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这是《宋俘记》中对流放境况的描述，虽只言片语却令人对流放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流放”是古代常见的一种刑罚——流刑，一般是指把罪犯押解到边远的地方服役或戍守。流刑使人免于一死，却也令人生不如死。

一、流刑制度之变化

因各朝统治情况各异，故在流刑的内容制定上也不尽相同，北齐《隋书·刑法志》的流刑既没有划分道里等级也没有劳役附加。隋唐按流放地远近划分为三等，并各自附加长短不一的居役，宋朝统治者则经过几代人的摸索，开创独具特色的刑法。所谓的刺配法，就是集刺、杖、流于一身的刑罚。此后，复合形式的流刑成为主流趋势。

明代时期，将有罪之人充发军役的充军制度，成为流刑的主要形式之一，清代流刑在沿袭各代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更为严厉的流刑——发谴。它最严厉的特征在于“发遣为奴”，即把罪犯发往东北或新疆地区分别当差、为奴、种地。后来随着清末修律，流刑制度就消亡了。

二、流放之苦

不论流刑制度如何变化，其对犯人的精神和身体折磨皆是巨大的，尤其是对孱弱的妇女而言。据《刑案汇览》的记载，林清逆案内缘坐妇女，本应发往福建、广东、甘肃、四川等省，给驻防官兵为奴。然而，案内缘坐之李宋氏等却被错发往乌鲁木齐，给官兵为奴，内犯妇人姚刘氏等因去冬解时天气寒冷，手脚被动残废，步履维艰。

除了忍受极端天气外，还要时刻提防押解官兵的打骂和凌辱，典型的例子就是乾隆三十三年的昌吉遣犯作乱案，该作乱的导火索便是兵士酒醉调戏和羞辱遣犯妻女，从而导致遣犯恼羞成怒，奋力反抗。这场变乱致使数百位罪犯就义，其妻子儿女的命运更加悲惨，就算妇女能够侥幸抵达流放之地，居役的生活可能会比流放之路更为可怕。

虽说负责押送的官员不必受人打骂，但流放于他们而言也未必是件好差事。首先，押送路途遥远且环境恶劣；其次在押送的数月半载他们都无法和妻儿团聚；再次，衙役还需对囚犯负责，如果罪犯无故死亡或逃脱，照律当从重定罪。

最后，政府为控制开支，发放给他们的工资着实不高，一天工资不过皮毛，由此可见，押送罪犯也算是苦差一门。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衙役乐意押送囚犯，尤其是女囚犯呢？

三、押送之利

一方面是因为能够满足他们对于地位权力的渴望。古代历来讲究上下尊卑，在衙门里，衙役的地位是最低的，不是打杂就是当炮灰，手中压根没有任何实权。在押送路上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是趴在地上的狗，而是高人一等的主，罪犯们都得听从他们的指挥，任凭打骂而不敢吭声。

其中，

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力量有限

，对于衙役的压迫几乎没有反抗之力，故而更加容易控制和管理。另一方面是

因为押送囚犯是衙役捞油水的重要途径。

衙役的工资待遇是很低的，如果不在其他地方贪污，生活就会十分清贫。解押时贪的渠道主要有两种

：一是靠犯人家属的贿赂；二是扣押犯人的口粮。

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一些犯人家属为防止自己的亲人在流放途中遭受刁难，往往会偷偷给押解官员塞些银两，恳请他们在押送路上能够关照自己的家人。女性囚犯身体弱，所需照看的地方很多，其家属给的钱自然也得加倍。

再者，为保障罪犯能顺利到达目的地，会派些口粮给流放队伍，而口粮的实际配发量则是由押送人员决定的。在影视中，我们经常看到官兵苛刻粮食的场景，稍微好些的好歹还能喝上一口稀粥，差的就只能被活活饿死。实际情况亦是如此，衙役们不可能将下拨的口粮悉数发放，总会偷偷扣下一些。

此外，一贯以来，女性的食量就小于男性，而分发的口粮却又相对固定，所以在押送女囚犯时，衙役能够私扣的就更多了。流刑虽然残酷，但却是“降死一等”的刑罚。它使犯人能够免于一死，在死刑与生刑之间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过渡作用。

自北齐将流刑纳入新的五刑体系（杖、鞭、徒、流、死刑）以来，流刑便为历朝历代所沿用。其在稳定社会秩序和开发边疆上具有重要意义，以至于清末废除流刑的三十余年里，恢复传统流刑的声音依旧接连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