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最后关头”》：一部西方学者写的日本侵略下的中国历史，会有什么不同？|帝国主义|战争|日本|走向“最后关头”

76年前的今天，是亿万中国人民铭记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电台播出了裕仁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报纸头版都用醒目的大字刊出：“日本投降”。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对于日本，有些情绪似乎和这个国家留给我们的伤痛一样，永远难以抹去，有些疑问，也一直在等待着更多视角的解读。

在我们往常的认识乃至西方学者的研究中，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于中国而言，一直是外交问题。很少有人注意，这段时期日本问题对中国国内政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直到《走向“最后关头”》一书的出版。

该书作者柯博文是美国知名史学专家，在他的研究分析下，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而言，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不是一个外交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

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中国大量领土；日本的战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像上海和天津这些城市的中国居民则生活在日本军队的影子之下。但就在这样的民族危难之际，蒋介石却坚决采取不抵抗政策。

为什么蒋介石不愿与日本军队正面抵抗？

“攘外必先安内”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抗战前期中国国内各派系如何在乱局中纵横捭阖？

不断增长的民意力量在当时的中国政治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为什么中国开启强大的民族国家之路的建筑师是毛泽东，而非蒋介石？

是谁在狡辩，又是谁在模糊真相？

假如已知的历史回答不了这些问题，那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着换个角度来解题？

难得一见，

局外视角，

深挖日本入侵对中国的另一种影响

《走向“最后关头”》是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历史学系教授柯博文的代表作之一。在众多关于南京政府时代的论著中，此书可谓是罕见的破局者。

当柯博文开始写作《走向“最后关头”》时，他已经研究民国时代的中国好几年。通过解读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无数报刊文章，以及后来写成的回忆录，他深信中国人在这十年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甚至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日本问题也似乎主宰了中国的新闻报道。

在他看来，西方学界对这段时期的研究，没有充分地讨论日本问题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许多学术著作陷入明显的框框中。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框架。

柯博文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入江昭毫不吝啬地赞美道：

本书是对1931—1937年中国政治与中日冲突的复杂关系的出色研究。

英国利兹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埃利斯·提纽斯更是直言：

这是我读过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最好的书。

虽然柯博文坦言，此书本是为西方学者所写。但当它被首次引进中国，给中国读者留下的印象不可谓不深刻。

正如豆瓣上一位网友留下的短评：

完全没有外国人写中国历史的隔阂。不在此山中反而能更客观地描述与评价。

而“很有启发”是自本书出版以来大部分读者的读后感。

值得一提的是，《走向“最后关头”》中文版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俊亚担当翻译，此次重新出版，他在书中补充了更为详尽的延伸阅读书目，希望为读者们更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提供参考文本。

历史回放，

再现1931—1937年这一时期的

中国政治大图景

1931—1937年，中国经历了什么？

在本书前言中，柯博文条理清晰、纲举目张地讲述了他通过多年研究所绘就的这幅历史图景。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酝酿仇恨年代的顶点。在蒋介石建立了国民党政权后的十年中，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地围攻国民政府。蒋介石建立一个有朝气的政府的努力遭到了日本进攻和威胁的不断压迫，如1928年5月的济南事变、1931年9月的“九一八（奉天）事变”、1932年的淞沪战役、1933年入侵热河及令人蒙羞的《塘沽协定》、1934年的天羽主义和藏本事件以及1935—1936年的华北自治阴谋，并最终在战争全面爆发时走向了极点。

资料图：卢沟桥事变（来自《支那事变摄影集》）

蒋介石并不愿意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他认为自己的军队不如日本军队，并且，两国之间的战争对于中国以及他本人都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当1937年战争真的全面爆发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将要死去，而蒋本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中的地位也将被严重地削弱。对“安内”的考虑，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首要目的是击败国内的敌人——既有像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地方军阀，也有中国共产党——并把对中国的控制牢牢地置于（他的）中央的权威之下。

蒋介石（图源《毁灭与重生》一书）

因而，蒋介石想避免或推迟与日本的战争，对东京采取了绥靖政策。他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次序。他认为，在中国充分地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之前，国内的敌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予以消灭。在日本进犯东北时，他给东北军的总司令张学良打电报，命令他不要激怒日本人，而要依赖国际联盟的调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授予了华北方面一系列与日本官员解决“地方”问题的权力，而南京则直接与东京谈判更大的问题。安抚日本人及避免战争的企图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后也没有中断，直到1937年8月在上海爆发战争，它才被完全放弃。

电影《八佰》海报（图源网络）

这种绥靖政策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在中国并不得人心。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不断地要求抗日，倡导对东京调和的官员经常被无情地批评，有时还被暗杀（如唐有壬和杨永泰）。就像其政敌指责的那样，蒋介石通过逃避亲自批准的不得人心的对日协定的责任，企图把对他个人的政治打击降到最低程度。他巧妙地让自己忙于“剿共”战争，而让黄郛、张群、汪精卫这类官员来承受公共责任的压力。另外，绥靖政策使整个南京国民政府丧失了在中国民众中的威望。

柯博文认为，日本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在20世纪30年代构成了中国政治活动的框架。

在考察当时中国的背景时，他分析了三个关键群体的影响：第一个是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者，第二个是像冯玉祥这样的地方领袖，第三个则是独立的“民意”力量。其中关于独立的民意力量，他解析道：

在中国政治中，日本问题最大的后果是“民意”的兴起。一起又一起事件、一次又一次耻辱激怒了所有政治派别的中国人。学生、商人、士兵和政府官员被日本人看似没完没了的要求所激怒。在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军队中产生了强大的势力，本应潜在地用来巩固国民政府，但蒋介石无法利用这支新的力量。

1935年12月9日，清华学生游行队伍在西直门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讲者为清华大学学生陆璀。

蒋努力建设一个可以统一中国的强大的国民政府，但他想要的是一个基于军事力量的保守、独裁的政权。他对群众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这种独裁政权在20世纪已很普遍，没有理由设想这样的一个政权在中国会不成功。但这种政府缺乏像中共那样吸引广大农工群众的社会纲领。

一部由西方学者所写的

日本侵略下的中国历史，

会有什么不同？

不管是加藤阳子的《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还是古川隆久的《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研究重点，为读者们更全面地了解日本侵华历史提供了多维视角。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

而这次，一部由西方学者所写的这段日本侵略下的中国历史，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