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称西域，自汉代张骞通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起，这片广袤的土地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到了清末，列强频繁入侵，国内矛盾丛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来自中亚浩罕汗国的贵族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悍然率兵入侵南疆，紧接着又入侵新北疆，于公元1867年建立起了一个所谓的伪政权“洪福汗国”；俄国也趁火打劫，乘机出兵占领伊犁，除了哈密、吐鲁番等东疆少部分地区外，此时的清政府已失去了对新疆的实际控制权。从清朝康熙开始到乾隆二十四年，历经康、雍、乾三朝，历时百年平定的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眼看就要落入异族之手，中国西北边疆危机甚是严重，到了千钧一发，刻不容缓的危险境地！

壮志满怀

左宗棠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从小跟随祖父左人锦饱读诗书。19岁的左宗棠入学长沙城南书院，师从山长贺熙龄，“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博览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收藏的书籍。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左宗棠入赘湘潭黄荆坪辰山桂在堂周家，妻周诒端。同年左宗棠纳银钱为监生，后成为举人，此后参加会试，三次不中，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时清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他目睹时艰，在其居室为联自励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左宗棠在醴陵渌江书院主讲17年，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他书写了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风流人物417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后，将他视为奇才。后入陶澍幕府，并与陶结为亲家。1851年起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为平定太平军筹划。清文宗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升任兵部郎中。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由曾国藩举荐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并组成中法混合军和扩充中英混合军与太平军作战，克金华、绍兴等地，升任闽浙总督。1864年，克杭州，并受封一等恪靖伯。之后致力于剿灭东南太平军残部。

1866年，在福州马尾办船厂，也就是后来的福建船政局，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培养海军人才。同年，改任陕甘总督，其间创办兰州制造局。后创办甘肃织呢总局。此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然而该厂从未盈利。1867年2月，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定“先捻后回”方略，次年参与平定捻军。1873年12月14日，授协办大学士，次年9月18日授东阁大学士。大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左宗棠历时七年时间终于平定了陕（西）甘（肃）回乱。1875年，光绪帝即位之后，62岁的陕甘总督、大学士左宗棠上书极力要求出兵收复新疆，没想到他的这一建议竟然遭到了李鸿章等人的反对。李鸿章居然上书说：“新疆乃塞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此言一出，朝野震惊，没想到堂堂李中堂大人竟然会如此没有见识，会如此的轻视新疆。在李鸿章眼里，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来自海疆的日本和英国的威胁。他认为当下所有要务，都要围绕保卫海疆，建设海军，防范日本、英国等国的侵略。

塞海之争

鉴于此种情况，清政府围绕是否收复新疆，还是经略海防爆发了一场空前论战，这就是晚清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当时朝廷众臣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一派是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海防派”对保卫新疆的认识有失偏颇，主张放弃新疆，用有限的军费经营海防。新疆是无数先辈历经千辛万苦才开辟的疆域、建立的基业，岂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拱手相让！眼看新疆将要被外国人侵占，左宗棠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收复新疆。针对李鸿章上奏的《筹议海防折》，左宗棠遵旨复奏海防、塞防问题之意见，他认为两者不可偏废，若现在即拟停兵节铜，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提出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观点。他对视新疆为千里荒漠、贫瘠之地的说法上书驳斥：“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古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在左宗棠眼里，新疆其实是物产丰饶的聚宝盆之地，而且左宗棠也清楚地认识到了沙俄对我国的威胁。所以他极力要求收复新疆，否则边疆不稳、中原不保，京师不保。早在1871年，当他听说俄国人趁乱侵占伊犁后，就写信催促自己的得力干将刘锦棠火速返回前线，左宗棠在信中说：“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新疆）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俄国）周旋。”左宗棠在家信中说：“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侵占）伊犁。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关），惟不将关内肃清，此心何以自处？”在给清廷的信中，左宗棠建议：必须先击败阿古柏，然后进击俄罗斯收回失地：“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左宗棠远见多识，他指出“乌鲁木齐和阿克苏以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肤疆，所谓富八城者也。而乌鲁木齐和阿克苏以东，虽然地势高寒，中多戈壁，亦非无用。因新疆南、北两路，北可制南，收乌鲁木齐天山北路，就可收复天山南路。肤疆既得，乃分屯列戍，用其财富”，提出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之策，就可以逐渐改穷变富。紧接着，左宗棠驳斥了李鸿章等人攻击新疆无用论，提出巩固海防和收复新疆的塞防须二者并重。“拓地二万里，祖宗基业和祖国领土岂能自行放弃？”他一边赞扬了清初用兵新疆，统一新疆的功绩，一边断然指出：“我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中国内地百年来没有烽隧之警，盖祖宗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指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的深邃见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的著名论断。新疆的安危直接影响到了京师的安危，这也是清廷最关心的一点，也是清廷最终支持左宗棠的海防塞防并重，力主收复新疆的主要原因。所以清廷下旨说中国不图规乌鲁木齐，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

左宗棠见打动当朝统治者，进一步指出海防塞防并重，但有个轻重缓急，当前东南无事，而西北已经是强敌压境，一片混乱。况且“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于构衅于东南”。他从西北的战略位置上分析其在国防上的重要性，认为目前西方国家还不会在中国沿海挑起战争，即便挑起战争，也不会割土分疆，无非掠夺点财物而去，在汪洋大海之上兴不起风浪，而一旦占领西北大地，则会建立政权，分疆裂土。如今关外的贼氛极炽，收复新疆是燃眉之急。对于李鸿章等所谓的“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之饷”的议论，左宗棠认为“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但是，今日陇军开支日增，各省协饷日减，积欠已达三千数百万两，官兵饷银有时只能发一月满饷尚不敷。“论者拟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己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宴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防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他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放弃新疆，无异于给侵略者留下进攻我国腹地的缺口！

收复新疆

左宗棠塞防的逻辑比李鸿章海防一派的逻辑更清晰严密，深知“保新疆就是保蒙古，保蒙古就是保京师和内地”的军机大臣文祥，终于被左宗棠的铁血雄心所震动，最终站在了左宗棠的一边，在军机大臣文祥、湖南巡抚王文韶的强力主战下，最终打动了最高决策者慈禧。慈禧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以往软弱无能的大清帝国，终于雄起了一把，委任左宗棠以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的身份，同时督办新疆军务，平定阿古柏之乱和收复伊犁。遂有了左宗棠舆榇出关，湖湘子弟定天山的历史壮举。1874年，62岁的左宗棠已经为大清帝国戎马倥偬、四处征战了二十多年：从40岁出山充当两任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的幕僚，到自己亲率湘军讨伐太平军，再到征战西北平定回乱，他已经是积劳成疾，经常咳血，但对左宗棠来说，他以一介书生起家，誓要以死报效家国，他决不放弃收复新疆。为了以表决心，他命令将自己的大军行营，从兰州向西挺进1000多里，移驻到肃州（酒泉），以便靠近新疆指挥进军。

1876年，64岁的左宗棠由财政代理人胡雪岩出面向外国贷款充作军饷。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这位铁骨铮铮，刚毅坚韧的六旬老人面对兵马疲惫、粮饷匮乏、运输艰难等重重困难，他仍信心百倍，慷慨前行，肩负着国人的重托，率领八万湖湘子弟兵马不停蹄地赶往千里之外烽烟滚滚的战场。左宗棠按照“先北后南”的策略，从1876年5月到1877年3月，只用了10个月时间，就摧垮了阿古柏苦心经营的天山防线，光复北疆，剑指南疆。1878年1月初，清军攻克南疆所有土地，收复南疆。在经历长期筹备、采取“缓进急攻”策略，历时三年后，到1879年底，左宗棠的西征军彻底击败了阿古柏的叛军，平定了新疆。英国人对此评价，这是“从一个多世纪前的乾隆时代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人所曾取得的最光辉成就。”

抬棺出征

但在伊犁，俄国人仍然盘踞不走，对新疆依旧虎视眈眈。左宗棠并没有因此停止脚步，因为他一定要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左宗棠上书说：“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跟阿古柏的杂牌军队打，左宗棠的湘军可以说很有把握，但是面对的是强悍的沙俄军队，当时的清廷居然又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湘军内部也是疑窦丛生，害怕打不过如狼似虎的沙俄。左宗棠认为“勿论贼势强弱，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为了稳定军心，左宗棠做出了惊天骇世之举，他下令把自己的棺材从肃州运到了哈密，这就是著名的“抬棺出征”。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已经68岁的左宗棠，顾不上衰朽之躯，命令2万军队继续挺进伊犁，4月18日，他亲自率领1000多亲军，从肃州（甘肃酒泉）大本营向西挺进新疆哈密就近指挥，抬棺随军出征，誓要以死来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

左宗棠动情地说：“国家当（此）天下纷纷时，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他显然是立下了下誓言：如果自己在收复新疆征战中死去，就用这口棺材收殓他的遗体。面对左宗棠视死如归的决心，在场官兵个个泪流满面，无不为之动容。他们深知这位刚毅、倔强、睿智的老将军早已预料到征途的艰险，他已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得知左宗棠抬着棺材率军而来后，沙俄慌了，他们想以谈判解决伊犁问题。在谈判过程中，左宗棠特地安排部将刘锦棠继续进军驻扎伊犁一带，以武力作为后盾，强力支援曾纪泽进行谈判。1881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面积达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包括伊犁）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又上书清廷，以求通过“设行省，改郡县”，在新疆建省，加强控制，以捍卫西北边疆，来保证新疆的长治久安。在左宗棠的强力建议下，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正式设省，仿照内地模式实行军政一起管理，但朝廷认为建省成本很高，新疆财政收入无法支持，最后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也就是新疆建省，但巡抚由甘肃巡抚兼任，以便于统筹安排甘肃在财政上支持新疆。后来左宗棠的爱将刘锦棠，则成为清廷在新疆的第一任巡抚。至此，新疆才逐渐并入到了中国现代化体系的管理之中，此后尽管历经清末和民国战乱，但新疆却始终牢牢地控制在了中国人之手。平定西北回乱，收复新疆，并力促新疆建省，加强西北边防建设，这是左宗棠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

左功柳树

1884年6月，左宗棠入京任军机大臣，9月以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在新疆建省之后的第二年（公元1885年9月），左宗棠逝世于福州，谥文襄。后归葬于长沙石门乡相竹村，有《左文襄公全集》行世。新疆平叛和建省，也是晚清时期清政府在边疆地区第一次成功加强管理控制的尝试。遗憾的是，在用兵新疆途中，左宗棠看到河西地区“赤地如剥，秃山千里，黄沙飞扬”。这种严酷的自然景象令他忧心如焚，他一边谋划如何收复新疆失地的策略，一边思索如何经营西北的举措。在一路征战中，他深感茫茫戈壁没有绿荫的困苦，便率领部队植树造林。他的湖湘子弟兵既是战斗之旅，又是植树大军，他要求凡大军过处务必植树，军士人人随身带着树苗，一路走，一路栽。前营栽罢后营管，并动员百姓分段看管，左公与军士一样，亲自携镐植柳。自古河西种树最为难事，可是在左公倡导督促下，竟然形成道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这些柳树不但成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见证，而且还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始获得新生。

有关左宗棠植柳的事，在民间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天，左宗棠在肃州城里巡视，发现有个农民骑驴进城后，将毛驴随手拴在了柳树上，而毛驴则悠然地啃起了树皮。左宗棠很是恼火，当即下令军士把毛驴牵到鼓楼前斩首示众，并张贴告示告诫民众：“今后若有毛驴毁坏树木者，驴和驴主同罪，一律斩首！”据传此告示一出，再无犯者。左宗棠斩驴护树的义举，一时传为美谈。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清代诗人肖雄有一首名诗，专为咏颂“左公柳”而作：“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左宗棠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前人植树，后人乘凉，为纪念左宗棠为民造福的不朽功绩，后来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植柳树统称为“左公柳”。

名垂千古

历来史学家认为左宗棠是晚清的伟大人物，为民族存亡和中国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贡献，是一个有重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人物。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氏“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才智超群，力排李鸿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议，抬棺西行，收复新疆。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晚晴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的一道奏疏中评价左宗棠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梁启超评论左宗棠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清史中评价左宗棠说：“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1983年8月，王震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

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