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龟兹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首站，也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古丝路文明双向交流的重要枢纽，被誉为“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佛教作为古龟兹地区的主流宗教，在这一地区流行了一千多年。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境内，地处天山南麓、葱岭以东，介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和敦煌石窟之间，现存洞窟349个，壁画近10000平方米，以及少量的彩绘泥塑遗迹，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其表现了从公元3到公元9世纪佛教艺术在龟兹地区的杰出创造和高度成就，是西域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齐备、影响广泛的佛教石窟寺遗存。它以独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明显揭示出佛教经西域地区向东传播的历史轨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过程，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这一时期内龟兹佛教文化的产生、发展、繁盛和衰落过程，也为特定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宗教艺术、民族民俗、音乐舞蹈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尤其是壁画的独创性和多样性，成为龟兹艺术的突出成就之一， 具有历史的和审美的突出普遍价值，曾对新疆以东的河西、陇右、中原及中亚佛教石窟艺术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普遍价值。

克孜尔石窟谷西区外景

1961年3月，克孜尔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个重要遗产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使这座承载世界文明,在佛教传播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千年古寺，展示在世界面前。下面我们从克孜尔石窟所表现的佛教思想、建筑、雕塑、绘画、乐舞、服饰和民俗等几个方面进行分别介绍。

第8窟 主室前壁 飞天

第8窟 主室劵顶 菱格故事画

佛教思想

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以摩羯陀为中心大力推行佛教，范围远及巴基斯坦、中亚地区等。公元前后，佛教由印度传入龟兹地区，至公元3-4世纪，已在龟兹非常盛行，开窟造寺活动频繁。克孜尔石窟遗存是龟兹佛教的历史见证，展现了由丝绸之路的宗教交流而引发的佛教石窟寺这一源自印度的寺庙形式在西域的传播。克孜尔石窟反映了小乘说一切有部“唯礼释迦”的佛教思想，此派的基本教义是“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讲究通过出世四度的修行，进入灰身灭智的涅槃境界。此外，石窟壁画中也有反映法藏部思想和大乘佛教的内容。

第38窟 后甬道 涅槃图

大小乘佛教的激荡是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一个显著特征。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充满了歌颂赞美佛陀的内容，如对同时代六位外道哲学家的降服以及表现全身交替出水火的神变像。窟内也能找到大乘佛教的踪迹，尤其是那更为神奇的化现千佛的景象，证明了大乘思想在古龟兹的流传。

第14窟 主室劵顶 大光明王始发道心

石窟建筑

克孜尔石窟包括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窟洞窟类型及由上述洞窟类型组合形成的多种洞窟组合形式。其中，最具特点的是中心柱窟和大像窟。

第8窟 洞窟形制 中心柱窟

中心柱式的“龟兹型窟”是克孜尔石窟形制方面的最大特色和创新，代表有第8窟、 17窟、38 窟等 60 余个洞窟。这种洞窟系在石窟中央凿出一方形柱体，象征着佛塔，主体正面开龛，内置佛像。柱体前面的主室空间较大，顶呈纵券式；前面的前室或前廊多已塌毁无存。柱体另外三面也与外墙壁间形成供礼佛右旋的行道。

该类型的石窟源于印度以塔为中心的“支提窟”，印度最早的塔庙窟诞生于大约公元前2世纪，塔庙窟礼拜的核心为一座佛塔。在马蹄形的塔庙窟中，洞窟后端放置覆钵形佛塔。信徒礼拜时需穿过长长的通道，向右按顺时针方向绕塔巡礼。

龟兹人一方面保留其原有特点，即把佛塔作为礼拜的中心；另一方面，又融合克孜尔当地砂岩的结构特点和中亚游牧民族的丧葬习俗及佛像崇拜兴起的现状，在中心柱上开龛，放置佛像，使其具有了佛塔和佛像崇拜双重功用，并使中心塔与窟顶相接，又起到支撑柱作用；同时区分出洞窟前后室，形成了印度所没有的中心柱式石窟，也称“龟兹型窟”。该种形制的石窟东传并显著影响了河西地区的敦煌石窟、中原地区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中早期的洞窟形制。

大像窟也是礼拜用窟。一般无前室，只有主室、后室和中心柱部分。克孜尔大像窟是世界同类洞窟中现存开凿年代最早者。以47窟为代表的6 处石窟内置有大型立佛，佛像均在10 米以上，称为“大像窟”。这种在开凿大像窟并在洞窟内雕塑大佛的传统对新疆以东地区石窟的开凿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影响了葱岭以西阿富汗等地区。

雕塑艺术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由石窟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组合而成。克孜尔石窟雕塑，主要以彩绘泥塑、木雕、石雕等艺术形式来表现佛、菩萨、天人等佛教内容，与石窟建筑和壁画融为一体，烘托出清净、庄严的宗教氛围。在艺术表现与风格上以本土和中原艺术为基础，融合犍陀罗、笈多及萨珊波斯艺术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龟兹雕塑艺术风格，曾对我国河西地区及中原佛教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1窟 出土文物 泥塑彩绘佛头像

由于诸多历史因素，目前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整个龟兹石窟群遗存下来的雕塑较少，主要是彩绘泥塑、也有少量木雕。如1907年～1914年间德国探险队掠走的彩绘泥塑头像、人面像身塑像、木雕伎乐和木雕立佛等（这些作品目前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克孜尔石窟寺又陆续发现一些残破的泥塑头像，在克孜尔石窟新1号窟右甬道外侧壁则发现了一躯立像下部，后室发现一头部已损、躯干尚存的涅槃像，196窟后室前壁龛内则发现有石蕊像等等。

第77窟 后室右甬道 泥塑彩绘菩萨头像

新1窟 后室正壁 泥塑彩绘涅槃佛像

壁画艺术

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现存最早、影响广泛的大型佛教石窟寺遗址，其壁画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路径，基于两大因素：一是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二是以包容的姿态对外来文化进行兼收并蓄与融合。克孜尔石窟壁画比较多的受到犍陀罗、秣菟罗、笈多佛教艺术，以及波斯文化的影响。同时，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很深刻。

第118窟 主室劵顶 伎乐天人

第8窟 右甬道外侧壁 龟兹供养人

在克孜尔早期（公元3-4世纪）壁画中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西来印记，尤其是犍陀罗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公元5世纪人物造型风格近似印度秣菟罗艺术；公元6-7世纪壁画人体造型曲线即“三屈法式”的增强，显示出印度笈多佛教艺术风格的影响；壁画中还出现了中原地区汉代以来所流行的不同纹饰，以及波斯萨珊王朝流行的联珠纹饰等。这些外来影响，客观的反映了以佛教艺术为载体，丝绸之路上多种绘画风格在龟兹地区进行交汇、融合，并创造形成了独特的龟兹艺术模式，极大地影响了新疆以东，河西，以及中原地区佛教美术的发展。

第175窟 主室正壁 金刚力士

第17窟 主室劵顶 菱格本生故事画

第114窟 主室劵顶 菱格本生故事画

第17窟 主室劵顶 萨薄燃臂引路

第27窟 主室前壁 闻法天人

龟兹乐舞艺术

众多的乐舞形象构成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独特魅力，尤其是那绚丽的天宫伎乐图，众天神站在天宫栏楯之间，奏乐起舞，赞美佛陀。壁画反映的乐器类型十分丰富，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西亚、中原及龟兹本地的乐器。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出现的乐器体系有：弦鸣乐器、气鸣乐器和打击乐器。弦鸣乐器有弓形箜篌、竖箜篌、五弦琵琶、曲颈琵琶、阮咸、曲颈阮咸和里拉；打击乐器有长筒形鼓、鼗鼓（鸡娄鼓）、腰鼓、毛员鼓、达腊鼓、铃和铜钹；气鸣乐器有长笛、横吹、排箫、筚篥和贝。无声的石窟壁画却演奏出了华丽的丝路音乐之篇章。壁画中也充满了许多妙曼的舞姿，常见于因缘故事、佛传故事、天宫伎乐等场景之中。

第38窟 主室左侧壁 天宫伎乐

第77窟 左甬道劵顶 舞帛人

克孜尔石窟中的舞蹈与箜篌、羌笛、横吹、琵琶等乐器，随着丝绸之路艺术交流东传至中原地区，不仅流行一时，而且被纳入宫廷雅乐，成为正统音乐。中原汉地的乐舞也随着佛教艺术回传西域。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乐舞形象与中原文献记载的东西乐舞文化的交流相印证，见证了丝绸之路上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播和互动。

龟兹民俗与服饰

克孜尔石窟石窟壁画中绘制了许多反映当时龟兹民众生产和生活的场面，如犁地、牛耕、制陶和毛驴、骆驼驮运的情景，以及众多着龟兹服饰的供养人和普通劳动者形象，使我们对古代龟兹社会生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第38窟 主室劵顶 萨薄燃臂引路

第189窟 主室前壁 龟兹供养人

考古发现，龟兹早期居民已开始利用石制品装扮自己、美化生活。在发掘的石器制品中，还发现一件石纺轮，它的问世，无疑向我们揭示着龟兹纺织业的诞生。两汉时期，匈奴曾雄极一时，一度占据龟兹。汉与西域时通时绝，但是汉与西域人民的关系始终保持亲密和友好，龟兹国“乐汉衣服制度”就是绝好的证明。这一时期的龟兹服装尽管受到中原汉民族的影响，但是却始终以当地民族服装形式为主。

第171窟 后甬道右侧壁 善爱乾闼婆及其眷属

结 语

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承载世界文明,以及多元文化融合交汇、佛教传播进程不可替代的历史典范，历经千载，虽然满目苍桑与斑驳，但其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与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创造，依然当之无愧地成为造福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发展承前启后的摇篮。让我们一起共同致力于保护、传承、弘扬这一人类杰出文化遗产的伟业。

作者为新疆龟兹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徐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