其“瑰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可以理解为外形高大帅气、知识渊博、气度宽广、胸有大志,在兵法方面尤其有造诣。
这样的人才,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不愁没有市场,后赵大臣徐统就曾对其一见称奇,试图将之召为功曹。但王猛并没有接招,反而“遁而不应”,隐居在华阴山。
王猛此举,并不是要自抬身价。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政治家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不能仅仅依赖个人的才能,更要看平台的选择。平台选得好,将会如鱼得水;反之,极有可能沦为炮灰。
这一点,从他与一代枭雄桓温的会面就可见一斑。
公元354年,趁着中原混乱,东晋名将桓温大举北伐,并势如破竹般逼近长安,氐族符氏的前秦政权形势告急。
这是西晋灭亡数十年来,司马氏皇家军队首次回到关中,一时间,众多父老纷纷赶到军营看热闹、犒劳军队;原本隐居的王猛也主动赶来拜会桓温,随后呈现了一幕让人津津乐道的场景:
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
面对眼前这位威震天下的一代名将,衣着寒酸的王猛坦然自若、侃侃而谈,甚至一边指点江山、一边抓着身上的虱子。
桓温何等人物,很快看出这是位奇人,俩人相谈甚欢;随后王猛一针见血,他指出晋军占尽优势却按兵不动、一定是主帅心迹不明,这让抱着养寇自重心思的桓温发自肺腑地感叹:江南哪有王猛这等杰出人物?
后来晋军势头受阻、不得不南撤时,桓温许以高官厚爵、诚恳地邀请王猛南下大展拳脚。但鉴于东晋朝廷向来被世家大族盘踞,且野心勃勃的桓温也并非值得效力之人,王猛思虑再三、请教了老师的意见后,最终谢绝了桓温、继续隐居以待时机。
参考当初诸葛亮出山的场景,我们可以这样猜测王猛对服务对象的选择条件:
第一,对方君主仅仅求贤若渴还不够,必须得雄才大略、具备成长空间;
第二,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个君主得与自己的理念吻合、抱负相近;
第三,对方要给予自己足够的信任,让自己大展拳脚
很显然,无论是之前的后赵,还是如今的东晋、桓温,都与上述标准格格不入。
直到遇见氐族贵族苻坚,王猛所希望的君主终于出现了。
当初后赵崩盘后,氐族首领苻健占据关中,随后与百姓约法三章、施行仁政,得到了关陇百姓的拥护。公元354年,苻健以坚壁清野之策击退桓温,但在下一年就因病去世;随后,他的继承人苻生继位,因性格残暴、杀人如麻,很快让草创的前秦政权面临重重危机。
在这种局面下,苻健的侄子苻坚忧虑重重,为了寻求救国之计,他四处寻觅人才,王猛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他的视野。
这位少数民族精英,正是王猛所期待的服务对象。
首先,氐族虽是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但他们的汉化程度冠绝诸“胡”。他们生活的地区相当于今甘肃东南、山西西南、四川西北,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很早就和汉人杂居,“俗能织布,善田种,蓄养豕牛马驴骡”;他们虽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但“多知中国语”,社会结构、文化与汉族大同小异。这就是前秦能迅速在关陇地区站稳脚跟的独特优势。
其次,苻坚本人则是氐人中最优秀的人才。他自小就接受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对于儒家经典如数家珍,史载他巡视太学的时候与众多大儒讨论五经,知识之渊博、内涵之深刻,让对方难以接话。
这种文化上的共鸣、知识上的一致,让苻坚、王猛二人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史书记载,当苻坚邀请王猛出山后,俩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几乎所有的观点都出奇地一致,大有诸葛亮遇到刘备之感。于是,王猛终于决心进入仕途,从此便留在苻坚身边,为其出谋划策。
到了公元357年,做好周密策划的苻坚发动宫廷政变,杀死苻生、自立为大秦天王,王猛便以中书侍郎之职参与军国机密大事。
事实证明,王猛的判断很准确,苻坚确实是一位值得效力的君主:
首先,他孜孜推广儒家文化,兴修学校、鼓励士子学习,并且大力表彰精通儒学、才德双全的官员,为提高前秦统治阶层的汉文化水平做出了极大贡献;
其次,在那个弱肉强食、大多领袖注重维护小圈子利益的时代,苻坚却以雄伟的气魄、宽阔的胸怀、坚定的决心,彻底推行民族和睦政策,他明确提出“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对于违背这一政策的氐族大员,他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惩戒;
其三,苻坚心怀大志,以结束战乱、统一天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至于时常感叹:“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
最为难得的是,身为氐族君主,苻坚却给予了身为汉人的王猛以史上罕见的信任与重托。当时的王猛年仅36岁,却曾在短短一年中接连升了五次官,让一众权贵瞠目结舌,这自然引起了一众既得利益者的不满。
比如有位名叫樊世的氐人贵族,曾为前秦的建立贡献了汗马功劳,对于王猛这种“摘桃子”的行径,他一度非常不忿,甚至当众对其进行羞辱。苻坚听说后暴怒,为此刻意在朝廷上与王猛唱了一出双簧,故意“寻衅滋事”、找了个罪名把樊世斩首;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也都尝试在苻坚身前诋毁王猛,结果被干脆利落地发配、免官。
经过这几次的杀鸡儆猴之后,前秦朝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所有的官员都对王猛极为惧怕,让其得以毫无顾忌地大展拳脚。
在其职场巅峰时期,王猛曾经一度身兼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六大要职;而在十六国时期,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基本都是皇亲国戚,苻坚这等于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了王猛。
士为知己者死,成为前秦政权实际操盘手的王猛,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心血倾注在了为苻坚服务上。
在执政期间,他对内整顿吏治、任人以才,流放、罢免尸位素餐之人,拔举、举荐被压抑的人才,一扫魏晋以来以出身任用官员的弊政;
同时,他主持了前秦政权的系统化制度建设,史称修兵革、劝农桑、崇儒学、兴教化,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所有领域建章立制,让前秦帝国由里到外焕然一新,实现了国富民强、安居乐业。
对外,王猛亲自协调指挥,凭借强盛的国力、优秀的制度,前秦军队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先后灭掉前燕、前凉、代国(有些发生于王猛去世后),建立起了西晋灭亡以来首个彻底统一北方的强大帝国。
史书中记载,巅峰时期的前秦政治和谐、朝野富足、人民安乐,当时的百姓之中曾传唱这样一首歌谣:“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
就像作家柏杨称赞的那样:“王猛是中国成功的伟大政治家之一,在他之前有诸葛亮,在他之后有王安石,诸葛亮欠缺军事上的成就,王安石欠缺坚强的支持力量,所以王猛得以独展长才,把一团乱糟糟的流氓地痞、土豪恶霸,硬是凝结成金钢;不但国泰,而且民安。距今虽已一千余年,但仍使我们对于那个辉煌的时代,怦然心动。”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过度的劳累让王猛积劳成疾,在年仅51岁时因病去世。临终前,他仍对前秦的事业忧心忡忡,叮嘱苻坚对内扫除野心勃勃的鲜卑、西羌势力,对外不可轻易发起对东晋的战争。
然而,长期的顺利局面让苻坚失去了对形势的正确判断,热衷于结束分裂、创造大一统伟业的他,于公元383年发起了对东晋的全面战争,最终在淝水之战中迎来了惨败;在王猛时期被压制的内忧全面爆发,强盛一时的前秦分崩离析、中原再度混乱不堪,让人扼腕叹息。
但即使如此,就像刘备与诸葛亮一样,苻坚与王猛的精妙组合,让我们在残酷的封建政治中看到了一丝亮色。以诚相待、各司其职,这也许是最理想的上下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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