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沱，又名西界沱，位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长江南岸，是一座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古镇。2003年，西沱古镇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西沱，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世界商业城镇的起源地，也是长江流域街道布局唯一与等高线垂直的古镇。因此这座独特的古镇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西沱所在的大三峡地区是古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据说早在20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商周时期，这里人类活动轨迹更为密集，同时期留下了观音寺商周遗址、沙湾商周遗址、砖瓦溪商周遗址、公龙背商周遗址等大量历史遗证可考。
春秋战国时期，西沱先后归为巴国和楚国的属地。秦汉时期，又归属黔中郡和巴郡。到了三国时期，这里成为蜀国益州东部的巴东郡之西界。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第三十三卷中描述道：“又东径界坛，是地巴东之西界，益州之东境，故得是名也。”他称此地为“界坛”，是基于地处“巴东之西界”，并且也强调巴东位于“益州之东境”，即是说巴东只是益州境内靠东边的一个郡而已，这个郡的准确全称是“蜀国益州巴东郡”。由此可见，很多人曾把西沱撰为“巴国之西界”或者“巴州之西界”等说法是靠不住的。
从地理上讲，西沱濒临长江。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腹地的滔滔长江水在这里拐了一道弯，由东南方向折向东北方向，形成江家漕回水沱这个天然的靠船港湾。
历史与地理的巧妙结合，西界沱便因此得名。
从东汉献帝初平六年，益州牧刘璋划分巴郡重新设置巴东郡（初称固陵郡）算起，西界沱的得名距今已有1800多年。虽说后来清代的李元在《蜀水经》里称此地为“石鼓峡”，陈登龙在《蜀水考》中称此地为“界滩”，但“西界沱”这个称谓始终刻进历史，贯穿前后。
如果说“西界沱”三个字是认识西沱古往今来、前世今生的密钥，那居于中间的“界”字更是其中的核心密码。纵观其后的沧桑历史，西沱无不是在一个“界”字中变迁发展，浴火重生。
古代巴国时期，隔江相望的忠州涂井、?井是重要的产盐地，而楚国食盐奇缺。勤劳勇敢的巴国人打破长江河界的阻隔，用木船将巴盐运往西界沱起岸后，通过人力背运，翻越千山万水，跨过巴楚国界，一直运到楚国境内的鄂西湘西一带，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巴盐销楚”边贸活动。
宋、元时期，西界沱设立了“梅水沱驿站”。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足见西界沱已经成为当时的信息物流交互中心。北宋真宗咸平年间，西界沱发展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水陆交通中心和“川盐销楚、以栗易盐”的货物集散地。
到了清代，西界沱借助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运动，进一步繁荣了水陆码头贸易，当地烟火繁盛如同“郡邑”。据清《石砫厅新志》卷一记载：“忠、万交邻为西界沱，水陆贸易，烟火繁盛，俨然一郡邑也。”清乾隆二十七年，西界沱设置巡检司衙门，负责维护当地的水陆贸易秩序与社会治安秩序。
民国时期，西界沱成为三县边区。西界沱云梯街顶端的独门嘴黄桷树，便是忠县中兴乡、石砫县（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界沱镇和万县（现重庆万州区）上复兴乡的分界点，“一树遮三县”因此得名。这种特殊的行政地界，导致当时的边区治安管理非常混乱，以至于有说法是“忠县作案，万县避难，石砫着急又能何干？”——好一个“界”字作难。
1948年春，四川第九区专员公署在西界沱关庙设立忠石万三县联防办事处，并在沙湾派驻一个保安营。此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看是为了维持边区社会治安，实则图谋剿共，镇压共产党地下活动。无论怎么欲盖弥彰，反动当局始终没能逃过历史倾轧的车轮，旧的政权还是轰然倒塌。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界沱设第六区（西沱区）区公所，从行政意义上讲，“西界沱”三个字就此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1951年，万县上复兴乡更名为中兴乡，乡政府设在西沱。1952年，万县原上复兴乡所辖的新生、人和、黄龙、江家、双河等地划归石砫县。1952年，忠县中兴、黎王两地被划归石砫县。经过一系列的划界调整后，曾经津津乐道的西沱独门嘴三县交界处正式成为过去，被西沱陶家坝北侧的石槽溪口重新替代。
1959年，石砫改名为“石柱”。经乡、镇、公社多次调整，直到1962年，石柱又重新建立西沱镇，“石柱西沱”行政名称就此进入历史序列。
1995年，为统筹兼顾西沱镇及毗邻的万州区长坪乡石槽溪片区的三峡移民安置问题，长坪乡石槽溪的居民跨界迁居到西沱镇陶家坝，形成一条石（柱）万（州）半边街，移民街里侧住着万州长坪乡移民，移民街外侧住着石柱西沱镇本地居民，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不难看出，自古以来，从水界到陆界，从州界到国界，从县界到区界，从镇界到乡界，西界沱并没有受限于界之藩篱，而是勇于突破，实现水陆相依，州国相通，实现民族发展，区域互动，实现融合发展，终究成就了西界沱城镇商业与码头贸易的持续繁荣。
虽说行政上的“西界沱”早在1950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之后的长江内河客运船票上，依然称西沱为西界沱，该称谓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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