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蓉 陈馨懿

“我们不是打渔的。”即便身处漩涡，这个跑船四年的27岁小伙仍在发声，他想让世人看见远洋船员真实的模样。

他是“弘进”轮上的船员周念安。

此时，在舟山海域停泊了十天，从185海区转移到秀山锚地，“弘进”轮距离最近的陆地只有不到7公里了。

站在甲板上，周念安能眺望到三面环绕的岛屿，雾气中的它们影影绰绰，是他渴望了11个月仍没能触摸到的陆地。

恐惧、崩溃、绝望，一度将这条困于茫茫大海的船包围——过去半个月，从轮机长开始，13名船员陆续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而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6名船员呈阳性。

新冠疫情打乱了船上的一切，也将这条船推上风口浪尖。

周念安曾发现有三条小渔船试图靠近，带着相机想偷窥船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周念安还听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传言飘到耳边，“有人在网上问，我们船上的疫情会不会影响舟山捕捞上来的梭子蟹？”

没打疫苗，没人换班，难以靠岸，遭遇误解，周念安的经历，是疫情之下，中国57万远洋船员的真实困境。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采访了多名远洋船员，还原鲜为人知的海上故事。

黑夜中，远洋船员的困境。

打不了疫苗，他们来回如同“裸奔”

等待仍在延续。

自8月9日，在舟山的紧急救助下，第一批11名船员被送进定点医疗机构，留守“弘进”轮的周念安和8个同事就一边焦灼等待，一边和十多吨急需消杀的物品较劲。

这是8月13日，这条货船呈现出一片异常景象：20多个房间被清理一空，笨重的行李箱、大大小小的床垫、数不清的衣物，以及成堆的食物被丢弃，鼓鼓囊囊的黑色垃圾袋和破旧纸箱布满了半个甲板。从生活区到甲板，9个被口罩、防护服、手套、鞋套严密包裹的船员分成两组，接力传递着大包废弃物，他们大口喘着粗气，却几乎互不交流。

“弘进”轮是周念安跑的第五条船，可从上船的那刻起，逃离这条船的念头他几乎就没停止过。

身为三副，除了值班开船，港口对接，广播通知，消防救生，设备维护等，也是周念安的工作。

这条巴拿马籍货船下海已有25年的历史。去年9月，刚上船没多久，周念安就向船员派遣公司提出换班申请，但公司劝他“坚持坚持”。

周念安和公司口头协定只跑8个月，今年5月协定时间到期，他再次提出换班申请，却又一次被驳回，“找不到换班人员，找不到换班港口……拒绝的理由太多了。”

“弘进”轮。

“弘进”轮一直往返于东南亚与中国之间，船上装回进口的钢材、煤炭、水泥等货物，运走出口的则是挖掘机、铲土机等。

但随着东南亚疫情反弹，频繁出入的“弘进”轮一度被各大港口视为疫情管控重点，禁止船员下岸。

周念安开始后悔没听从女友的劝阻。“她从一开始就不支持。”上这条远洋船时，周念安内心也曾惴惴不安，“毕竟疫情没有完全结束”。

可是，这个27岁的小伙子想结婚了。想到房贷，想到年迈的父母和11岁的弟弟，周念安还是决然上了船。

自2017年航海驾驶专业毕业后，周念安就一直在跑船。从实习生到水手再到三副，如今，周念安的月薪达到近两万。依靠这份工作，周念安独自还清了大学四年的助学贷款，2019年在老家驻马店买下一套房。

相对于陆上工作，跑船显然能给周念安带来更高的收入。而且自疫情爆发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船员输出国之一，和印度、菲律宾相比，中国船员变得更抢手，薪资几度上涨。

然而，当疫情真正临近，没法打疫苗的周念安越发担忧，觉得这份收入不再可观，“这和我们所承担的风险、所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

能频繁出国航行大海，曾是吸引周念安选择远洋船员生活的原因，但疫情之下这却成为他的焦虑来源，“国外的人几乎不戴口罩，我无法避免和他们接触，甚至无法拒绝当地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区。”

在过去长达11个月的时间里，周念安全部的生活都集中在这条186米长的船上。工作不只是每天值班开船8小时，周念安往往还要多耗费几小时进行消防、救生设备维护及演习。

此前，他曾在船上组织过两次疫情演习，教会大家如何快速隔离和自我防护。但7月底，当疫情真正来临时，他们仍无力阻挡病毒的扩散。

“弘进”轮上清理好的房间。

在水手王响面前，大海显得令人恐惧。他35岁，做了四年的远洋船员。

去年11月，王响登上第三条船，不断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间往返，运输水泥板等货物。今年以来，随着印度、印度尼西亚的疫情相继反弹，这条航线让船员们隐隐不安，“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打疫苗，每天心惊胆战，就像裸奔在疫区。”

5月，合同期一满，包括王响在内的18名船员都提出换班申请，可直到现在，仍迟迟没有结果。

王响听说，很多港口拒绝他们这艘外籍轮船停泊，公司也无法找到能够换班的人。中途，船在广西维修了20多天，王响和同事们向公司申请打疫苗，却同样无疾而终。

“我马上就没有流量了，还有两三天到长江口，到时再联系好不好？”采访随着流量的切断戛然而止。至今，王响还跟着这艘船漂泊在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路上。

无法换班，经历近两年的“水牢”

对于远洋船员而言，去年疫情期间的“水牢”生活似乎又将重新上演。

21个月，将近两年，杨锋一度困在Bao Run轮船上。

杨锋在2019年2月和船公司签订了时长8个月的合同，并注明视情况可以提前或推迟两个月结束合同。但就在2019年10月下船换班时，船舶公司提出，春节前招聘比较困难，合同需要延期。无奈之下，杨锋只好同意工作至春节后。

“再怎么样，明年二月底三月初，我应该就回家了。”2019年底，杨锋如此告诉家人。

但是，突然爆发的疫情，让整艘船上总共21名船员都无法按时回到岸上。

航海一离开家就需要半年时间起步。

40岁的杨锋并不喜欢航海，因为航海一离开家就需要半年时间起步，这样就错失了儿子成长至18岁的许多瞬间。

即便如此，杨锋仍然从事远洋航行工作近20年。而在登上船时，杨锋刚成为船长没多久。

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短距离只需要三五天，长距离则可达一个月。抵达港口，除了轮流值班的船员，大多数船员都会“放风”，离开码头买些零食带回船上。

2020年1月，Bao Run停泊在威尼斯港，这是杨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换班前的最后一次下船。而后，疫情爆发。

“我们这艘船的运气真是差，跑到哪里，就碰上那里疫情爆发。”2020年3月，离开位于美国的港口时，杨锋发了条朋友圈。

船员无法下船购买物资后，主要由供应商用船只给他们送来了口罩。2020年五六月份，防疫物资增加为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和酒精免洗液等。船员们开始熟悉防疫流程，进行常规化测量体温，但他们无法进行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

船上的确有几位船员经历过发热，当时杨锋就安排他们在房间里隔离，服用消炎药。往往三天左右，船员退烧后，便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汪洋中的思乡之苦。

汪洋中的思乡之苦

作为船长，杨锋感觉得到随着时间推移，船员们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除了对疫情感到焦躁，最重要的还是思乡之苦。

往常，停泊在国内港口时，距离近的家属可以登船探访。杨锋家在南京，总是能在长江边的港口和家人重逢。但由于防疫，探船基本被取消了。

很多生活的计划也被打乱了。

杨锋一家准备卖掉旧房，购置新房，但由于需要他到场，这件事从二月搁置到了四月。直到他们家所在的南京开设了视频公证，才解决了这个麻烦。

杨锋舒了一口气，“再拖下去，新房的卖家也会有顾虑，而且还可能要赔一笔违约金。”

还有人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杨锋收到了船舶公司的消息：“大副的情绪还稳定吗？”杨锋觉得奇怪，“他看起来挺好的啊？”

公司对接人告诉他，大副的父亲过世了。而在此之前，没有船员知道大副的父亲已经病重。

杨锋回忆，船员们都是独自承受着思乡和家庭的压力。在船上，没有人透露过想家，包括他自己。船舶公司曾经为他们开通了心理辅导热线，也没有人拨打。杨锋觉得，这是因为大家都清楚，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下船，换班休假，回家。

汪洋中的远洋货船。

货船上的餐厅。

每到吃饭的时间，餐厅里都会讨论下船。“到底什么时候能换班？”面对船员的询问，杨锋颇感无力。

从2020年4月开始，每将抵达港口，杨锋都会申请换班，他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申请被拒绝了多少次。

最开始，国内外许多港口都规定，禁止船员下船及换班，直到2020年7月才陆续开放。

杨锋他们也曾迎来过一次希望：埃及的港口允许换班。但另一个问题——航空限制接踵而来。

杨锋记得，当时埃及飞回国内的机票高达五六万元一张，并且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全船21名船员，有19名船员服务期合同逾期，急需换班，这样算下来，总共耗费超过100万。船员回国的费用向来是由船舶公司承担，最终，船舶公司拒绝了这次换班申请。

在后来的诸多申请中，杨锋甚至还提议，由个人承担回国费用，但申请仍然没有被通过。

2020年11月，在抵达阳江港口前，杨锋觉得承受的压力也快到了极点。杨锋提出，“不让我们下船，大家就会没有干活的动力。如果大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船只维修保养也跟不上，船只的安全也会越来越没有保障。”

好在船员们的这次申请，终于被通过了。

去年11月在阳江港，杨锋和同事们下岸休假。

杨锋还记得，抵达阳江的那天是周六，由于海关部门在周末休息，他们得在周一下船。船员之中，被困船上时间最长的有24个月。但这最后的两天，似乎比那24个月显得还要漫长。

这次休假后，杨锋一直到今年3月才再次登船。结果杨锋又一次经历了换班休假被拒的情况，他比原定时间推迟了一个月才得以下船。

杨锋有些犹豫：“我不确定还会不会继续做远洋航行的生活，我想试着找找岸上的工作。”不过，杨锋很肯定，自己的儿子一定不会从事航海工作了。

这样的犹豫，周念安也时常会有。

和杨锋相比，年轻的周念安更想念自己的女友。

休息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周念安就窝在五六平方米大的房间内和女友打电话。

“远洋电话一天打两三小时，每个月话费就要1000元。”周念安去年才和女友在一起，两人通过网络结识。单身时，常年漂在海上的周念安只能购买卫星网络打发时间，“这可比远洋电话更贵，200元只能买630兆。”

更早一些，刚上船做实习生时，周念安常坐在甲板上看海，以此打发时光。“那会儿，别人还挺羡慕我。他们有人刚上船，连吐了两个月，我几乎没什么反应。”可连看了一个月，曾经令周念安充满好奇的大海就变得令人厌倦了。

现在，周念安也决定听从女友的话，打算转行，“等下岸隔离完，还是去岸上找一份工作吧。”他这样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念安、王响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