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变法：两税变法、熙宁变法、一条鞭法，为何会失败？|变法|明王朝|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王朝

如果说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变法，相信大家能够侃侃而谈的会有很多，比如说，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申不害变法等，这些都是在古代历史上，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改革，只不过这些变法大多数都发生在先秦时代，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大一统的时候。

自从秦朝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之后，变法出现的次数就远远不如先秦时代了，与此同时，变法的成功率也在大大的降低，尤其是在唐朝之后的后半段帝国时代里，变法更是难上加难。

唐朝后期，唐德宗推行的两税法失败，王安石推行的熙宁变法失败，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是如此，虽然，这些变法都是站在为平民百姓考虑的基础上推行的，但它们实施的结果无一不让人大跌眼镜，都与曾经的规划南辕北辙。

“两税法”希望减轻赋税和徭役保护平民，可最终却是小民叫苦不迭，官员大发横财；“熙宁变法”也是希望能够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增加国库收入，甚至熙宁变法在某一个地点进行实验的时候还效果良好，但这依旧不能避免最终全面推行的时候陷入僵局。

一条鞭法也是这样，他将田赋力役合而为一，简化手续，明确任务，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成了巧立名目，税外加费，最终的局面只能是国家越改革，平民百姓的生活越糟糕。

这种情况在整个帝国时代，尤其是帝国时代的后半段里概莫能外，那么，这样的情况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一个个为平民百姓的发展做考量的变法，却自始至终未能成功呢？

我们本篇文章就来重点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这些变法的接连失败，展现出来的是帝国发展上怎样的漏洞？

其实从大方面来讲，这些变法的失败，都说明帝国已经病入膏肓，说明王朝已经走投无路，想象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变法？一个发展良好的时代需要进行改革吗？大概是不需要的，就像道家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盛世根本不需要治理，为什么需要治理？

就是因为时代已经出现了问题，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潮流，或者又无法保证某一个阶层的生存，所以，时代才会需要人来治理，政策才会需要人来制定，社会才会需要人来改革，从这个角度讲，正是因为王朝的走投无路才必须要杀出一条血路。

因此，王安石他们是正确的，只有变法改革，才能够让一滩死水的帝国重新焕发生机，重新增添新鲜的血液和动力，焕发王朝发展的第二春。

可问题在于当一个人病入膏肓的时候是不能够乱下猛药的，只能够慢慢温补，不能够动大手术，也就是说，只能采取保守疗法，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王安石他们又不能够是完全正确的，相比于王安石这些人，司马光这些保守派才是对的。

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来看，变法最终都只能够走向失败，因为在帝国时代里变法是一个实践问题，所有的变法都必须全面的铺展实行才能够避免纸上谈兵，可是，一旦变法全面铺开，就没有办法将主动权掌握在领导阶层手中了，他们必须将变法的每一种措施和实施的权利下发到地方官员的手中。

但是整个地方官员的体系何其庞大，曾经的帝国体系管理不了官僚体系，在变法的制度下，他们依然管理不了，所以变法最终只能够走向失败。

也就是说，对于帝国来讲，它根本就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来实现自强自救，我们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讲，王安石变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他是在政策方面实施的改革，包括青苗法在内的八项新制度，也完全没有触及帝国制度的根本和要害，他们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赞许。

这样的变化按理来讲没有任何的坏处，不涉及帝国的根基，也并没有牺牲某一个阶层人的利益，更是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这个变法有什么理由失败呢？换句话来讲，如果这样的变法都失败了，那么，帝国的制度是怎样的无可救药就不需要继续言说了吧？一个没有触及到帝国和社会根基的变法都不能成功，那么，这个社会的根本又如何去解救呢？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变法触及到了根本，如果想要在社会进行大换血，那么，又将会付出如何大的代价。

这些变法首先就告诉我们，帝国根本没有任何能力进行自我解救，甚至接受不了一切的新兴事物，哪怕这种新生事物不会触及根本利益，也依旧无法在帝国社会中进行推广。

再者，这也展示了农业民族的特点和固执。其实我们就算是不从历史方面进行分析，也不难看出问题所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民族为主，发展群体的国家。

作为农业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经济，在古代是最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讲，农业的生产最好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大家都按照既定的方针办事，谁也不要折腾谁，谁也不要想去改革，大家都遵守同一种规模体系过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因此，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不喜欢标新立异的，更加不会接受变法多端。

那么，在以这样的一个群体为基础的帝国里，国家最好也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保持稳定，不要因为一个心血来潮就搞运动，还是像道家所说的一样：治大国若烹小鲜。

烹制小鲜的时候，如果不断地翻炒就会一塌糊涂，而治理大国如果频繁运动也一样会民不聊生。所以，哪怕是在变法比较频繁的先秦时代，韩非也一样表示变法不能够频繁举行，因为：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择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

也就是说，在农业民族发展的特点下，如果一个制度不是烂到了骨髓里，不是真的病入膏肓，或者没有与其它更加先进的制度触碰而产生战争，那么，帝国就只能在同一种情况下进行发展，哪怕变法是为了农业民族的利益进行考量，也不会得到农业民族的支持。

更何况，虽然有些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可实施起来却是南辕北辙，就更不可能得到农业民族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帝国制度会在大清王朝进行终结的原因。

实际上，整个清王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堕落，或者说，清王朝在整个以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为根本制度的王朝中，并不是最垃圾的，它相比于晋朝、元朝做的还都是可以的，可问题在于清王朝碰撞了更加先进的制度。

相比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封建帝制显得不堪一击，民不聊生，百姓根本无从在曾经的模式当中进行发展和生存，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命和温饱都保证不了，所以，只能够进行变法改革，企图寻找一种新的能够稳定下来的生产模式。

也正因如此，大清王朝才会轰然倒塌，同样也是因为如此，曾经与变革沾边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好，义和团运动也好，都没能成功。

相比于大清王朝的统治，这几次运动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与清王朝是一样的，而既然根本统治模式相同，那么，农业民族又何必大费周折放弃一个而选择另一个呢？所以说，农业民族的发展特点与他们适应的生产模式对变法的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