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之际，随着央视“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系列电视片播出和一系列主题性创作和研讨的开展，党史主题美术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总体而论，人民所熟知的党史主题美术主要是围绕领袖和英雄人物、重大历史、重大题材进行的气势恢宏的重大主题性作品。相比而言，山东的主题性创作显示出一种较为独特的面貌：将人民群众作为表现对象，以温情和质朴笔调表现山东人民抗战、斗争、爱党拥军、建设家园的现实生活。本文认为，这种面貌不仅拓展了党史主题美术的形态和范畴，也是山东独特的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的生动写照。

图1 王式廓《血衣》，192厘米X345厘米，1959年，素描，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2 张洪祥《斗 霸》，450厘米X200厘米，油画，1979年，中国美术馆

1. 人民作为山东主题性文艺的核心

人民形象贯穿在山东题材的文学、影视和美术作品中。早在上世纪50年代，来自胶东的美术家王式廓创作了素描《血衣》（图1），虽然素材取自河南农村，但画面场景跟胶东作家冯德英《苦菜花》所讲述的——胶东昆嵛山人民公审地主的情节不谋而合。1979年，张洪祥先生重新拾起这个题材，以沂蒙山土改运动为背景创作《斗霸》（图2）并获五届全国美展银奖，体现了“人民革命”主题在山东红色文艺创作中的典型意义。从普通百姓转变为革命群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山东文艺作品十分重视描绘革命斗争中人民性格和角色的变化。像莫言《红高粱》、冯德英《苦菜花》、曲波《桥隆飙》、刘知侠《铁道游击队》、姜树茂《渔岛怒潮》、赵冬苓《沂蒙》、杨文学《沂蒙山小调》等小说以及由此改编的绘画和影视作品，都生动再现了人民群众在严酷斗争环境中的精神嬗变。

除了描绘抗日和解放战争中的革命人民，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民群众也是山东文艺表现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美术界先后组织民间年画改造、新年画创作班、训练班等活动，出现了单应桂、白逸如、姜宝星、吕学勤、李百钧等一大批优秀的年画家，形成了极具山东特色的新年画传统。山东新年画紧跟党的文艺路线，表现各时期的时代主题，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人民为描绘对象和服务对象，善于表现山东人民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感情。像《女炮兵班》《科研小组》《试验田》《湖上婚礼》……，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对新时代人民生活的热情描绘。这种传统也贯穿到山东各种体裁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像1960年山东艺专集体创作的《举世奇创》，就是对当时著名的位山“腰斩黄河”工程22万劳动大军施工现场的记录（图3）。70年代杨松林《风口浪尖夺高产》（图4）和刘泽文《望穿碧海千层浪》，也是他们和胶东渔民出海远航，对人民海上劳动生活的生动描写。

图3 山东艺专集体创作《举世奇创》，1961年（刘龙庭、李桂笙、王立志、牟桑、李俊修等）

图4 杨松林《风口浪尖夺高产》，100厘米×240厘米，国画，1973年

上世纪80年代山东美术界“风土人情”油画创作和展览，是新时期山东主题性美术再次聚焦人民生活的典型案例。作为主题性创作，这次展览依然是在全国文代会文艺方针指导下山东美术界集体实践的结果。艺术家坚持“以人为主，以人的生活为中心”，表现新时代齐鲁人民的现实生活。在此背景下，艺术家走进民间，有的关注乡村节庆、婚嫁习俗，有的描绘日常细节、街风巷景，有的聚焦生产劳动、地域风光，有的表现家庭和睦、淳朴民情，出现了宋齐鸣《迎亲》、秦大虎《秋后》、陈国力《微山湖上》、闫平《农闲三月》、王衍成《伙伴》……等一大批充满真情实感、洋溢着淳朴的民风乡情的作品。这次活动夯实了山东美术关注民生的传统，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今。可以看到，在新世纪以来的美术创作中，山东美术家依然对描绘人民群众充满热情。仅以2019年十三届全国美展为例，其中的山东作品，像李善阳《吉祥祖国》、赵健《故乡》、李忻峰《脊》、宋海永《走过泥泞》，特别是金奖作品李玉旺《使命》和徐强《铸梦》，均以人民群众的劳动斗争为主题，从中不难读出山东美术家以人民造像表达党史主题的意图。

图5 李玉旺《使命》，2019年，195厘米×178厘米，十三届全国美展（国画）金奖

图6 徐强《筑梦》，2019年，工艺美术设计，十三届全国美展（设计）金奖

2. 山东红色文化中的人民性特征

从根本上来说，山东文艺创作对人民叙事的坚守跟山东红色文化的人民性息息相关。从抗日战争年代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山东一直远离中央根据地，且处于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前沿，处境极为艰难，斗争极为复杂。然而，山东战场受到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处于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因而思想极为觉悟，革命斗争精神极为顽强。由于有人民的广泛支持，以少数红军干部率领的抗日起义武装快速扩张，仅一年就发展为3万多人，并由此成立山东纵队。随着八路军主力115师入鲁，山东的八路军在1940年底达到12万多人，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主力部队27万余人，占我军总兵力1/3，民兵50多万人，自卫团150万人，党员20多万，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党政军干部。

解放战争之际，山东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枢纽，成为主要战场，山东人民再次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山东先后动员1106万多民兵民工，使用了146.8万辆大小车辆，76.5万头大牲畜，出动43.5万副担架；先后支援华东、中原、东北、西北四大野战军几十个战役作战；随军转战全国17个省市，源源不断地将11亿余斤粮食和大批军用物资运往前线，把20.3万余名伤员转到后方，还担负了看押俘虏、打扫战场、警戒放哨、搜集转送情报等任务。同时，山东有95万名青壮年参军，为了解放战争胜利，民政部门登记的就有11.7万名优秀儿女英勇献身，血洒疆场。

由此不难理解，人民性何以成为山东红色文化的核心特征。山东有丰厚的齐鲁文化传统，山东人民深明大义，爱憎分明，不畏艰险，敢于牺牲，在长达12年的战争年代，齐鲁大地上发生了无数的可歌可泣、动人心魄的英雄故事，这些故事成为山东主题性文艺创作的无穷源泉。《苦菜花》就是以天福山起义中的胶东革命群众为蓝本创作的。被誉为“中华抗日第一村”的临沂渊子崖村成为人民抗日叙事的经典范本。胶东海阳人民让敌人心惊胆战的地雷战，鲁南青纱帐里神出鬼没的铁道游击队，沂蒙山区乳汁救伤员、舍身搭人桥的沂蒙红嫂，济南战役中推着小车、背着担架浩浩荡荡赶往战场的支前大军……所有这些，都成为山东红色主题文艺创作中的经典画面。

3. 从革命走来：山东美术人民叙事的红色基因

山东是传统书画和民间美术大省，齐鲁民间有悠久的美术收藏和欣赏的传统。但是，人民成为绘画叙事的主角，却是和革命美术同步发生的。在抗日战争之前，山东民间美术图像的主题要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要么是文人趣味、山水花鸟，要么是年画、剪纸、绣样中的吉祥图案、原始信仰。抗战爆发之际，共产党成为山东抗日的领导者，美术成为宣传抗日的工具，抗日民众才开始成为美术表现的对象。随着中共山东领导下《大众日报》《齐鲁文化》《灯塔》《山东文艺》等大批报刊出版，美术创作队伍加强，版画插图日益普及，对军民战斗场景的表现也愈加常见（图7-8）。特别是在毛泽东文艺座谈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召下，山东战地文化艺术研究和创作也不断加强，文学、戏剧、美术创演都开始把目光投入对革命人民群众的表现中，汇集成人民叙事的洪流，对山东美术走向起到了奠基作用。

革命性是山东美术人民叙事的特征。山东人民的革命性，首先表现在对待敌人的无比仇恨。在《斗霸》中，画家并没有把焦点放在某个主要人物，而是表现了作为群体的普通群众，画面主角对地主的控诉，表达的正是广大群众对压迫者的愤怒。路璋先生名作《发亮的眼睛》（图9）虽然采用了写意和抽象手法，但和投降日军相对而峙的男子和两个孩子，用仇恨的目光凝视一切，可以说是山东人民对侵略者痛恨之情的生动阐释。山东人民的革命性，还表现在对待革命事业的高度觉悟。山东虽然远离中央根据地，但齐鲁人民处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表达出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无比赤诚和热爱。乳汁救伤员的红嫂形象是沂蒙主题美术的一个经典题材，毛岱宗早在1983年就创作了《红嫂》主题作品（图13）。他的画作舍弃细节，将蹲坐的纤弱女性和倒地的八路军战士组织在黑暗的背景中，产生了纪念碑一样的心理感受，是军民鱼水情深的赞歌。

图7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1939年表现人民抗战的插图

图8 八路军一一五师《战士画报》编辑那狄木刻作品《母亲-人民》，1943年

图9 路璋《发亮的眼睛》，油画，145厘米×181厘米，1987年

在建设年代，革命性内涵悄然变化，它表现为听从党的领导，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精神面貌和生活内容跟时代精神的高度契合。单应桂国画《当代英雄》就是很好的例子，她描绘了两个战天斗地的山东姑娘，把“英雄”概念从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可谓山东人民革命性的生动阐释（图10）。1958年山东群众艺术馆到胶东民间举办画展，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观众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要求今后多创作这样的新样儿来”。在这种氛围影响下，表现人民新生活新面貌的新年画运动成为山东美术的潮流。1965年，蔡若虹撰文《山东年画有三好》，最重要的就是“题材内容好”：把“人”作为表现对象，表现劳动人民和时代精神。作者注意到，妇女和少年儿童参加生产和练兵的内容占到了多数：“既有学习务农的《山东大姐学插秧》，又有练习射击的《景阳冈上十姐妹》，既有《科学实验小组》里文质彬彬的姑娘，又有《女炮兵班》里气概非凡的大娘……”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山东女性和儿童在抗战时期就是革命斗争的主角，这种定位演变成了山东美术人民叙事的特质。

4. 山东美术创作的集体模式和人民视角

美术创作围绕人民审美诉求，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美术创作和欣赏的积极性，是山东美术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战争年代，山东解放区就举办战斗、生产、抗大、教育、劳模等各种主题展览会，人民群众成为展览的接受者、评论者甚至创作者。在50年代末群众文艺运动中，山东美术界组建由专业美术家、文化干部、教师和业余的群众组成的“混合编队”，采用“三结合”的创作方式，显示出鲜明的人民视角和集体创作特征。1960年山东艺专师生创作的《腰斩黄河写生画展》闻名一时，是山东美术家表现生活和集体创作的典型。所谓“三结合”，指的是领导出题目、画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综合创作模式，它不仅确保了创作的主题性，还确保艺术扎根群众、服务社会，显示出鲜明的人民性特征。1972年，荷兰伊文思在著名的《愚公移山》中专门拍摄了胶东海岛画家向渔民姑娘展示画作，听取群众意见的场景，可谓山东美术人民性的生动体现。

这种集体创作模式一直延续。1972年开始的“山东省年画创作班”活动以及1982年的“山东风土人情油画展”，都带有鲜明的集体创作的特征。这项前后举办38期、延续近20年的年画创作活动，进一步延续发展了集体创作的模式，作者来源多样，手法不同，但创作班统一定主题、集体草图观摩、名家讲座辅导、专家修改润色，不仅确保了作品质量，使得一大批山东美术家脱颖而出。改革开放之际，中国艺术家开始追求个性表现和形式探索，特立独行的现代艺术观念流行一时，然而，山东美术家却在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种主题性鲜明、走进民间、表现人民生活的艺术道路，不能不令人感叹“人民性”在山东美术扎根之深。正如杨松林所言，选择“风土人情”一词，是为了寻找道路：“以一个山东人的感情气质，用八十年代的眼光去观察、表现山东人和山东大地”，它把我们带到“最动情的年月，最动情的地方，最动情的事件”中去。表面上看，“风土人情”只是表现新时期人民的朴素生活，但杨先生深刻地指出，这些山川树木和风土人情都能“让人想起昔日战斗生活的回忆，想起负伤的战士和做出巨大牺牲的乡亲”，正是这才让美术家找到感情的家乡和创作的源泉。

图10 单应桂《当代英雄》，国画，170厘米×115厘米，1960年

图11 臧恒望、李洪修《三月三》，木版套色年画，76厘米×97厘米，1984年

图12 王力克《老家》，油画，180厘米×180厘米，1994年

山东美术家深入民间，体验群众生活，把百姓视为第一评判者，必然造成山东美术的人民视角。人民视角要求从普通百姓的角度观看生活和世界，这自然会产生朴素、真情、通俗易懂的审美风格。调查发现，在现代艺术风起云涌的上世纪80-90年代，山东美术家虽然也不断尝试形式创新，但审美视角却始终是平民的。1984年年画银奖获得者李洪修和臧恒望的《三月三》，就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平面图形和艳丽色彩，勾绘在春风里放风筝的狂奔的少年儿童，他们用这种乡土风格应对变幻的现代时尚（图11）。我们在李振才《海鳗》、陈建华《小站》、孙敬会《矿工兄弟》、杨庆义《崂山女》等作品中都能感受到这种气质。与此同时，山东的风景画也在得到发展。像杨松林的《红礁》、王力克的《老家》（图12）、张洪忠《重阳》、毛岱宗的《山村雪霁》、王克举《柳埠春早》等，山东画家以质朴无华的笔调，描绘具有山东人民精神特质和历史印迹的风景，同样表现出对人民视角的坚守。

5. 永恒之美：山东美术人民叙事的超越性

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人民”概念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从这个角度看，美术的“人民性”表现有一种内在的诉求：艺术家要通过具体性的人物描绘揭示普遍性的政治理念。不难理解，这种规律是革命文艺规定性的内在要求。《血衣》和《斗霸》不只是再现土改历史，而是要宣扬人民革命、反抗阶级压迫的观念。徐青峰《台儿庄战役》、孔维克《抗战老兵》，也不只是再现抗日史实，而是要宣扬民族精神和抵抗外族侵略的斗志。因此，革命美术就获得了一种精神表达的“超越性”。艺术家既要观察生活，塑造生动可感的形象，同时要通过典型化、艺术性的处理，使得形象成为传达普遍理念的载体。超越性使得美术产生一种“永恒”特质，人物形象好像跨越了时空界限，此人非彼人，而是一种永恒的人和理念的化身。就像“红嫂”或“沂蒙六姐妹”（图13-14），虽然美术家参照了生活中的某个原型，但作品中的红嫂超越了特定人物，变成了一种永恒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情感的表达者。

图13 毛岱宗《红嫂》（初名《忆沂蒙》），油画，94厘米×85厘米，1983年

图14 梁文博《沂蒙六姐妹》，国画，410厘米×260厘米，2013年

图15 王沂东《闹房》，油彩画布，190厘米×180厘米，1998年

在特定条件下，山东美术的超越性并不拘泥于政治性表达，还可以在审美性中得到体现，由此我们会见证到一种“审美的超越性”。1989年王力克的《雀巢》就是一件具有鲜明的审美超越性的作品。画家对形象和构图的唯美营构，并不让人产生此人何人的臆测，反而引发关于时代和生命的无尽遐想。在这条道路上浸淫日深的还有王沂东。他笔下的沂蒙女性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质，把现实生活中的题材转换为一种古典主义追求的永恒之美（图15）。不仅人物，风景画也是如此。像路璋先生的《曲阜古道》，杨松林先生的《新港》和《海湾》，完全超出了一时一地的真实性，他用纪念碑式构图和充满诗意的色调创造一种崇高和永恒意境，是山东美术审美超越性的生动体现。

当然，山东美术超越性最核心的依然是围绕人民叙事建构的政治超越性。可以说，新时代被习近平总书记列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的“沂蒙精神”，正是山东美术人民叙事“政治超越性”的集中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精神集中表现为爱党爱军的精神，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而沂蒙人民坚毅不拔的抗战和斗争精神，则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表达。沂蒙本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一个案例，沂蒙红嫂，也只是齐鲁大地上不计其数的革命军民的一个群体。但是，在“沂蒙精神”语境下，这些鲜活的英雄故事所承载的远远超越了她们自身。由于这种性质，只是拘泥于史实，试图对人物和情节做如实描绘——以这样的观念进行人民叙事显然是不够的。通过对山东美术实践和对主题性美术性质的分析，可以得以结论：只有把握时代主题，建构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人民形象和美术图式，山东主题性美术才能适应时代发展对艺术提出的新要求，保持艺术创作的价值和活力。（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 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

END

来源：山东省文艺创作研究院

精彩呈现

监制/宋恩学 主编/周中祥 编辑/王双全

《济宁看点》法律顾问：山东舜翔（济宁）律师事务所

法律问题请拨：13371211587（杜飞律师）

免责声明:本公众号所发表内容、图片、文字、字体等版权信息注明来源的，版权归原出处所有，无法查证版权的或未注明出处的均来源于网络搜集。如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其中的内容与图文等可能涉嫌侵犯其知识产权，请在发现之日及时与本平台（联系方式QQ:1067959582）联系，我们将在一时间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