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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晚上,听完野孩子乐队现场演唱的《啊,朋友再见》,我在西宁的露天广场看完了范俭导演的《两个星球》。

被乐队吸引而来的人海散去之后,还是有很多人留下来观看影片,范俭导演第二天发微博说:“川川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啼哭响彻广场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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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俭导演微博

那天晚上同场的还有谢飞导演带来的“老年观影团”,十几位第四代导演一同亮相,是专门来观看“年轻人的作品”。

我与这些令人敬重的老艺术家们相隔一排,观影过程中,年轻人还会刷一刷微信,他们却注意力集中,鲜有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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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星球》类似于此次同样入围西宁FIRST影展主竞赛单元的《孤注》,虽然题材和处理方式并不相同,却都在探讨“痛苦的余震”,是关于人生重创和缺憾如何一再繁衍,不断侵蚀无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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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范俭导演的视角以及对素材的择选仍保持其一贯的风格,没有太大攻击性,更多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从中提取能精准概括人物境况的妙笔。

导演与摄影师薛明经常各持一个机位,拍不同的东西,这些素材更具临场性,几乎就是他们当下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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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除了用不同画幅区分来自不同年代的信息,有关汶川大地震的沉重记忆更多还是通过受访者口述。

导演似乎没有想探究那一日或是那一刹那的真相,镜头所记录的大都是受访者对回忆的修饰和想象,因为那些被他们死死抓住不放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噩梦。

有的妈妈一直想象着孩子在废墟中想她的样子,这是他们的叙事,是他们为“继续生活”写下的剧本,而“不原谅自己”就是填补空洞的最为直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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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没人知道汶川大地震那天究竟下了多大的雨,但老人却在雷雨天忆起那无法承受的一日,“只有那天才下过这么大的雨,娃儿们的手一甩一甩,脚一甩一甩,从操场里挖出来。”

正如《摇摇晃晃的人间》里将鱼开膛破肚的余秀华,这一幕意味着诗人身份和真实生活的融洽共存。

在《两个星球》里也有很多类似场景,父母给小川川翻着家庭相册,里面有很多过世姐姐的童年照,还不太懂事的小孩子挣扎着去熟识一个陌生人,混淆了姐姐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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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如若尝试拆解“两个星球”的含义,第一解答自然是阴阳两相隔。在影片后段,月食之夜,孩子看到了两个月亮,兴奋地说一个是月球一个是火球,人眼是看见了,但手机拍不到,手机里的影像始终是一个微微颤颤的圆饼状光点。

影片也把像“一万米或十五分钟”这样的度量单位剪到一起,是父母在告诉孩子生活的“常识”,一种定位生活的方式,其实两个星球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星球之间的距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那不可破除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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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若说在大地震中去世的孩子是在一个星球,新生的或是幸免的孩子在另一个星球,那么他们的父母就在这个距离中徘徊,将两个星球的能量交换,把痛苦执拗地遗留给下一代。

正如大人口中的时间经常用来度量痛苦,“地震那天,这个时间,人都死了一个。”而这都是孩子们很难理解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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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某种程度上,《两个星球》是基于汶川大地震的灾难题材建立了很多个哲学维度。片中父母理解生命的逻辑是依靠“自然灾害+计划生育”的组合体,并借用“因果关系”催生了具备中国特色的结论,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衡量孩子的生命价值。

老来得子的祝大哥如此看待儿子小川川的生命,他需要感谢自己未曾谋面的姐姐,因为如果姐姐还活着,就不可能有他,那么他就是“姐姐用命换来的”,所以这个老父亲很难喜欢这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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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高姐一家曾有一双女儿,也是因为计划生育,养两个女儿会被罚款,当时他们留下了姐姐,送走了妹妹冉冉,直到姐姐在大地震中去世,才把冉冉接了回来。不过每年冉冉给姐姐烧纸时还要磕头,因为如果当时留下的妹妹,那么活下来的就是姐姐。

所以说除了汶川大地震这个沉重的介入点,《两个星球》延伸出的非常重要的一层,是亲子关系。祝大哥和高姐这两个家庭都非常典型,祝大哥在女儿去世后想要另一个女孩,结果得到了儿子,高姐则需要重新面对当初割舍掉的小女儿,这是“父与子/母与女”如何对抗日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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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每年祭奠时,镜头捕捉到了小孩子的无助和不情愿,他们并不觉得死亡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就像冉冉这个人物,她是对原生家庭心存怨恨的,但大人们都觉得她幸运,觉得她因为“活着”而对家庭有所亏欠,不过这些大人尚且有可供倾诉的小圈子,里面都是在大地震中失去子女的父母,孩子却是独自遭受边缘性待遇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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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两个星球》对这些孩子的关注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是所有人物中拥有“成长”的那一群,他们是流动的,心中的伤口会随着成长愈合一些,再被割开一些。

到了影片尾处,冉冉对用手机拍照的痴迷唐突地插入叙事,她拍蜘蛛、星光、晚霞、彩虹……一路走一路拍,旁若无人,这是她看见的世界,也是为自己打造的一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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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但这种处理方式被一些观众诟病,《两个星球》在前半段叙事节奏稳定,后半段则开始散文化,比如奔逃的瘦骨嶙峋的猫和飞机的轰鸣声,虽然让叙事更为诗意,却像是吹起的气球又瘪了下去。

在返场谈,导演说并不想让自己的纪录片看起来那么像纪录片,因为它可以有更多的呈现方式,而散文化或许就是导演面对严肃命题的“对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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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范俭导演提到他的下一部作品是关于“武汉”,同样面临着很大的灾难议题,但他认为应该从一个更深的层面去看灾难,但这很难做到,因为当你已经在现场便很难抽离,但他认为一个好的创作者,一定要学会退半步来观察,稍微跳脱开来,用更为抽离的方式去理解人类的某个关键节点,所以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不要叙事,不要太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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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另一面,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帮助扭转了一种“不得不”的境况,因为五年前和五年后的宽容度都不太一样,范俭导演认为“总的来说还是不宽容”。

五年前,范俭的《吾土》还得以在FIRST展映,今年试图在北京放映,却困难重重,虽然是意料之内,但如果说这种创作环境没有对作者的“犀利视角”产生任何影响,也不太可能。

范俭导演说,现在会把批判的东西藏到里面,而且要藏好几处,都在不经意的地方,需要观众再回看两遍,而不是批判他的“缺乏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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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土》海报

《两个星球》不仅关于失去,也是关于如何继续,与母亲疏远的小女儿最后伏在母亲的怀中,她的母亲为了供女儿读书,至今还在打工赚钱,因为她的年龄已经大了,以后无法再照顾女儿的生活。

而祝家的小儿子年纪小小就外出买菜,等他成年,父母都要六七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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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球》剧照

生命是拥有力量的,《两个星球》在片尾给了观众积极的想象,把玩着手电筒的川川让摄影机记录下了如心脏跳动般的频闪的光,新一代对苦痛的吞服如此不适,恰恰说明他们没有被伤痛的历史打垮,他们在观察生命的迹象,是看向生命的人,或许两代人就是如此融合的,他们在各自的星球遥遥相望。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