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提到,英国在鸦片战争前曾派出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访华,主要是希望能够建立外交关系并增加通商口岸,但在访华的过程中实际上也会对沿途的经济、兵力、政治、风土人情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说这些使团某种程度上也充当着间谍的角色。比如担任马嘎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12岁即掌握了6国语言,之后靠着会中文的优势于1810年翻译并出版了《大清律例》。在阿美士德访华期间,作为副使的小斯当东再次访华,并且坚决不同意阿美士德对嘉庆帝行三叩九拜大礼。1840年4月7日,凭借着对中国的了解在英国下议院召开会议决定是否对中国开战时,小斯当东坚决支持动武并发表演说劝说议员们同意开战。

英国为挽回鸦片商人的损失决定对华开战。

不过英国想要凭借这些资料就发动对华战争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鸦片战争开始前的1830年到1835年左右进行了密集的情报收集工作,其中最著名的2个英国间谍是胡夏米和郭士立。胡夏米原名休·汉密尔顿·林赛,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创始人休·普里姆罗斯·林赛的儿子,出生于1802年8月12日,1820年前往广州担任英国商船的货运经理,1830年升任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秘书。1832年2月到8月,胡夏米与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以商业考察为名,搭乘“阿美士德勋爵”号护卫舰对南澳、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海岸线、炮台、港口进行了详细考察,并且强行进入宁波港,甚至还进入上海军营参观了一圈。随后胡夏米得出结论:即便是上千艘中国舰艇也抵挡不住1艘英国舰艇的进攻。1835年,胡夏米向英国外相巴麦尊提供了针对中国的作战方案:仅需12艘军舰,2940名士兵,再加上合理的策略即可打赢对华战争。

跟胡夏米同行的郭士立是德国人,但却帮英国人做事,主要身份是传教士,同时也会为一些在华的英国商人、官员或探险家提供翻译服务。1803年7月8日,郭士立出生于普鲁士,原名为卡尔·古茨拉夫。1827年前往印度尼西亚,并且在这里跟着华侨学会了中文,取名郭士立并加入了南洋郭氏宗亲会。在完成对中国为期6个月的考察后,郭士立与胡夏米于1833年编写了《阿美士德号考察中国北方港口的报告》,他本人也编有《1831到1833年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此后他又成为了香港怡和洋行的翻译,继续帮助英国商人倾销鸦片。鸦片战争期间,郭士立担任英国远征舰队的首席情报官,英军占领定海和舟山期间曾短暂担任县长,为英国打赢战争出了不少力。而且郭士立还是是《南京条约》的起草人,可以说郭士立完整的参与了鸦片倾销、鸦片战争以及战后传教的工作,对整个鸦片战争起到了一定推进作用。

士立身着福建水手服,此人是鸦片战争推动者之一。

由于中国规定不能在广州之外传教,1844年郭士立在香港创办了1所传教士学校,专门在中国本土培养传教士,并希望他们能够将传教范围进行扩大。到1848年间共培养大约50名本土传教士,不过其中有一些学员是鸦片成瘾者,拿了郭士立给的钱却去做自己的事,传教工作也仅限于广州。尽管郭士立传教并不是很成功,但却拉开了外国传教士以“合法”身份在中国传教的历史。

至于上面提到的怡和洋行,成立于1832年7月1日,威廉·查顿是创始人之一。威廉·查顿1784年2月24日出生于英国,1802年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商船上担任医生。1817年离开英国东印度公司后开始自己组建商行,1832年与马地臣多人共同创办怡和洋行。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垄断权被打破,怡和洋行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向中国倾销的鸦片数量剧增。1840年虎门销烟时林则徐查禁鸦片使得查顿的生意严重受损,于是联合上百名英国商人写了一份对华开战的请愿书,同时将制定的1份对华作战的“查顿计划”交给了英国外相。“查顿计划”针对性地举出了政治、经济、策略、地图、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对华方案,可以说是胡夏米侵华方案的升级版,此后英国也恰恰是按照“查顿计划”发起鸦片战争,赔偿时的相关条款也基本是按照这一计划制定的。

和洋行创始人威廉·查顿,主动制定作战方案上交英国外相。

由此可见早在19世纪初,英国采用的商人、舰队、传教士的联合入侵的模式非常成熟,可以从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思想方面完成对一个国家的全面渗透,如此成熟的侵略手段对当时的中国来讲是防不胜防。英国打赢鸦片战争后,怡和洋行继续对中国近些鸦片倾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转型,开始办银行、修铁路、办工厂、设立房地产公司,时至今日怡和洋行依然是远东地区最大的英资公司,2018年营业额高达924亿美元,员工总人数46.9万余人。

洋行通过鸦片生意积攒财富,然后再开办工厂进行产品倾销,设立银行实施金融渗透。当时的满清政府财政匮乏,很多时候需要借款才能维持运营。著名的汇丰银行,就是由英国在香港的14家洋行1865年集资500万港币开设的,1866年开始清政府多次以海关关税作为抵押向汇丰银行借款,但利息通常都会非常高,比如左宗棠收复新疆就离不开胡雪岩的运作,而胡雪岩的背后则是汇丰银行。虽然这些借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发展,但本质上还是汇丰银行利用金融手段对中国进行吸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