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质博物馆脊椎动物化石发掘研究的助推者

选自《化石》2018年03期，续世朝

如今一提到山西地质博物馆，在全国地质专业类博物馆界已小有名气。

山西地质博物馆展陈的最大特色是古生物展厅，而古生物厅的突出亮点是早中三叠世的中国肯氏兽动物群。中国肯氏兽动物群是指中国北方早中三叠世以兽孔类和原始主龙类为主体的四足类动物群。为了融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我们同时将我国南方中晚三叠世的关岭生物群以及相近的海生爬行动物作了“南海北陆”的对比展示，着实给观众提供了十分丰盛的文化大餐。然而这些成果的得来却是非常的不易，还是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宝贝背后的故事吧。

山西地质博物馆于2007年3月奠基，2008年底主体完成。笔者有幸于2007年加入山西地质博物馆概念设计工作中，于2008年正式调入原山西省地质矿产科学技术馆，专职于地质博物馆的内容设计与陈列布展工作。基于我二十多年从事山西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经验，提取山西特色的地质元素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将这些沉睡于书本中的资料变为现实。尤其是古生物专业，由于以往这方面知识虽有涉猎，但要承担起地球生命演化以及山西古生物特色却是谈何容易？经过专家指导和自我学习，总算勉强完成了内容设计，但如何把内容变现却是摆在所有工作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记得在最初的内容设计中，一经遇到古生物化石展品，几乎所有的脊椎动物标本的名称都附着刺眼的“模型”二字。

正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那是2009年8月新到任馆长王润福任职后的第二个月，为彰显山西地质特色，我陪设计师重走了吕梁与太行，当行进到晋东南某地时，发现有施工现场，周围还有大量风化后滚落于地面的钙质结核，其外形酷似脊椎动物的“骨骼”化石，看到这些，我们当时感到异常兴奋，以为发现了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在设计人员的建议下，我们马上把这一消息报告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生物化石专家——唐治路。唐高工本着对脊椎动物化石的特殊情怀不敢怠慢，当日专程从北京赶到太原，正当想与我们分享化石新线索的喜悦时，我们呈现给唐高工的“宝贝”却令他有些啼笑皆非。由于没有脊椎动物化石的基础，我们误把钙质结核当成了脊椎动物化石。但他不但没有责怪我们，而且循循善诱，立即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脊椎动物最基础的解剖课，从脊椎动物身体的结构，到各个部位的名称，从真假化石的识别，到如何寻找化石，短短两个小时的课程，对我们此后开展的脊椎动物化石的调查与研究完成了一次古生物知识的启蒙教育。

由于馆长出差，馆长与唐高工未曾谋面，这也成了馆长的一块“心病”。有了此次的教训，王润福馆长对此次与古生物专家的擦肩而过甚为遗憾，表示一定专程拜访。2009年10月21日，我陪同王润福馆长专程前往北京求教唐治路高工，交谈中，当我们提到山西没有恐龙的时候，唐高工激动地瞪着大眼说：“怎么没有恐龙，连恐龙的祖先都有，山西山西鳄就是恐龙的祖先”。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掷地有声，给我们燃起了开启古生物调查与研究，尤其是寻找山西特色古生物展品的新的希望。

2010年3月，正是初暖乍寒的时节，虽说气温已不再那么的寒冷，但肆虐的山风夹杂着黄沙依然荡起满天的尘埃，令人迷眼难睁，寸步难行。所有这些并不足以阻挡我们前行的脚步。按照王润福馆长的计划和安排，我们再次邀请唐治路高工给我们现场指点。当下，我准备好了一切资料，陪着唐治路高工以及他在山西煤炭地质局工作的大学同学——李润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并前往榆社银郊一带追寻先辈的足迹——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健院士曾经工作的地区。在他查看一番地形与地质之后，首先讲述了化石的赋存规律与特征，然后又布置了我们分头工作的路线，经过一番努力，唐老师终于找到了化石线索，并把我们及时召集在一起，实行现场教学。当时他已年近6旬，可找起化石来，在高低起伏的山包上如履平地，难道他不累吗？难道他身轻如燕吗？不，他魁梧的身材高近1.9米，体重逾200斤，有时太累了，就爬在地上看化石。唯一能支撑他前行的动力就是他热衷的古生物事业。看到这一切，我们看在眼里，服在心里，我确实被眼前的一切所感染，我比他整整小了10岁，没有理由不努力。就这样，经过三天的努力，我们陆续发现了一些可供发掘的化石出露点，随后，王锁柱副馆长也加入到我们的化石寻找队伍中来，我们的信心与化石点发现的数量与日俱增，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开展古生物化石调查、发掘的信心与决心。

经过一周的实地调查与踏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省国土资源厅和省财政厅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启动了第一次山西人自己开展的古生物调查事业——山西重点地区脊椎动物化石调（勘）查项目。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新的可供发掘的化石点不断被发现，而这些发现又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步入正规的化石发掘工作的信念和决心。有了这些新的发现，看到暴露无遗地散落地表的珍贵脊椎动物化石，我们感到无限的惋惜，为了拯救这些珍贵的脊椎动物化石资源，同时也为在建的山西地质博物馆提供可供展出的脊椎动物化石，我们很快投入了“山西重点地区三叠纪残剩“中国肯氏兽动物群”化石点抢救性发掘方案”的编写工作。经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同意，我馆向国土资源部报送了发掘方案，经国土资源部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审查，报国土资源部备案批准，同意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紧接着，在唐治路高工的引领下，我们立即“招兵买马”，进行人员培训，野外现场练兵，一边干一边学，一边学一边干。2010年6月29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我馆有史以来开展脊椎动物化石发掘的第一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冒着酷署，顶着炎炎烈日，经过40天的奋战，不仅开辟了山西地质博物馆进行脊椎动物化石调查、发掘、研究的先河，同时也收获了可以为山西地质博物馆脊椎动物化石标本的展览提供了极大的支撑，收获与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随着古生物标本的不断增加，我们的古生物调查事业也如日中天，茁壮地成起来，随着成果的不断积累，又促进了博物馆馆研究事业的需求。为此，在我馆于2011年，首次走进我国地质专业的最高学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招聘古生物等专业本科、硕士研究生各2名，充实到研究队伍里来。同时，为了促进人才队伍的快速成长，在唐治路高工的建议下，在润福馆长的带领下，经我馆申请，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同意，同时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前所长、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博士的大力支持下，经山西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批准，于2013年3月设立山西省地质矿产科学技术馆院士工作站，2014年更名为山西地质博物馆院士工作站。从此，我馆的产、学、研机构真正的建立了起来，有来自科研院所的研究团队领航，有丰富的野外工作团队的鼎力支持，有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标本，还有山西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唐治路高工的引导与支持，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唐治路高工的引领与帮助，就不可能有山西地质博物馆今天所取得的古生物标本与研究成果，他不仅给我们指出了一条今后发展的思路与方向，同时也为我馆人才队伍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成果的不断推新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山西地质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