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4世纪至公元7世纪初期，拜占庭与萨珊波斯帝国的冲突成为近东历史的主要内容。该时期阿拉伯半岛成为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争霸战争的缓冲地带，也是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重要商路。与之前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初步接触相比，这一时期波斯人在商贸、政治以及军事等领域对阿拉伯人产生了诸多影响。

一、商贸往来

1.商业合作

阿拉伯半岛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具有发展商贸的独特优势，从而在古代陆路和海路商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阿拉伯商人活跃在东西方货物的转运贸易活动之中。半岛南部沿海地区出产的乳香和没药大多出口至埃及和叙利亚，甚至畅销于地中海世界。半岛的商贸路线将他们与伊拉克或波斯内陆地区连接起来。在前伊斯兰时期，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商贸往来是波斯文明影响阿拉伯人的重要途径，这显示出商贸往来在二者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

南阿拉伯与伊拉克长期以来在商贸路线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前伊斯兰时期，伊拉克处于萨珊帝国的统治范围，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在贸易方面有较多交往，如古莱西部落与萨珊波斯保持着良好的商业合作关系，波斯人允许阿拉伯人在其统治区域内贩卖货物。萨珊王朝附属国莱赫米王国的都城希腊是一个较大规模的市集中心，每年举办一次商贸大会，阿拉伯各地的商人和买主群集此地。起初，波斯商人与阿拉伯商人共同分享着市集贸易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之后波斯商人逐渐占据优势地位。

2.贸易摩擦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元4世纪至7世纪初期波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冲突不断，东西方商路的控制权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萨珊帝国兴起后，波斯人就掌控着从地中海至美索不达米亚再到波斯湾，再从波斯到中亚的商路，这是通往东方最为便捷的商路。鉴于这种情况，当两大帝国处于交战时期，拜占庭帝国就需另辟通往东方的商路以保障其利益。而穿越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路是最为合适的选择，进入红海的入口由罗马人控制，红海东海岸没有威胁其利益的势力，但通往印度洋的出口受控制，所以为确保印度洋出口的安全，罗马人必须与控制也门的埃塞俄比亚人保持良好关系。然而，波斯人极力干扰拜占庭与该地区的来往。

575年，波斯国王胡斯洛一世派兵应援也门民众的起义，击败拜占庭帝国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并攻占也门，进而征服南阿拉伯，占据红海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半岛周边形势的变化，为阿拉伯人重新控制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过境贸易提供了有利契机。可见，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的争霸战争，尤其是二者对也门地区的争夺，间接促进了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交往，但值得注意，这一交往是波斯人出于抢占战略地区的政治目的而凭借强大军事实力和战争行为而推动的；波斯人顺势成为也门乃至南阿拉伯的征服者和统治者，阿拉伯人则属于被征服者和被统治者，这就体现了双方交往在政治层面的不平等性。

3.交往与融合

公元6世纪后半期，两大帝国的争霸战争使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地区的商业活动无法正常运行，南阿拉伯因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外国的入侵，陷入经济凋敝、城市衰落的困境，半岛南部城市的衰退使得大批居民向北迁移，间接促进了半岛北部商业的发展，汉志商路（即叙利亚—麦加—也门）趁势恢复繁荣。作为汉志商路中转站的麦加从而获得了经商良机，成为沟通半岛南北商路的商业重镇。不仅如此，麦加亦逐渐成为连接印度洋和地中海的陆路纽带。

麦加的古莱西人，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以及埃塞俄比亚地区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获准其在贩运货物。汉志商路的复兴促进了半岛贸易的发展，氏族部落财富的增长和私有制的出现冲击了氏族部落的传统秩序，引起了阿拉伯半岛内部的社会变革，为伊斯兰教的兴起奠定物质基础。显然，麦加成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进行商业贸易的重要集散地，无疑也见证着两大民族在文化层面的交往和融合。

此外，萨珊波斯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源自国际贸易，而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在其对外贸易中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波斯人重视与阿拉伯人的商贸往来，这为双方展开深层次、多领域的交往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在前伊斯兰时期，萨珊波斯帝国比阿拉伯各部落更具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半岛边缘地区甚至内部的商业重镇都曾被波斯掌控；不仅如此，萨珊与拜占庭签订的《公元561年和平条约》明确规定，阿拉伯人在运送货物时不可走偏僻的商路，必须通过两大帝国所控制的地区，以避免逃税现象，如违背该条款则会受到重惩。这说明，阿拉伯人在与波斯人的商业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萨珊波斯的辖制，这无疑限制了其贸易活动的区域。

二、军事活动

公元6世纪兴起于半岛北部的莱赫米人和加萨尼人分别定居在叙利亚东部和西部的沙漠边缘地带，双方矛盾尖锐，逐渐发展为阿拉伯半岛北部定居区域与游牧群体之间的重要政治力量，也成为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之间的缓冲势力。

500年，拜占庭帝国建立起一个与之相抗衡的阿拉伯政权，以保卫叙利亚边境。554年，加萨尼国王哈里斯·查白拉与莱赫米人大战于叙利亚北部，斩杀莱赫米国王蒙迪尔三世。580年，加萨尼再度战胜莱赫米人，甚至攻占其都城希腊。但罗马人对加萨尼人存有戒心，582年，囚禁加萨尼国王。613年，波斯发动袭击，叙利亚地区沦陷，加萨尼王国遭到致命打击，至此一蹶不振。从公元4世纪至7世纪初期，拜占庭与波斯帝国长期争霸，而加萨尼部落依附于拜占庭，因此波斯人与加萨尼人经常发生军事冲突，战争也就成为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交往的主要方式。

对萨珊波斯而言，莱赫米人既可为其阻止阿拉伯游牧部落的袭扰，又可在其与拜占庭王国的战争中充当其助手。换言之，莱赫米人负责维护阿拉伯半岛内陆贝都因人的社会秩序，防范贝都因人侵扰波斯；也顺势成为波斯向西扩张的桥头堡，时常对拜占庭控制下的叙利亚发动袭击，参与萨珊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战争。然而，602年，波斯皇帝胡斯洛二世在泰西封处死莱赫米国王努尔曼三世，并剥夺莱赫米家族的继承权，任命泰伊部落首领雅斯取而代之。614年，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阿拉伯人改由波斯总督直接管理。

除了依附于两大帝国的阿拉伯人之外，作为半岛南部贸易通道的枢纽，也门成为两大帝国争夺的目标。约在532至535年之间，阿卜哈拉废掉埃塞俄比亚所立的希米亚尔傀儡国王，自立为王，统治南阿拉伯。也门的民族主义者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颇为不满，公开反对。反对者之一赛义德向萨珊波斯国王求援，胡斯洛一世遂派兵相助。赛义德被拥护为也门的统治者。不久，埃塞俄比亚人卷土重来，在也门大肆屠杀。胡斯洛一世继又派军援助，逐走了埃塞俄比亚人，并派人统治也门。继埃塞俄比亚之后，波斯人将也门置于萨珊王朝的控制之下，于是海上贸易之路被萨珊波斯帝国所垄断，使得拜占庭的海上贸易严重受挫。

公元6世纪末，波斯与拜占庭烽火再起，原来通往东方的商路成为争夺目标，商贸活动因此逐渐衰落；再加上波斯总督严厉的统治和高额的关税，先前商贸繁荣的也门逐渐凋敝，由此半岛西侧的汉志商路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两大帝国的战争为途径麦加的商路再次兴起提供了机遇，波斯在也门的统治，也间接促进了麦加的经济发展，麦加由此在阿拉伯半岛崛起。麦加的崛起是伊斯兰教诞生的关键因素。

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军事冲突并不仅仅局限于半岛内部，在半岛之外也时常发生。其中根源在于，阿拉伯半岛与萨珊帝国的边界并不明确，常常随着局势的演变产生变动。当萨珊王朝强大时，其边境向半岛内部扩展，当其势力衰微时，游牧民族便跨过边界，侵入临近地区。沙普尔二世统治时期，阿拉伯半岛东部地区称为巴林。巴林的阿拉伯人趁萨珊势力式微之时，经常入侵波斯地域，掳掠居民、牲畜、粮食和财物，法尔斯甚至成为其游牧之地。为防止阿拉伯人的侵扰，沙普尔派兵突袭阿拉伯部落，并深入其腹地，迫其降顺。其后，波斯人在伊拉克设置防线，防御敌人入侵。阿拉伯人称之为“沙普尔壕”。他在战争中对待阿拉人甚为残酷。泰伯里说他一心虐待俘虏，将对方斩尽杀绝，因此沙普尔二世在阿拉伯人中得到一个绰号“杜莱克塔夫”，意为“刺穿肩胛的人”。

由此看来，由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商业和军事领域的长期互动，波斯文化成果得以通过和平和暴力的形式传入阿拉伯半岛。处于萨珊帝国控制下的莱赫米王国更是受到波斯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阿拉伯半岛的经济、文化生活起过一定的作用；莱赫米人把波斯等国的商品经波斯湾运到半岛，为阿拉伯贝都因人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阿拉伯诗人阿定·才德据说是波斯王国的翻译，其父也精通波斯语，这些熟悉波斯文化的莱赫米人把先进的波斯文化传播至阿拉伯地区，扩大了波斯文化的影响范围。因而有人认为莱赫米人在文化上的成就远超其政治领域的成功。此外，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也传入阿拉伯半岛，对丰富阿拉伯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总结

公元7世纪之前，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处于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波斯帝国经千年的沉淀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波斯人经久不衰的文化底气，锻造出波斯帝国非同寻常的文化底色。而此时的阿拉伯半岛仅仅萌生了文明的雏形，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换言之，无论是在物质文明领域，还是精神文明层面，波斯人都远在阿拉伯人之上。因此，萨珊时代的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在商贸、政治以及军事方面的交往，促进了阿拉伯半岛文明的初兴，也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人的兴起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