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0年代出生于广东湛江，祖籍四川广元，从小对艺术感兴趣，工作后考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脱产学习了一些油画专业知识。

70年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89202部队服兵役。1979年至2015年，一直供职于中国核工业系统，副编审职称。

60年代，国家在小学阶段设置毛笔字课程，我上四年级每周有两节小字课，五六年级每周有两节大字课。我在那时除了我大哥早于我练习毛笔字而对我有影响和启蒙外，小学的毛笔字课程让我真正喜欢上用毛笔字写字，并产生了爱好，从而确立了写好毛笔字的初心。后来的人生旅途中，不论我学什么专业，从事何种工作，我都没有放弃这一爱好，并成为我一以贯之、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坚持。

60年代，在我家那小地方新华书店里，只能看到颜真卿的《多宝塔》和《勤礼碑》、柳公权的《神策军碑》和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碑》。正因为碑帖的匮乏和单调，使我在循环往复的临摹和练习中，比较扎实地筑牢了正楷的基础。

70年代，我在秦巴山脉的大山沟里当兵。通过部队出版物看到大多是毛泽东诗词和书体、郭沫若先生的字。他们别开生面的书写方法和表现形式，使我在学习他们的字体中，慢慢摆脱了“颜柳病”的工凿呆板，继而对行书和草书有了新的认识。对毛笔书写的提按使转、顿挫迟速、浓淡虚实，乃至书体的字法、墨法和章法，这些“书法”元素的构成，有了进一步的感悟。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因为宣传工作的运用和业余时间的习练，我由楷书转向行草书的流变，也产生了锋发韵流、妙参造化的效果，跃上了一个台阶。

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勃兴，历代名家、名碑、名帖不断被发掘和出版。随着故宫及各大博物馆的开放，大量未见未闻的经典书法真迹公诸于世。与此同时，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过程中，境外博物馆掠夺和收藏的书法瑰宝也得以重见天日，让我和广大书法爱好者大开眼界、廓然洞豁。每当游历于这浩如烟海的珍宝之中，自由地选择自己倾心的临池之作，真可谓“爱山登万仞，乐水泛千舟”！

得益于这个高科技传播的时代，让我们比前人有优越得多的学习讯息，有比前人更为考究阔绰的物质条件。我倍加珍惜大好条件和时光，心无旁骛，泛舟瀚海。举凡甲骨文、大小篆、隶书和魏、颜、柳、欧、楷，羲、献、苏、赵、行，章草、小草、大草和狂草，各种名家名碑名帖，我都一一心摹手追，其乐无穷。勒秦篆的游丝铁线，摹汉隶的古拙刚健，追晋人行草的飘逸潇洒，握唐楷的正大法度，法宋人行楷的直抒胸臆，观元明清名家名流的个性风尚。学源于思，积贤为道，取法乎上，至诚如神。

几十年来，我选购了大量的碑帖，打印了很多未曾出版而发表于网络上的稀见书法作品，得之习之，锲而不舍。因而不计寒暑，不问节假，自甘寂寞，享受着孤独，把可得的时间，倾情投入，尽献不吝。我视中国文字为“金银”，把书法看作是超象物外，能移人情的“圣灵”。故为之癫狂，而如痴如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我以为，光会写字或写得好字，并非是书法，更不是艺术。点画结字有高山坠石之势，锋颖毕呈之精，形质有神采，行气有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章法计白当黑之谋篇布局，气息格调的雅俗高低，都与人的学问和修养密不可分。所谓“功夫在诗外”“外师造化”，意指要多用功于读书学习上，阅读《四书》《五经》，品鉴古典名著名篇，吟诵唐诗宋词。还要弄懂一些民风民俗。书画当随时代，还应关心时事，结合现实社会语境，表现当代精神风貌。“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修养的高层次，只有具备这样的气度，方能从单纯写字匠人的囹圄中走出来，驾驭学养高、悟天机的好作品。“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草如蒿”，宋代书家黄庭坚说，学书须胸中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

我写书法，纯属个人爱好。从未为此立志向、定目标，也未加入任何艺术团体和机构。“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的我，习练书法始于方正，终其变化，一意于书法的气质和品味。几十年来，纵任天性，不求闻达，“只管攀登不问高。”在此过程中自得其趣、其意、其乐！

读初小时，严老师在我的作业上批语：“字迹潦草，鬼画桃符！”严老师说的“鬼画桃符”，让我永生难忘，感恩不尽。一生只为写好字，一生只做一件事，足矣！(作者：李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