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若琳：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学者|中国戏曲志|张庚|戏剧|艺术|薛若琳

编者按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原副主席，中国戏曲学会执行顾问、原会长薛若琳先生2021年8月19日6时许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家中去世，享年82岁。

先生在戏曲方志学、明清戏曲史、戏曲理论、戏曲评论、历史剧、宗教祭祀戏剧、少数民族戏曲等领域均进行过深入研究，著有《尤侗论稿》《艺苑丛谈》等，担任《中国戏曲志》的副主编，协助张庚先生，联合全国各地学者共同完成了这一艰巨浩大的工程。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傩戏学研究以及宗教祭祀戏剧研究的探索者和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在1980年代，他即发表了论文《关索戏与关索》，并将目连戏带到了海外学术视野中。1996年底，由先生主编的大型画册《中国巫傩面具艺术》问世，引发热烈反响，这是他主持全国巫傩面具搜集、挖掘和抢救工作的璀璨结晶，也是傩戏学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开启了中国面具学、面具文化史这一新兴学科方向。

“中国傩戏学”公众号今日推送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刘祯研究员撰述薛若琳先生学行成就的一篇旧文，谨以此表达傩戏傩文化研究界同仁后辈，对于先生的无限敬仰与缅怀之情。

薛若琳：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学者

刘祯文

一、新时期祭祀戏剧的探索者

薛若琳这一名字的不为大众所知，如同“傩”一词鲜为人知一样；但染指傩者，却没有不知道薛若琳的。

八十年代初，一个艰僻而陌生的词＂傩＂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戏剧、舞蹈、民俗、民族、宗教、文化诸领域的学者们纷至沓来，连续召开数次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和著作，傩戏傩面具表演展览从国内走向世界，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出现傩戏傩文化热。

薛若琳是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也是日后傩学研究的组织者和代表人物，是傩学领域的“掌门人”之一。

傩，音读Nuo 。《论语·乡党》就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孔安国解释说：“傩，驱逐疫鬼。”傩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那时的先民们迷信鬼神，信仰祖先，面对肆虐、无常的大自然，无可奈何而畏惧有加。岁终祭祀，人们逐疫祈安，呼喊着发出“傩傩”的声音，所以称傩祭。傩戏傩艺术与古代傩祭傩行为一脉相承而随时代发展、变化。

在众多的研究者中，薛若琳是较早关注并投身其间的一员。1979年，他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研究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期间，寒假回昆明，春节伊始，他所供职的云南民族艺术研究所组织研究人员去澄江县小屯村考察云南别具一格的傩戏──关索戏，立时被关索戏那古朴的表演、奇特的面具、淳厚的风俗和浓重的祭祀气氛所感染，所激动，开始留意、关注这一潜流民间的表演艺术。1983年，他的论文《关索戏与关索》发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984年，他去湖南祁阳参加目连戏研讨会，立刻被民间古色古香的表演艺术所吸引。目连是释迦佛十大弟子之一，神通广大，他地狱十殿救母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广，在宋代都城汴梁（今开封）以杂剧的形式，于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做连续七、八天的演出，文献称“观者增倍”。

傩戏、目连戏有着浓郁的宗教祭祀色彩，所以有人称之为宗教戏剧，或祭祀戏剧、仪式戏剧。吸引薛若琳的，是他们广场不拘一格的表演，没有被“净化”，演员可以走向观众，观众可以参与演出，彼此进行直接的交流，没有距离。戏剧是艺术，也是生活，刘氏五刀十八块的萝卜，目连三步一跪、七步一拜的“烧拜香”，以及迎亲的花轿等等，如此使人感觉亲切，戏剧与生活贴得是那样近，使得戏剧始终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从此，傩戏、目连戏纳入了他的学术视野，揭开了他学术研究的新篇章。也同时，在国内国外出现了宗教祭祀戏剧研究热。他不仅自己撰写大量学术论文，而且还组织、领导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他担任副院长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起，克服经费的不足，几乎每两、三年都与其它单位联合，举办傩戏目连戏研讨会，将学术研讨与观摩演出、实地考察相结合，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远远超出戏剧艺术领域而旁涉民俗、民族、宗教诸学科，在方法上也走出一条新路来。

1987年8月，他登机赴美参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目连”国际研讨会。“目连”在国外举办专题国际研讨会，这种现象比较少有，同时却也说明它所具有的价值受到了重视。他带去了祁剧《目连救母》录像，受到海外汉学家的瞩目，看完后大家交口称赞，认为：“看了目连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以前更深刻了。”他们彼此切磋，共同交流，进一步扩大视野，使他自己对目连、对宗教戏剧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并把海外研究的最新动态和信息介绍给国内，推动了这一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

1996年底，他主编的大型画册《中国巫傩面具艺术》，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被誉为“迄今最为系统、最为全面地反映中国面具文化风貌的精品”。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有的亚洲国家如印度，竟不知道中国有面具，认为中国没有傩面具，日本竟标榜自己的面具是世界最好最古老的。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严重挑战。近几年，贵州、西藏、四川、广西也曾出版过分省、区的面具画册，但这类画册的容量是有限的。为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巫傩面具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面具，不但数量多，而且品种全，于是薛若琳在江西美术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主持全国巫傩面具的搜集、挖掘和抢救工作。现存最早的实物，是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青铜面具和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如何认识，如何介绍、宣传我们的面具文化，这是一项艰难艰巨的工作，不仅自己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对国内各地巫傩文化、面具有全面的了解，而且对中国面具文化在世界面具文化史中的地位要有恰如其分的评价，并且要做好复杂的组织工作。为此，薛若琳集合了众多的专家学者，这些学者都是这一领域的中坚，他们参与面具搜集和资料整理，其专业人员达120余人，他们跋山涉水，走进偏僻的山村，用时两年多，整理文字资料百余万言，提供照片3千余帧。其中，有许多巫傩祭祀活动及使用的面具都是画册首次披露。如哈尼族的“祭寨神”及棕树皮面具，黎族的“祭祖”及槟榔树皮面具，瑶族的“跳鼓坛”及竹蔸面具，广东湛江汉族的“舞二真”及约制于明万历年间的木质面具，以及新疆出土的宋代的石面具等，都十分珍贵。该画册融历史性、学术性、知识性和艺术性于一炉，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它的出版，是近年来巫傩祭祀文化研究的结晶，也是主编薛若琳个人研究阶段的一个总结，凝聚了他的思想和情感。

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热心者

近几年，薛若琳积极推动海峡两岸戏剧界的学术交流。宗教祭祀戏剧研究热点的形成，原因之一就是海外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研究视角，对新时期崛起的大陆学术界以有益的借鉴，促进了大陆一些新型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在大陆举办的一系列宗教祭祀戏剧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有台湾学者的加盟，扩大了海峡两岸戏剧界、文化界的交流渠道。

在两岸联系与交流日益加强的情态下，台湾学者的一些研究目标也转向大陆，毕竟有着同根同祖的文化。90年代初，台湾学者主持的大型研究计划“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经共和国文化部批准开始在大陆实施，一批在地方戏和宗教祭祀戏剧方面有独到成绩的学者、专家参与这一计划，而薛若琳就是这一研究计划的大陆方主持人之一。这一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注重调查，将田野调查与分析研究结合起来，探讨这些地方戏和仪式剧的历史沿革、地域差异、信仰背景、经济组织、社会价值、文化功能及政治影响，以及它们的戏剧观念及象征意义，它们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及所反映的宇宙观，其目的是希望为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建构更坚实的基础。该计划实施几年，已达到预期目的，大多数项目已经完成，计划出书100种，已出版60余种。这一计划的完成，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94年他两度赴台。5月中旬，他参加台湾清华大学与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合办的“中国祭祀仪式与仪式戏剧研讨会”，并在清华大学作了“目连戏”的专题演讲。10月中下旬，他随大陆戏剧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同行的有郭汉城、刘厚生、吴祖光、沙叶新、徐晓钟、曲六乙等一批学有成就的戏剧界“重量级”人物，在台湾艺术界刮起一股旋风，标志着两岸的文化交流已步入学术理论交流的深层次、高规格。

薛若琳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在两岸专家和台湾媒体的联谊会上即兴吟诗：

宝岛一年两度来，春花秋夜入情怀，

海峡明月照千古，莲藕荷花一水栽。

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这首诗被当日的《大成报》所引述。他们的学术讲座，当地的报纸预先做了广告。台湾各大新闻媒体对他们的活动连续追踪报道。

1996年5月，他又应邀赴台参加“海峡两岸戏曲现代化研讨会”，并在台湾大学、清华大学、台湾艺术学院和成功大学等处作学术专题演讲，谈大陆新时期以来戏曲取得的成就和文华奖、梅花奖及其功能。讲座引起各界广泛兴趣。

在北京，他热情接待了许多台湾戏剧界的学者，与他们展开学术交流和对话，尽可能的为他们的访学提供方便，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成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使者”。

三、“文化长城”的垒砖者

薛若琳担任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0年。由艺科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被誉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城”的10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和《中国曲艺志》。共300卷，每卷100万字。其规模可与《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相媲美。这一计划从1983年开始，列入“六五”、“七五”、“八五”计划期间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全国有五万多科研人员、编辑人员投入这一工作，它将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提供滋养。而规划办公室则对这一庞大的工程在业务上进行协调，在出版工作上进行管理。不论走到哪里，薛若琳都宣传这座“文化长城”。赴台也不例外，94年10月20日《联合报》所发报道，标题就是“薛若琳勾勒编纂蓝图──长城计划”，可见其倾情之深。

他还具体担任《中国戏曲志》副主编。在戏剧界老前辈、主编张庚先生的主持下，与另一副主编余从认真筹划，领导实施戏曲领域的这一浩大工程。几年来，他走遍了东西南北，足迹遍及所有省市自治区。他参加各地方卷的初审、复审和终审，总计审稿2500余万字，写出评审意见20余万字，并撰写了《地方志的起源、流变和特点》、《戏曲史、志、论三者的关系》和《社会主义新志书的指导思想》等论文，论述“戏曲方志学”，探讨用地方志的体例、形式和格局来研究记载戏曲。采用编年记载人物、机构和科班等，有别于以往戏曲史的纵向串连，而与戏曲史、戏曲理论“三足鼎立”。运用于戏曲研究的这一新方法，力求排除主观评论，强调“寓是非褒贬于记述之中”，而使其成为“不让后代推翻”的信史。

四、历史与现实之间融通的关注者

新时期以来，戏曲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出生机，改编整理和创作了许多新剧目，繁荣了社会主义百花园地。薛若琳认为自八十年代以来戏曲现代化佳作不断涌现，而进入九十年代已经标志戏曲现代戏的成熟。他热情赞誉、不断宣传戏曲现代戏的优秀剧目或精品剧目，甚至在海外演讲，戏曲现代戏也是重要内容。但文化多元、科技发展以及人们审美接受的新态势，使戏曲在近年来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涉足剧场者渐希，而沉湎于快节奏的流行艺术、通俗艺术。薛若琳一直关注当代戏曲的发展和改革，先后撰写了《戏曲改革的艰难历程》、《剧种生机论》等论文，探索戏曲、戏曲剧种的新变和出路。而尽管困难重重，他对戏曲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

对戏曲和电视剧中的历史剧，他认为存在的问题比较大。戏剧影视怎样反映历史，什么是历史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等等，薛若琳认为文艺界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他持一种比较宽泛的历史真实观，认为历史剧创作虚构必须以历史框架为依据。五、六十年代，有人曾提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薛若琳认为这个概念不够准确。九十年代，针对历史剧创作的现状，薛若琳提出，历史剧创作应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历史真实是骨架，艺术虚构是血肉；历史真实是它的生命线，艺术虚构是它的风景线。

他认为，历史剧具有正确传播历史文化和知识的功能，应抱一种严肃的态度，不能“戏说”，不能凭空想象，闭门造车，我们应该排除历史剧创作中的这种干扰，避免对重要的历史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随意性，将其引入正道，这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优秀剧作。对古为今用，他也不作狭隘的理解，而认为，只要历史剧本质地反映历史，就是古为今用，这种历史剧其生命力更强。

也可以这么说，他对现实的诠释，得益于他的历史研究。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社会与昆山腔兴衰》，在答辩时就受到导师张庚等专家的充分肯定。他对明清戏曲尤其是明代戏曲音乐革新，着力甚多，写出了《明代戏曲音乐革新的创举》等论文，从历史研究中抽绎出的经验，使他对当代戏曲的发展和革新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也是这些年来他为之所正在努力的。

他对尤侗研究颇深。尤侗是明末清初著名戏剧家，著有杂剧《读离骚》等作品，表达了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怀才不遇的士人的同情。传奇《钧天乐》剧中的沈白即为尤侗的自我写照。同时代的王士祯称赞其作品“慷慨激昂可使风云变色，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薛若琳对这一戏剧家、文学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其专著《尤侗论稿》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

他是站在古老与现代之间的一位学者，中国戏曲既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又是民间的。多年来他专心研究它们各自的深刻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企盼在理论上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接轨点。

原载于《中华英才》1998年第3期

薛若琳先生与本文作者刘祯2007年4月在温州考察合影

2006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青春版《牡丹亭》研讨会上

2011年1月在马少波先生家中

前排左起：薛若琳、马少波、曲润海

后排左起：刘祯、季国平、王安葵、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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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刘祯

编辑：江棘

来源：中国傩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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