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康马背上得国，以其开化睿智，已察不可马背上治国，必先求知，方能治国，遵循正道。——《德川实纪》

德川家康几乎与生俱来的危机感让他学会了利用一切有利的因素来维护幕府的统治。德川家康明白，生杀予夺大权只能为德川家族带来暂时的显赫，但终不长久，织田氏和丰臣氏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

足利室町幕府对大名缺乏足够的影响力，是导致“应仁之乱”乃至后续日本战国时代的最根本原因。不仅如此，在整个战国时代，家臣对藩主或家主的效忠是建立在利益和权势基础之上的，这种看似稳定的主仆关系唯一的纽带就是双方的利益纠葛。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在这种氛围下，家臣反叛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日本战国时代又被称为“下克上”的时代。

明智光秀

虽然德川家是当时全日本最大的势力，江户幕府也于公元1603年建立，但如果不改变这种“下克上”的氛围，德川家的天下也不会稳固。宗教可以赋予德川家族神圣的光环；与皇室联姻可以让德川家族位列贵族之列，但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必须想办法让整个社会安定下来，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如此，幕府政权才能够行稳致远。

德川家康把目光投向了来源于近邻中国的治国学说——儒学。家康最初接触到儒家思想，来源于他的老师藤原惺窝，一位京都僧人和有修养的隐士。在藤原惺窝的引导下，家康对儒学有了初步了了解。

一副中国儒生装扮的藤原惺窝

儒学传入日本是很早的事情了。但由于战国时代，武士阶层对教育不慎重视（很多武士都是文盲），因此儒学在日本发展十分缓慢，最初只能依附于佛学。藤原惺窝和他的学生林罗山在成为儒士之前的身份都是僧人。藤原惺窝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位把儒学作为独立的哲学公开讲授的日本人。而他的学生林罗山，则把最新的儒学思想介绍给了德川家康。

林罗山可谓是藤原惺窝最得意的弟子，藤原于1605年将林罗山推荐给德川家康。当时林罗山年仅二十三岁，以少年的身份成为德川幕府的智囊。

林罗山——德川幕府首席智囊

年迈的家康对林罗山的才华十分钦佩，对其更是信任有加。让他一起参与军机和政务的处置。从替幕府起草官方文件，确定幕府各项礼仪，到参与编撰史书，林罗山都亲身参与。林罗山先后辅佐了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可谓三朝元老。

林罗山对幕府最大的贡献是1635年协助修订《武家诸法度》。作为回报，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为他在江户建立了一所研究新儒学的学校。1797年，学校开始招募将军的直参即旗本和御家人子弟，成为幕府的官学。

蕴含儒家思想的《武家诸法度》

随着儒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多数地方大名也开始要求儒士在领地内设立了藩学，为他们的子弟和武士提供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到19世纪，全国已有200多个这样的机构，几乎所有武士的子弟都要花几年时间学习懦学的基础知识，以及骑、射等军事技巧。

新儒学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不止对幕府将军有吸引力，地方大名也迫切需要吸收其中的养分来帮助自己确立在领地内的统治秩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战争和纷乱，儒家学说对于秩序、服从、责任和为家庭、社会、国家效力的强调，还有要树立普遍的道德秩序及所有臣民必须忠于他们的统治者的主张，作为受欢迎的观念输人到日本。

然而，新儒学也是一把双刃剑，也会使良好的统治成为一种期盼。如果臣民必须恭顺，他们也就有权要求官员必须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正如孔子本人曾经宣布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相应的，将军和大名也有责任成为代表人民行使各种权力的公正、有德、仁爱的统治者。任何行为通不过儒家道德测试的大名，其统治权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延伸开来，将军的统治如果不能增进人民的福祉，也有被人民抛弃的风险。按照这一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堪为楷模的统治者才值得人们始终不渝的效忠。如此这般，新儒学为德川幕府政权的正统性增添了另一个支柱。

《论语钞》——儒学在日本传播的明证

天下逐渐实现了安定和太平，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得以建立。德川将军们才有闲暇的时光为自己营建华丽的房舍用于享乐，筹备盛大的仪式来炫耀自己的地位。地方大名们也不需要再担心受到会受到邻居的袭扰，他们开始对领地内稻米的收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但不得不指出，儒学毕竟不是日本的本土学说，因此他对日本的影响是有限的。“下克上”作为日本民族的本性只是得到了暂时的压制，并没有完全消亡。特别是近代，我们不难看到它的影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36年爆发的“二二六兵变”），并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