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成都后的第十四天
灵武使者送来了唐肃宗即位的消息。这太突然了！马嵬坡分手，玄宗估计到会有这一着，但是，一点招呼都不打，太子竟自称帝，哪里算是“即位”
无异于抢夺皇位。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事。既然如此,唐玄宗不得不“让
位，成了唐朝历史上第三个太上皇。
宋代史学家欧阳修评论说：“
盖自高祖以来，三逊于位以授其子，而独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若高祖、玄宗，岂其志哉！”
太子北上朔方称帝
1、北上朔方
马嵬坡之变后，马嵬父老留住太子，希望殿下“东破贼
取长安”
。
但是，从军事形势来看，那是急躁的冒险行动。还是韦谔的分析比较冷静：“
今兵少，未易东向。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例如，太子率众五千（后军二千加上召募百姓三千余），在渭水北岸跟一股“逆贼”发生战斗，结果大败，士众多伤。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不是叛军，而是从潼关败退至渭北的唐军。太子为此庆喜，以为上天保佑。可见，连散兵游勇都打不过，又怎么能东取长安，消灭安禄山叛乱势力呢？
稳妥而积极的方针应是北上朔方，聚集力量
然后进取长安，歼灭敌人。
当时，建宁王李倓、李辅国和张良娣等都力主北上，这不仅是因为太子兼任过朔方节度大使，而且是由于朔方的战略地位与军事实力所决定的。
西行的唐玄宗虽然不了解太子的具体打算，但也估计到太子会到朔方。
太子率众二千人自奉天（今陕西乾县）北上，夜晚经永寿（今陕西永寿），继续赶路。六月十六日（戊戌），至新平（今陕西彬县）。次日，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十八日，至彭原（今甘肃宁县）。十九日（辛丑），至平凉（今甘肃平凉）。这四五天，犹如逃跑，有时“昼夜奔驰三百余里，士众器械亡失过半，所存之众，不过一旅。”路上的狼狈景况，跟唐玄宗西行相比较，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平凉，才喘了口气，安定下来。
史称：“
至平凉郡，搜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
过了几天，朔方留后杜鸿渐、节度判官崔漪等经商量，决定派盐池判官李涵到平凉，迎接太子到朔方。李涵来了,太子大悦。
恰好河西司马裴冕也来到平凉，劝太子前往朔方。于是，太子就率众北上了。
2、灵武称帝的民意基础
七月十日（辛酉），太子李亨抵达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仅过三天，便做起皇帝来了。这反映了李亨及其支持者们急不可待的心情。
据记载，七月十三日（甲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城南楼，史称唐肃宗。群臣欢呼称万岁,肃宗流涕欷歔
左右感动。肃宗亲御南门，颁布制书，大赦天下，改元日“至德”，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又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
李亨以太子身份继位，必须有父皇“传位”的舆论，否则就会名不正而言不顺。
为此，制书宣称：“
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予恐不德，罔敢祗承。
”其实，玄宗并没有“传位”的明确表示，安禄山叛乱之初，命“太子监国”与传位是不同性质的事。裴冕、杜鸿渐等也大造舆论
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
”。
其实
马嵬坡分手时，玄宗除了哀叹“天也”外，并没有“宣旨传位”。
李亨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亨本人要当皇帝，利用当时政治与军事形势，尽早登上皇帝的宝座。所以，肃宗灵武即位，本质上是一场争夺皇位的政变。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裴冕、杜鸿渐等的劝进，也是一种推动力。他们迎太子至灵武，就有拥立新主的意思。一到灵武，五次呈递奏书，恳求李亨称帝。他们劝进日：“
主上厌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
须有所归，天意人事，不可固违。若逡巡退让，失亿兆心，则大事去矣！臣等犹知之，况贤智乎！
可见，正是利用玄宗
南幸蜀川”的时机，使“宗社神器”归于太子李亨。杜、裴等代表的是朔方、河西将官群体，没有这些人的支持，肃宗要在灵武称帝，也是很难的。
然而，这些人的支持，并不是李亨长期经营西北军镇地区的结果。李亨名义上担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实际上根本没有插手过西北军镇的事务。李亨跟裴、杜诸人过去并无深厚的交谊，只是在“四海分崩”的情势下，由于彼此利益的巧合，聚集在一起了。
应当说，平叛讨贼，这是唐肃宗即位最充足的理由。玄宗既已丧失了平叛的信心，逃亡蜀川
那么太子李亨举起“兴复”大旗，也就会赢得天下士人的注目与支持。
史载，京畿士庶“知肃宗至灵武
皆企官军
相传曰：‘皇太子从西来也。’
衣冠士庶归顺于灵武郡者，继于道路，……及闻肃宗治兵于灵武
人心益坚矣。
这说明衣冠士庶关注的倒不在于子继父位是否名正言顺，而是要治兵讨贼，保护他们的利益，以免“逆贼”的蹂躏。
从这种意义上说，唐肃宗即位，是人心所向，符合历史的大潮流。
但是，治兵讨贼是否一定要跟即位称帝相联系呢？宋代欧阳修认为“
天宝之乱，大盗逮起，天子出奔。方是时，肃宗以皇太子治兵讨贼，真得其职矣！……肃宗虽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贼矣。
宋代史家太讲究“孝”道了，父皇健在，太子怎么可以夺取皇位呢！
以皇太子名义讨贼，岂不是更好吗？““
肃宗以皇太子讨贼，至灵武遂自称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讨禄山也！……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万事，难矣！
类似的谴责，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宋代以后伦理观念跟唐代有着多大的差异！由于唐代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
“三纲”决不是绝对遵循的原则。从高祖到太宗，从高宗到武后，从睿宗到玄宗，哪里讲什么“父子之义”，无不“见利而动，不顾其亲”。
因此，对于李亨以子夺父位，用不着拿孝与不孝来评论是非的。
重要的是肃宗能否肩负起“兴复”大业，称职于“治兵讨贼”。如果真的做到了，就应当加以肯定。
唐穆宗时，太常博士王彦威说：“
玄宗扫清内难，翊戴圣父；肃宗龙飞灵武，收复两都,此皆应天顺人，拨乱返正。
”唐朝士人的看法显然不像宋代史学家那样迂腐。
玄宗退居太上皇的无奈
肃宗灵武称帝那天，玄宗正逃到普安郡（今四川剑阁），遥隔千里，信息不通。肃宗立即派使者赴蜀，向“上皇天帝”报告。
1、玄宗退居太上皇的过程
玄宗抵成都后的第十四天，灵武使者也来了。据载，玄宗得知此事，喜曰：
“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
把太子即位说成“应天
顺
人”，还算是明智的。
玄宗深知唐初以来夺位政变的一连串史实，绝对不必挥舞“三纲”大棒，打向不“忠
不“孝
的儿子。
李隆基
过了四天，八月十六日（丁酉），玄宗颁布了《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其实，太子早已即皇帝位了，何必你“上皇”再来一个“命”呢！这不过是为自己被迫“让位
挽留点面子吧。诏文声称：“
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宜令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且天下兵权，宜制在中夏，朕据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权，先取皇帝处分，然后奏朕知。待克复上京，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也。
这里，有二点值得注意：
其一，天下用兵集中于中原包括关中，玄宗偏安巴蜀
“应卒则难”，也就丧失了把握全局的主导地位。这是他不能不退位的重要原因。相反，太子李亨既然留了下来，以“治兵讨贼”为首要任务，也就夺取了军事斗争的指挥权。这是唐肃宗即位的必要条件。
其二
玄宗虽然自称“太上皇”
改制敕为诰，但还是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声称天下军权先由肃宗处分，然后报告他。只有到克复长安以后，太上皇才不干预军国大事。
八月十八日（己亥），命左相韦见素、宰臣房琯与崔涣等带着传国宝玉册到灵武
举行“传位”仪式。作为太上皇的唐玄宗十分重视此行，在《命群臣辅嗣皇帝诏》中说：“
皇帝自幼仁孝，与诸子有异。……往十三年，已有传位之意，属其岁水旱，左右劝朕，且俟丰年。尔来便属禄山构逆，方隅震扰，未遂此心。昨发马嵬，亦有处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顿如释负，劳卿等远去，勉辅佐之。
回顾自己早有“传位之意”，并非由衷之言。
八个月之前，即洛阳沦陷不久，玄宗对杨国忠说过“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实在是随口说说而已。在杨国忠专权的年月里
“传位太子”是绝对不可能的。所谓“昨发马嵬
亦有处分”也是含糊其词，没有明确的“传位”表态。
只有肃宗灵武即位之后，玄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传位”的既成事实，“顿如释负”，终于了却了一件烦恼的心事。
同一天，又叫贾至代拟了《皇帝即位册文》，交给韦见素等带去。这篇册文赞颂肃宗说
尔有忠孝之诚，报于君父,尔有友爱之义，信于兄弟；尔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尔有戡难之才，彰于兆庶。”忠孝”云云，不过是官样文书罢了。当然，有一点是真诚的祝愿
“天之历数在尔躬，汝惟推诚，祸乱将冀尔永清。
”平定祸乱，这是父子共同的希望。
2、逊位背后的无奈
史载，贾至写好了“传位册文”，玄宗亲自览读，感叹万千，说：“
昔先帝逊位于朕，册文则卿之先父所为。今朕以神器大宝付储君，卿又当演诰。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难矣。
”贾至听了，伏于御前，呜咽感涕。
这场面充满着特殊的感情，反映了唐玄宗被迫“逊位"的悲凉的心境。
李旦
四十五年前，据说天象星座“有灾”，唐睿宗决心传位给太子李隆基，声称“安我宗庙，尔之力也。今天意人事
汝合当之。”当时，传位册文是贾曾撰写的。贾曾，洛阳人
以善属文辞著名，任太子舍人，后拜谏议大夫，知制诰，卒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其子贾至，天宝末为中书舍人，随玄宗逃亡蜀川。贾氏父子为两代皇帝撰写传位册文，可谓唐代佳话。
欧阳修认为，唯独唐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把皇位让给了唐玄宗。
“天戒”原指太平公主策划废黜太子隆基的阴谋，睿宗在矛盾重重的困境中，才表示“无为无事”，作出了“传位
的抉择。然而，睿宗作为太上皇，仍旧把三品以上大臣任免权抓在自己手里，把重大刑政的决定权也抓在自己手里，可见他并不那么甘居“无为无事”，诚心诚意地让位。
结果，出现了太上皇与皇帝“兼省”政务的局面，使唐玄宗与姑母太平公主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直至诛灭“太平”方才天下太平，皇室内部争斗止息了。
相比较而言，唐玄宗逊位更是迫不得已的,“岂其志哉”！先是太子即位，后是皇帝传位，这种继统法的倒置在唐朝开国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事。
唐玄宗作为太上皇，虽然声称“四海军权”还得向他报告，但他基本上采取不插手的方针，军国大政概由唐肃宗及其臣僚们独立地处分。
这是极其明智的，避免了先帝睿宗“兼省”的弊病
避免了父子关系的恶化
避免了皇室内部夺位的斗争
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有利于平叛斗争的进行。
此中原因也可能跟分居两地有关，太上皇据巴蜀，自然难以顾及朔方灵武的政事。
逊位的尾声
灵武使者来到成都，韦见素、房琯等奉传国宝玉册赴灵武，前前后后，约花两个多月，才完成了“传位”的全过程。
就在这段时期里
唐肃宗在灵武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郭子仪等将兵五万，从河北至灵武，“军声遂振
兴复之势，民有望焉。”八月初一（壬午），以郭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
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太原）留守，并同平章事。
这样，肃宗初立时“兵众寡弱，虽得牧马，军容缺然”的局面，得到了改观。不久，杰出的政治家李泌也来到灵武，为唐肃宗出谋划策。
李泌提出两条建议，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一，以肃宗长子广平王李修为天下兵马元帅，防止非长子军功过大，出现类似李世民和李隆基以军功显赫而夺取帝位的现象。这对稳定初建的肃宗政权有一定的意义。其二，劝说肃宗“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将至
进幸扶风以应之；于时庸调亦集，可以赡军。”
也就是说，必须离开灵武，要以扶风（今陕西凤翔）为根据地。诚然，灵武是西北重镇与战略要地，但其军事意义主要是防止吐蕃入侵。作为平叛斗争的战略反攻基地，是很不理想的。如果长期地割据近塞僻远的灵武，在天下士庶的心目中，跟偏安巴蜀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异。
因此，在灵武称帝并聚集了一定的军事力量之后，就应当南下扶风，真正地举起平叛的大旗。
九月十七日（戊辰），唐肃宗离别了逗留两个多月的灵武。
灵武作为“龙飞”之地，自然留下美好的回忆。九月二十五日（丙子），南下至顺化（今甘肃庆阳），恰巧韦见素、房琯、崔涣等经历一个多月的辛劳跋涉，也来到了这里。韦见素等献上传国宝及册书。传国宝，即传国玺，白玉做的，它是皇权的象征物。
天宝十载（751年），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玄宗仓皇逃离京师时，许多王公国戚可以不必通知
而传国宝却不能不随身携带。
如今，这
国
宝将传给儿子了。可是，唐肃宗却不肯接受，说什么“
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邀为传袭！
”明明是乘危难之际，登上了皇位，还不承认事实，岂非虚伪！
群臣固请，肃宗还是不许，置传国宝与册书于别殿，犹如孝子朝夕事之，如昏定而晨省之礼。一场“传位”的活剧就在父子恋情的气氛中草草地结束了。
房琯
由于韦见素依附过杨国忠
唐肃宗看不起他。而房琯因与李适之、韦坚等友善，曾被贬宜春等郡太守，天宝十四载（755年），征拜太子左庶子，迁宪部侍郎。显然房琯是李亨这边的人，所以
肃宗“
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
十月初一，肃宗大队人马离开顺化。初三，抵达彭原（今甘肃宁县）。至十二月，肃宗一直在彭原。这时，永王李璘起兵，企图割据江、淮。不久，被平定了。肃宗与玄宗对此都持否定的态度。
但是，永王李璘起兵事件说明，诸皇子争夺皇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仍怕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初一
这是唐肃宗称帝后迎来的第一个元旦。肃宗在彭原受朝贺，同时派人入蜀祝贺太上皇。
据说，太上皇知道肃宗“涕恋晨省”，犹如孝子恭待父亲
十分感动，特地下诰，强调“至和育物，大孝安亲，古之哲王，必由斯道。”
标榜自己当太子时，“尝事先后，问安靡阙，视膳无违。”如今，看到“皇帝奉而行之，未尝失坠”，是何等的激动！为了表彰孝行德教，特命“天下有至孝友悌行著乡闾堪旌表者
郡县长官采听闻奏。”
如此制造舆论，无非是掩饰内心深处的隐痛，竭力弥补子夺父位所产生的感情上的裂缝。
正月初五
甲寅），太上皇派宰臣崔阅奉诰赴彭原。又以宪部尚书李麟为同平章事，总行百司，这是否想要分肃宗的权呢？当然不是。太上皇为了避免继续独揽大权的嫌疑，把左相韦见素以及三个宰臣（房琯、崔涣、崔圆）统统送到唐肃宗那里去了。
至于新任命李麟为宰臣
“总行百司”
那仅仅是掌管蜀川的行政事务，决不可能是领导所有中央机构，更谈不到要分肃宗的权。
唐玄宗奔赴蜀郡，路上走了一个半月，在成都呆了一年二个多月。这段经历在他七十八年人生旅途上，是短暂的，但却是永远难忘的。
恐惧伴随着反省，忧虑与追念相杂，组成了流亡生活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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