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翔的“变法”|中国书法|书法|变法|孙伯翔|康有为|赵之谦

谈起孙伯翔的书法，人们都会为那磅礴的气势所折服。多年以前前，正当他在中国书坛名声大噪时，他却以艺术家的勇气抛掉故我，寻求变法新路。如今，同道们为他超凡脱俗的书法意韵大声喝彩，誉他为当代北碑书风笔法的集大成者。

孙伯翔的书法是以唐楷入手，后转习北碑，几十年的苦心追摹，打下了厚重的基础。几十年前，他以北碑风格书写的《正气歌》以雄浑的风骨显示出独特的艺术个性，他的名字也载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史册。他对自己没有满足，因为他心胸怀着更高的妙有。当书画界的一些人都在为自己的名声各显其能时，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孙伯翔却躲进他的书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否定自我、寻求新生的艰苦之路。他要在千姿百态的书法天地中写出北碑的新气象。

清末以后，为仕途所用的馆阁体因其日趋俗媚，唤起了豪放刚劲的北碑书法的更生，康有为大力倡导的书法变法即刻便得到有识之士的呼应。一时间，由性情而生的碑派书风打破了当时中国书法的浮靡之气，康有为赵之谦等人更把北碑笔意融入行草之中。然而，清人“以碑入帖”往往不是失之纤巧，便失之粗糙，艺术上并未达到十分成熟的境界。孙伯翔沿着前人的路坚定地走下去。他师法魏碑，初习《张猛龙》，再摹“龙门”取其方雄，后转“云峰山”取其浑穆。一管纤毫执其手中，如锋刀利刃，他的一点一划如同一刀一斧，笔力若由天授。

孙伯翔最大的心愿是向古人靠近，在古人深厚的根基上注入自我的个性，他追求艺术的朴实，所以在他五十岁开始“变法”时，便从成熟走回稚拙。然而艺术的“道”就体现在自然天成、拙中见巧、平中见大。同道对他的大胆探索，有褒有贬，他全不为所动。他认为搞任何艺术就是要挑起矛盾，最后再平衡矛盾，现在他为自己制造了矛盾，今后的路就是把它解决好。

书法既是艺术，更是一个人的心灵的写照。孙伯翔师法前人，更尊崇自然。他汲古而不泥古，正如他自己所言“纵向取古，横向取今；纵向取法，横向取意”。他遍临北碑，将其视为取之不尽的源泉；对今人只是意取，将其视为艺术的支流。他以北碑的风骨为主体，并撷赵之谦的灵俏舒展，取康有为的摩崖山岳之气，熔于右任的萧散博大与自我为一炉，绝不单纯去重复前人。

在他看来，书法绝不仅是写功力、写技巧，更要写出民族之气、民族之魂，写出自己心灵之所爱。他饱游名山大川，云峰山、龙门石窟、霍去病墓那些自然博大的景物和石刻，给他以极大的启迪，而长城的起伏跌宕、黄河的咆哮奔涌更注入他那豪放的性格之中。他摆脱了法度的束缚，让点和线变成了自性的流动，因为他已不再是用手，而是用心去表达，去开掘。就是在这一方尺素和纤毫之间，往往能够唤起他亢奋、激动，又让他平静、超然的情愫。

而今，他已捕捉到“神贯其形，点墨结字融古今，我自在其中”的境界。他的各种书体清奇神隽、朴茂苍雄、稚气活泼，浑然天成。

刘炳森说：“孙伯翔是个艺术型的书法家。”是的，他坚决不做那种一生亦步亦趋、苦心追摹他人的书匠，他在学的基础上，更注重“看”、“悟”“化(分解)”。俗话说熟能生巧，他则以为熟亦生俗、熟亦生死。要紧的是摸索出其中的变化规律，这就是匠人和艺术家的区别之所在。作为艺术家，他的身上往往有着叛逆性格，但这种叛逆绝不是彻底否定传统，而是在深厚的传统根基上注入时代意蕴和生活的情感，孙伯翔的魅力就在这其中，他的艺术生命力也正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