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击疫情,中国医生殊不易。他们白衣逆行,他们直面风险,他们拼尽力气。

国人们将对人性的赞美都给了医生们:悬壶济世、剑胆琴心、妙手回春、苍生大医……

但你可曾想过,盛誉之下的他们,其实也是一个个普通人,是谁的父母、谁的儿女、谁的妻子、谁的丈夫?这些人,在你面前是战士,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有故事!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值此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健康界和十几个「医学世家」面对面聊一聊,为大家展示白袍背后医生家庭的那些「欢笑与泪水」「幸福与烦恼」「相同与不同」。

传承的线索 藏在童年中

在职业选择上,健康界从这些医生口中听到最多的词是「水到渠成」。

他们中很多人的童年是在医院家属院度过,最熟悉的气味是酒精、消毒液的气味,最常见的是白大褂和红十字的颜色,最常玩的是注射器和橡皮管,最常听的是抢救、心肺功能等医学术语。

「我在这家医院出生,在家属院长大,与医院其他医护人员的孩子一样,从医院附属幼儿园升入职工子弟小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屠建莹对健康界说,她85岁的父亲屠善庆,在世纪坛医院(原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前是该院皮肤科主任。

这家医院给她的童年留下太多美好回忆:院中成排的银杏树高耸入云,每到秋天,满树金黄;像迷宫一样的医院大楼里,又高又宽的楼道中可以听到回声,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消毒水味道;在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会诊通知是通过院内广播发布的,她偶尔能从大喇叭里听到父亲屠善庆的名字,心里会涌起小小的自豪。

医生的孩子,除了用玩具听诊器、注射器模仿父母外,还有些只有医二代才能玩得上的游戏:屠建莹会把冰棍插到废弃的针头上,瞄准射向地上的靶心(危险,请勿模仿);到了夏天,男孩们会把输液用的止血带套在水龙头上,拧开开关就得到一条高压水囊,当水枪玩。

长大后,他们从父母、祖父母手中接过衣钵,有的还会传承给下一代。

对于老北京人来说,很少有人没听说过「双桥老太太」的雅号,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医师罗素兰,是「双桥老太太」罗有明的嫡孙女。

小时候,罗素兰家里晾衣绳上总是挂着洗干净的绷带,墙头上摆着拆除的石膏。来找她奶奶看病的,都是骨伤患者,有架拐的,自行车驮来的,担架抬来的,还有坐着轮椅来的。

她经常能听到诊室里传来「哎呦哎呦」喊疼的声音,伴随着「咔咔」的骨骼正位的声音,那是病人逐渐康复的标志。

她奶奶罗有明曾治好了邓颖超的腰伤,被周总理亲自接见,并在周总理建议下,将名字由 「王门罗氏」或「老王家」,改成了罗有明,取「北京很有名、全国也有名」之义。

罗有明直到98岁才停诊,2008年,她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104岁。然而,她的传奇正骨故事并未因此而终结。

罗素兰从6岁起就成了奶奶的小跟班,跟着奶奶出诊,打下手、递纱布,或是为患者抻一下手指、脚趾。

虽然刚开始也曾因为「一站就是一上午,手太疼,吃饭时都拿不住筷子」想过打退堂鼓,但罗素兰终究坚持了下来,从奶奶手中习得罗氏正骨法,并将这门技艺发扬光大,救人无数,同时也将这个300多年的家传手艺,传给了同样在航空总医院工作的儿子栗政依。

图:罗素兰与奶奶罗有明讨论病例

「两个儿子,总要有一个学医吧?」

「老大还是老二学?」

「看缘份吧!」

1973年年初,浙江省丽水市,一个医生世家的孩子刚刚落地,产房里,医护父母的对话,预示了徐宏涛的未来职业。

「我老哥终于没有去学医,据爸妈说法是个性不合适学医。于是传承的担子就落我肩上,我高考志愿填报全部是医学院校。」丽水市中心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疝与腹壁外科主任徐宏涛对健康界说。

父母的言语与职业态度,影响着孩子的三观。徐宏涛在5岁时,就自己拿个钢精锅,到医院食堂,混在医护人员队伍里打饭,见爸妈的同事就问好。

「大家说,大李家的小二笑脸真好。以后对病人肯定态度好,是个干医生的好苗子。我羞涩的笑笑,也许骨子里就刻下了「医生要对病人好」的医道烙印。」徐宏涛回忆。

徐宏涛小时候住的家属楼,离病房直线距离不过50米。由于刚刚建院条件差,那时候的医院没有电话,有事基本靠喊,他经常在睡梦中被喊醒。

「方(基兴)主任,有急诊手术请马上到手术室。」哦,他知道,这是外科的叔叔有事干了。

他迷迷糊糊刚睡着,「楼(美丽)医生,产妇生不出来,要剖吗?」这是妇产科的阿姨被叫去生孩子了。

一夜此起彼伏的叫人声。

一开始不习惯,张宏涛向母亲抱怨睡不好。母亲说:「习惯了就好,以后说不定就叫你名字了。」

也奇怪,不久张宏涛就适应了,再怎么叫也叫不醒了。成为医生后,每次护士叫急诊的敲门声,都让他感觉到急迫感,从不敢马虎。也许,童年睡梦中,他就被打上了「急诊要有紧急观念」的医道烙印。

谈到之所以接棒父母,勾起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卢海的许多童年回忆。卢海的父亲卢德新、母亲张淑娥,一位是外科医生,一位来自内科,都是陕西省宝鸡市当地很有名的医生。

在卢海父母刚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医疗从业者大部分是「赤脚医生」。他俩是当地煤炭系统里,为数不多的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

由于卢海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较为闭塞,他曾经甚至一度认为,「如果我当不了医生,就只有当煤炭工人这一条职业发展道路。相比当矿工,我当然更愿意选择跟父母相同的医生职业。」所以,到了上大学报志愿的时候,卢海果断选择学医。

如今,卢海每次回陕西看望父母,父亲还会把他当成学生一样嘱咐。卢海母亲就会跟父亲说:你别老说他了,他都多大了。

但是卢海父亲还是会讲,多大了他在我眼里也是孩子,也是个医生,我就是得说他。

「我有时候会在心里想,您的儿子都已经成长为国内最顶尖的眼科专家了,您怎么还跟训小孩一样教育我啊。我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曾经觉得爸爸的唠叨很烦,但是现如今到了50多岁,就会感觉爸妈还能这么拿我当孩子一样唠叨,是件挺开心挺幸福的事儿。」卢海对健康界说。

图:卢海(左一)和父母

「像我家这样三代行医,而且三代人都是妇产科医生的,肯定少之又少。」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副会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儿部部长、妇产科主任廖秦平对健康界说。

她母亲秦济生是新中国第一代正规培养的医生,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在当时落后的内蒙古行医多年,「我妈妈对病人好到什么程度呢?在条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她还经常给产妇煮挂面吃,在很多人吃不饱饭的年代,白面几乎是最好的食物。

妈妈把好吃的都给了产妇,我只能在家吃窝头。直到现在,科里同事去帮我带饭,我都要求他们不要给我带包括贴饼子在内的任何玉米做的食物,因为小时候实在是吃够了。」

廖秦平高中毕业后,留校,成了呼和浩特的一名数学老师。1977年,21岁的她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也是她母亲的母校。

而廖秦平的女儿吕涛,同样考取了母亲、姥姥的母校,从北大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毕业后,成为清华长庚妇产科的一名医生,与母亲成为一个团队的同事。

「谁都知道「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可我还是选择了又忙又累的妇产科,这一点儿都不盲目。」廖秦平回忆,那时候的她发现,欠发达地区的女性社会和家庭地位不高,妇科健康往往就是听天由命。

「我就亲眼看到过,农村丈夫因为妻子确诊癌症扭头就走的情景,其实就为了省钱,还说「花几百块就能再娶个媳妇。可是给她治病要花一两千元,就算卖了房也不够」。」

图:吕涛(左)在西藏支援期间,廖秦平带队到西藏办学习班,母女俩的在手术间外的合影

除了传承,医生之所以成为医生,还是因为心中有信仰。因为从小就感受到了医生身上的使命感,是很多人走上从医之路的源动力。卢海回忆,他小时候住的那家医院,隶属于当地的煤炭系统,煤矿爆炸后,父亲经常会被电话叫走,一整晚抢救病人。

回到家后,父亲会带着疲惫且自豪的语气,告诉儿子又救活了几个病人,保住了几个人的腿。这让小小的卢海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可以拯救生命,「就像拯救世界的超人一样伟大」,当医生的愿望由此在他心中发芽。

当子女毕业从医后

家长还是会有私心

受访的大部分医生,对「世家」「传承」并没有执念。关于下一代职业的选择,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尊重孩子的选择」,不会刻意引导他们去学医。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不知是否是「职业病」的缘故,不少医生家庭在孩子进行职业选择前,都会带他们去医院实际调研,体验医生的工作细节,对这个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比如屠善庆,会在周日把女儿带到医院,让她与一具骷髅共度周末,以了解骨骼关节。

「未来是当医生,还是当老师?」这是当年吕涛报考大学的时候,面临的艰难选择。廖秦平就让女儿来医院调研,还帮女儿找了她的朋友,让她去协和医院调研。

回来以后,女儿跟廖秦平说:妈妈,我发现你们当医生可比当老师挣钱少多了。但女儿还是选择学医。

在儿子程翔宇考大学时,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程川与儿子促膝长谈,对儿子讲了当医生的利弊,故事往往会从程川的父亲说起,老人家早年参军,是一名卫生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到云南后,成为一名厂医。

图:全家福:从事护理工作的奶奶和妈妈、从医的父亲程川、妻子和程翔宇自己

儿子程翔宇最后还是选择了学医,并且完美复制了父亲当年的求学路径,2007年和2012年两次考上父亲的两个母校——泰山医学院(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并且在毕业后成为父亲团队里的成员,「长大后我就成了您,我觉得这是一种使命的召唤」,程翔宇说。

「今年,我的外甥女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跟中了大奖一样开心。」卢海说,他女儿也和他一样是一名眼科医生。

曾经,卢海女儿不想选眼科,觉得会一直被父亲照顾着,但是卢海告诉女儿:「跟自己爹妈学本事不丢人,丢人的是你爹妈都是眼科医生,你还技不如人。」

「坦白说,高考之后女儿选择了医学专业,主要还是她当时也没有其他特别感兴趣的专业,倒谈不上对医学有多热爱。

但学医之后,特别是她博士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后,感受到治愈患者后的成就感时,她是真正喜欢上了这个专业。」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王潍博说。

「我的小学生涯非常开心,学校离母亲的医院很近,一放学我就跑到母亲办公室找她。妇产科的氛围很好,有时母亲在做手术,我就和她的同事聊天,经常和叔叔阿姨们吃酸菜鱼、盒饭。」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雷冬竹的女儿若若对健康界回忆,她是在耳濡目染之下,渐渐喜欢上了这个职业,如今,若若在国内一所顶级医学院校读博士一年级。

当然,虽然走上了从医道路,但毕竟是两代人,在医患关系等话题上,彼此间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对于医患关系,我们这一代人之间,可能受到网络上负面报道的影响较大,大家悲观的态度更多一些。而母亲,会抱着比我更加美好、更加有希望的态度。」若若说。

「母亲一直认为,在医患关系问题中,医务人员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若若说,雷冬竹一贯的主张是,医术是有局限的,医生可能治不好病,但是不能伤害患者,比如不能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手术、用不该用的药。

「道理我都懂,但还是难以完全接受她的看法。」若若说,作为医学生而言,如果「个别比较闹心的」患者家属口不择言,对她说一些难听的话,她很难自我消化,更难做到像母亲说的「理解、宽容、共情」。

不过若若也承认,母亲说的话有道理,她愿意尽可能地多理解患者,记住母亲传授给她的「秘籍」——如果有个别患者及家属说一些不过脑子的话,那就尽可能屏蔽他们情绪化的用词,避免自己的情绪受到影响,从而更加聚焦于问题的解决。

「母亲也告诉我,如果真的遇到情绪过激的人,那就尽快找保安帮助,毕竟,保护自己还是第一位的。」若若说。

图:雷冬竹院长和福利院的孩子

当然,也有家长觉得,医生实在是一个辛苦的工作,自己已经对孩子、家庭亏欠太多,不愿意让孩子再继续吃这么多苦,所以会希望能给孩子安排一个轻松点的出路,但有主见的孩子,仍然会坚持自己的选择。

「其实站在一名母亲的角度,我是不愿意女儿干妇产科的,太辛苦,我曾联系过朋友,为女儿找一个轻松点儿的科室。但是她拒绝了,她说自己身体好,不怕吃苦,也喜欢妇产科。」廖秦平回忆,当初女儿吕涛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实习时,她的所思所想。

廖秦平哥哥的小孙女,只有2岁多。她问这位小姑娘,长大以后当医生好不好呀?「她对我说「好好好!」那一刻我就想起吕涛很小的时候,她特别开心地站在床上喊「长大了我也要当医生!」真的特别逗。」廖秦平说,她希望,已经传承三代人的医学事业,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跟爸妈在同一家医院当医生

是什么样的感觉?

「长大后我就成了您!」工作时间,他们是上下级、是同事,下班回到家,他们是家人。这样特别的关系,在院内是一道别样的风景。

徐宏涛出生的那一年,1973年,丽水市中心医院——地区医院建院开诊,他与中心医院同龄。

「老爸老妈说还是回丽水吧。」于是,从温州医学院毕业后,徐宏涛加入了丽水市中心医院子弟兵行列。到医院后,他才发现,当年扎根丽水市中心医院的老一辈医护人员对医院的感情有多深,几乎每个部门都有子弟兵的身影,最多的竟然都在外科,胡平、洪溪屏、陈述政、蒋悦、陈晓芳、张恒、黄悦来……

程川和程翔宇父子俩,回到家会交流一下工作和手术心得,讨论讨论病例。

程翔宇的妻子侯琰琏也是一名医生,是程翔宇的大学和研究生同学。在家里,夫妻二人也经常为一个病例的诊治而「家庭论剑」,医学,成为这个家庭的核心标签。

跟父亲在同一家医院上班,屠建莹坦言,自己曾经「压力山大」。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诵读完希波克拉底誓言后,穿上白衣,屠建莹回到出生的地方,世纪坛医院工作。工作第一年,按医院要求,要在内外科各专业完成轮转。

「记得我刚来医院的时候,大家会打听我们这些学生的背景。转到胸外科的第一天,就被问及是不是屠主任的女儿,我条件反射般地矢口否认,生怕因为是父女关系,自己又做不好,给他抹黑、丢脸。」

有知道屠建莹身份的年轻大夫,会喊她「大小姐」,这让她听起来非常刺耳。所以她暗下决心,必须比别人做得更好。

然而,有时会事与愿违,刚开始屠建莹经常会犯些小错误,总担心会被父亲知道。那几年,她压力很大,直到父亲退休之后,她反而坦言能「放手一搏」。

父亲教会屠建莹要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她跟随父亲出诊时,发现父亲诊疗过程会有个环节,叮嘱患者饮食、穿衣、洗浴等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父亲告诉她,这些内容对治疗很重要,但患者会忽略。

在父亲的影响下,屠建莹对患者进行脑卒中二级预防的生活方式指导时,会告诉他们低盐饮食的具体操作细节,每个菜品放多少盐,1克盐等量的酱油是多少,如何通过其他调味料,在低盐基础上保证食物的口味等。

王潍博的女儿从美国德克萨斯MD安德森癌症中心博士毕业后,来到了山东省立医院工作,与父亲成为了同事。「女儿刚参加工作不久,经验还比较欠缺,对于疑难复杂病例的治疗方案大多会向我请教;另一方面,虽然我有36年的临床经验,但前沿的肿瘤基础进展,可能还不及女儿了解得多,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由于我和女儿总是在吃饭时讨论,导致吃饭的时间越来越长,以至于我爱人整天打趣,我们这是把饭桌变成了研讨室。」王潍博说。

屠建莹父亲的老家在浙江农村,家族里有6人是医务人员。他们回老家,全村人知道从北京来了医生,都会围着,找他们看病。

「当爸爸在吃饭时,老屋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有一年清明节回家时,他一个下午就义诊了70多人。现在回老家,我和父亲齐上阵,他负责看皮肤病,开中药方;我负责看化验单、CT核磁片子,提出进一步就诊建议。」屠建莹说,每当那个时候,她就会觉得,无论是做医生的女儿,还是成为一名医生,都是值得她自豪的。

图:屠善庆与女儿屠建莹

而对徐宏涛来说,医院是个大家庭,同事、领导都是他自小就熟识的人,他的第一台阑尾炎手术,是胡平主任老大哥带着完成的,第一台腹腔镜胆囊手术,是方基兴老院长手把手教的……

也许工作的顺利、父兄辈关爱,让当时的他有点飘飘然起来。有一次,新病人入院,他因为忙着其他事情,忘记了查看病人。临到下班时候,发现病历未完成,于是,在没有问诊情况下,杜撰了病历,想第二天再补写。

没想到,第二天是方基兴老院长大查房,查看这个病人时,徐宏涛硬着头皮汇报病史:「体检,肝脾肋下未及」。

方院长严厉的目光扫过,让他不敢抬头,「这是一位肝硬化、门脉高压病人,肝脾肋下未及?」

徐宏涛红着脸进行体检,「脾脏肿大到肋下3cm」。

方院长的严厉异于平时:「嗯?仅仅会开几个刀就开始翘尾巴了,一位好医生更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否则就是个开刀匠,不是医师。」从此以后,徐宏涛再不敢马虎大意。

随着一台台手术在父辈兄长们指导下熟练完成,徐宏涛也逐渐成长,担任了学科带头人。当年和徐宏涛一起入院的儿时玩伴们,逐渐步入中年,有人担任了学科骨干或者职能部门领导,为医院的发展而努力。与徐宏涛同龄的丽水市中心医院,从二甲医院进入三乙医院,于2021年,顺利通过三甲复评。

图:徐宏涛一家三口合影

对家庭有亏欠

但所有的不解都会和解

医生是个辛苦的职业,不仅会随时被病人叫走,甚至周末都要值班,即使有时间休息,也要看文献、写论文,因为这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

小时候,屠建莹家仅有的一张餐桌兼写字台被留给孩子们写作业,而屠善庆读文献、写论文的地方,只能在床上铺上纸板。

屠善庆许诺只要孩子们不调皮捣蛋,等文章刊出、领到稿费,就奖励屠建莹和哥哥每人一角钱。小小年纪的屠建莹就知道,父亲工作时要安安静静的,因为他在做很重要的事情。

工作忙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就少了。那么身为医生的家属,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医生这个职业的呢?

「你对病人比对我还好,我当你的病人算了,不当你的儿女了!」这是湘潭市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曹谦小时候跟母亲说过的话。当时他觉得,母亲陪伴病人的时间比自己还多,曾心生不满。

「上了大学,女儿有一段时间不回家了,在外租房住。我的学生偷偷问我:「您是怎么把孩子伤了?」女儿后来对我说过:「妈,我觉得自己的地位还不如你的学生,我不像你的孩子。」」廖秦平回忆。

一度不理解父母职业的,还有王潍博的女儿。女儿长大了还在打趣埋怨父亲,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去幼儿园和小学接孩子的家长,「以至于很多次不是在班里接,而是在传达室接」。

女儿不知道的是,父亲能来接她放学,是出于对家庭的亏欠,挤出来的时间。

图:2016年,王潍博去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与当时在美国德克萨斯MD安德森癌症中心做博士的女儿合影。

后来这些孩子长大了,成为了像父亲母亲那样的医生,小时候的不理解烟消云散,站在父母站过的位置,他们切身体会到了父母那时的感受,现在还会反过来给父母解压、出主意。

在女儿心里,雷冬竹就是个选择了她热爱的事业的普通人,也有犯懒的时候,也会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于她而言,母亲更像是一个好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院长。两人是彼此精神的依靠,母亲大事小事都喜欢听听女儿的想法,小到医患关系的探讨,大到管理决策,甚至就连自己「要不要当院长」,母亲都会征求女儿的意见。

「被任命为院长的时候,母亲曾一度陷入纠结。她曾告诉我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她认为自己还是喜欢临床的工作,可以去解决具体的问题。而当院长责任很大,而且会面临很多抽象的问题。所以,自己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当这个院长。」若若说。

女儿给母亲的建议是:「如果你觉得压力很大、责任很重,超出了你身体和精力承受范围的话,其实不当院长也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作为现代女性,不应该只追求家庭的安稳,如果你对自己的职业有热情,去追求更高的职位无可厚非。到了更高的层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就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一件好事。」

说了这么多,也许细心的你会发现,医生的另一半怎么没有表达过「不满」?是的,身为医生的家属,要么两人都是医生,互相理解,要么就是早就习惯并理解了另一半的工作,自觉为家庭付出更多一点。雷冬竹的女儿若若说,父亲承担了更多做家务、辅导作业的活儿。王潍博也评价他的夫人,「为了我在前方成为一个好医生,她在后方付出了太多。」每一个医生的家属,都值得尊敬。

以上就是白衣天使们的真面目啦!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少相同与不同,最后都殊途同归——那就是成为一名好医生,诚如王潍博所说,「不光是自己觉得好,更要是患者觉得好」。

正如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雷冬竹女儿若若所说的:作为一名医学生,若若想过母亲当院长之后,会更辛苦,但是没有想到会那么辛苦,她会担心母亲血压高,担心母亲颈椎不好,担心母亲感染新冠,

与本篇一起推送的,还有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医院的多个医生世家的口述故事。

医之技,师之德,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健康界特以本辑文章致敬中国医师,节日快乐!

来源:健康界原创

采写:李子君、王丹丹、陈丽金、刘文阳

编辑:郑宇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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