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1963年生于上海，电视节目主持人、同济大学客座教授。主持《可凡倾听》《加油好男儿》，客串参演《建国大业》《金陵十三钗》《老中医》《老酒馆》《光荣与梦想》等影视剧。

每次聊天 都能充实自己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新书《可凡倾听——五味有情》，收入“沪上名嘴”曹可凡与李兰娟、钟南山、马伯庸、樊登、李诞等各界名人访谈25篇。曹可凡以知性而风趣的问话，引导受访者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将视频节目变为文字出版，读来又让人产生更多的思考。

《可凡倾听》节目是曹可凡的心血之作，他的采访提纲完全手写，钢笔字神采飞扬，那不是一两页纸，是挺厚的一沓，让受访者更加感到他的亲切和认真。他的声音洪亮，上海话沉稳儒雅，有人用“毫无复杂技巧”来形容他的访问节目，也就是说，不会出现那种惹人赞叹、逼人深省、使人难堪的“匕首式”提问。在采访录制过程中，他大部分时候真的就是在倾听，但受访者却能在这位笑眯眯的朋友面前，把平时拿着匕首都问不出来的话和盘托出。

除了做主持人，曹可凡还出演了《金陵十三钗》《爱情的边疆》《老中医》《老酒馆》等影视剧，张艺谋教他要抓住角色的魂，用一个字去概括角色的特征，表演时要把自己身上的特质清零，然后把自己扔到角色的内核中去。曹可凡说：“演《金陵十三钗》，我把孟先生这个角色用一个苦字概括，拍《老中医》，我用圆字来提炼我所演的人物。我觉得演戏挺有意思，可以丢掉自己，塑造别人。一个人的人生只能走一条路，在影视作品中去塑造不同的人，相当于走了不同的路，趟过不同的人生之河，那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不断揣摩和提炼角色的内核，成了曹可凡每次演戏的习惯，并且每每都能得到导演和同行的赞同，他说：“拍戏不是为了要有多红，也不是为了去赚钱，我做事情没有那么大的功利心，从快乐工作中有所收获，是最重要的。”

曹可凡不抽烟不喝酒不玩麻将也不唱歌，最大的爱好就跟朋友聊聊天，“我喜欢交朋友，做访谈节目也是跟人聊天，工作生活合二为一，然后看看书，陪陪小孩，我觉得这是我生活的主轴。”这些年做《可凡倾听》，他直言最大的收获就是采访了很多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他真切感受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也逐步充实了自己。

钟南山 当老实人做老实事

2020年10月31日，第二届中国医师公益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场上最耀眼的明星莫过于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当天晚上8点，《可凡倾听》独家专访了钟南山院士。

在采访中，曹可凡问及钟南山院士的年轻岁月。钟南山说：“我在农村是1969年到1970年，到农村医疗队工作，看到一个孩子血尿，一位医生认为是肾结核，给他一些治疗。中间休息回家，我跟我父亲讲起，我父亲是儿科大夫，他反问我，你们怎么知道他是肾结核？听完这句话我就懵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父亲给我一个很大的震动，我觉得干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得有点依据。当老实人、做老实事，这是父亲给我最大的教育。”

父亲对钟南山的一生产生了极大影响，从当年非典否定衣原体感染，到新冠肺炎早期时便提出有人传人的现象，现在看起来好像轻轻松松的一句话，但其实当时可能钟南山院士要承受很大的压力。钟南山说：“在对病人，以及突发性传染病这个问题上，我的压力是来自病人的生命。因为这是生是死的问题，你要判断错了，用错误的方法治疗，可能他就死了，这个压力远远比我其他压力大得多。所以为什么要坚持？就认为用这个方法，或者采用这个方法的话，这个病人活的机会大。这个给我的压力，我想当时是最大的。”

钟南山已年逾八旬，前几年心脏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在高压力、高速的工作状态下，如何让自己的生理和心理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钟南山说：“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辈子我始终有追求。一个人只要他有追求，并且努力去实现，那他一定会全神贯注，那个阶段他的身体就会显得挺好，一个始终有追求的人，寿命也会比较长。”

李兰娟 哪里有传染病就到哪里

在第二届中国医师公益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分享了在疫情中的经历和经验，并从救治和防控两方面对当前的抗疫防疫工作建言献策。在接受曹可凡的采访时她说：“我们医务人员不但要救治病人，还要让人更健康，不但要治人身体的疾病，还要治人心理的疾病，要从单纯的医疗向维护健康的方向发展，总体来讲，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健康。”

作为医生，李兰娟妙手仁心，救治百姓；作为行政者，她心系农民，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作为科研者，她奋发进取，从最初的人工肝开拓者，到首次创立感染微生态学理论，李兰娟开创了中国医学界感染学领域的许多第一，并成长为国内唯一的传染病学院士。在援鄂医务人员当中，李兰娟是最年长的几位专家之一，家人和朋友担心她的身体，劝她不要去，但她毫不动摇，她对曹可凡说：“因为我是搞传染病研究的，哪里有传染病，我就得到哪里，而且必须亲自去看一看，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救治。”

在武汉疫情期间有一张非常经典的照片，李兰娟刚从隔离室里出来，摘下口罩，还戴着隔离帽，脸上全是口罩的勒痕，让大家特别心疼。李兰娟说：“肯定要直面病人，病毒就在我的身边，所以有一套严格的穿防护服的制度、流程，我也必须带头执行。我要进病房去看病人，很多人阻拦我，但我一定要进去，出来的时候，无意中被拍了一张照。其实医务人员都一样，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确确实实我们医务人员也经受了考验。”

樊登 读书能够改变生活

从工科“学霸”成为远近闻名的“讲书人”，樊登的经历颇为传奇。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材料专业，又相继获得管理学硕士和电影专业博士，之后又在央视担任策划与主持，同时也在大学任教。由于从小热爱阅读，兼有口吐莲花之口才，他创办了“樊登读书”，开创网络知识付费先河，如今已拥有数千万用户。对于“樊登读书”，他将其视作教育而非商业，因其终极目标在于改变，而不是迎合。

面对樊登，曹可凡抛出第一个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读书可能就是业余爱好，你现在可以把爱好和事业结合在一块儿，是不是觉得特别奇妙？”樊登说：“当你对一件事产生了热爱，自然而然会去做，这本身并不奇妙，做着做着，你发现了它的社会价值，发现它能帮到更多的人，这是最奇妙的体验。有一次我被人请到一个地方讲课，那时我主要讲领导力，讲营销，但是在那个场合这些话题都不合适，我就说干脆讲本书吧，我记得是《疯传》，一本关于传播学的书，结果反响特别好，大家纷纷买书。我意识到，可能很多人需要别人告诉他哪本书比较好。既然有人可以推销保险，推销汽车，为什么不能推销书呢？所以我就一步一步地走到这件事上来。”

那么，“樊登读书”为什么能获得巨大成功，秘诀是什么？对此樊登回答说：“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把书讲好，要相信他人的成长动力。现在有些互联网公司靠算法赚钱，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但我们坚信除了弱点之外，人是有光辉的，有向上的精神，人是会突然想要读一些高尚的东西。手机媒体可以满足不同人高尚的需求，所以我开始相信，人们听到好东西能识别，而且一旦他识别了，觉得好，就会心甘情愿地付费，所以只要重视内容本身，只要内容本身足够好，就能传播。”

樊登不遗余力地推广读书会，做线下演讲，搞樊登书店、樊登小读者等产品线的延伸，在电视上做“我是讲书人”的电视节目，正如他自己说的，“尽可能地多折腾，多尝试一些新事物，没有坏处。我们的核心就是一件事，让这个社会上更多的人读到好书，而且相信读书能够改变生活。”

孙正阳 筱月英 菊坛伉俪琴瑟和鸣

戏曲界历来有不少夫妻档，彼此既是生活伴侣，又是艺术知己，夫唱妇随，琴瑟和鸣，传为佳话。孙正阳、筱月英就是这样一对菊坛伉俪。京剧表演艺术家孙正阳素有“江南名丑”美誉，曾与顾正秋、李玉茹、童芷苓等名家长期合作，更以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栾平一角为观众所熟知。他的夫人筱月英是越剧表演艺术家，以《孔雀东南飞》《女中郎》等剧目闻名，曾得到梅兰芳大师亲授。如今他俩虽已耄耋之年，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

在与曹可凡的对话中，孙正阳谈到，自己和大部分学戏的男孩子一样，初入科班想学老生，因为日后能唱主角、挑大梁、挂头牌，相比之下丑角是“绿叶”，在舞台上很少有担当主角的机会，然而却偏偏被分入丑行，“我艺考的时候，刘嵩樵老先生很喜欢我，让我学娃娃生，我跟他学《甘露寺》。后来就不成了，因为我是北京口儿，我们上海招的学生南方人多，小花脸没有北京口儿不成，就让我学了小花脸，我又演过《小放牛》，这一下就给我定了性，进了丑行。”

孙正阳与筱月英相恋也有一段故事，筱月英觉得自己唱越剧基础差，有人介绍孙正阳教她花旦戏，两人因此相识，孙正阳教她《小放牛》，这出戏成了她们的定情之作。

长期艺术实践中，孙正阳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他看来，丑角虽以丑为名，但应丑中见美、谐而不俗，并且要避免雷同，力求做到千人千面。优秀的丑角必须一专多能，生旦净丑样样拿得起来。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孙正阳最早演的是杨子荣，他告诉曹可凡：“一开始我演杨子荣，童祥苓演少剑波，贺永华演坐山雕。那会儿杨子荣完全是武生打扮，有打虎、有打枪，唱词不多。后来加强了唱，童祥苓改演杨子荣，让我演栾平，这是我的本行，我可以演。不管配角、主角，让我演这个角色，我就一定要把它演好。”

栾平和杨子荣在威虎厅的那段戏特别出彩，曹可凡问孙正阳当时是怎么想的？孙正阳回答：“我俩互相了解，我知道杨子荣的动作是怎么回事，丑行演戏要特别注意，不能以邪压正，要根据他的表演设计我的反应，起到衬托作用。跟贺永华演对手戏也是一样，他把我揪起来，这么一个动作，一抬胳膊好像多大力气，我往那儿一摔，完全是互相配合。我们在北京排《智取威虎山》排了两年，我妻子在家带三个孩子，还要照顾老人，责任也蛮重大的。”

自1957年结婚，孙正阳、筱月英夫妇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筱月英50岁生日时，夫妇俩再度合作这出戏，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间，分明还是当初青涩甜蜜的少年情怀。

曹可凡口述：

医务工作者转行主持人

总结自己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顺遂的，但也有波折。高中时显露出数学不好的缺点，加之从小喜欢文学艺术，起了转而学文科的念头。但从事化学工作的父亲坚持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认为学文科没必要上大学，强烈要求我继续学理科。

成绩不好加上体检出了波折，我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父亲让我复读，第二年终于考进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但我还是喜欢文艺，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市第二届“我爱祖国语言美”朗诵大赛，获得第二名。学校众多文艺、主持活动让我觉得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了用武之地，到后来，凡是学校的大型活动，一定交给我来主持，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首席”。

1987年，我参加了上海电视台举办的大学生主持人大赛，获得第一名。赛后，比赛前十名选手组成“主持人团”，做了一档叫做《我们大学生》的周播节目，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不久后，上海电视台《诗与画》栏目组找到我。这个栏目是“垫片”，当时限于条件，电视台每天晚上10点半停播，但节目无法精确控制到刚好播完，于是“打烊”前需要一些可以循环播放的短片。因为不是正式节目，电视台主持人不感兴趣，节目组看上了我。我的曝光率大大增加，主持邀约不断，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主持人。

读完研之后，第二医科大学刚好有留校名额，我幸运地留在学校，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客串主持节目。从1988年到1993年，我以编外身份主持了好多栏目。从《我们大学生》起步，借助《诗与画》逐渐入门，参与主持了《大世界》《大舞台》等在上海具有很高收视率的文艺类节目。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成立，我正式从“医学研究者”转型为“电视工作者”。

2004年离世的文化大师特别多，其中不少人和我有过一些交往。当他们离世时，我突然觉得很懊丧，后悔为什么没用电视的手法把他们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转年，《可凡倾听》诞生了。很多老艺术家、科学家的内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是有“赤子之心”的，这也是我与他们交往过程中最大的收获。让自己“停不下来”，也是从老先生那里得来的智慧。我看到的很多老先生，一生都在劳作，到人生最后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也从来没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工作去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哪怕活100岁，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就这么浪费过去，起码每一天都要过得充实，都能往前挪哪怕很小的一步。

来源《天津日报》 “可凡倾听”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