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刘孟儒；中信银行北京分行曹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体现在经济金融领域，就是全球长期积累的经济不平等、债务挤压、人口老龄化、治理赤字等问题受到全球金融危机、COVID-19大流行等风险事件冲击后出现了集中爆发，并深刻影响了当今的世界格局。其中，人口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最新出炉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率已经达到近19%，较第六次普查时提高了5个百分点，人口出生率也从11.9‰下降到8.5‰。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必须要长期面对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此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在2021年5月召开会议研究人口问题，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并完善配套支持措施；7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政府对三孩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和配套措施的落地进行了部署。

在此大背景下，由古德哈特和普拉丹合著、廖岷和缪延亮翻译的《人口大逆转》一书的面世可以说是正当其时。两位作者均是国外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银行家，而两位译者也都是当前中国颇有影响力的学者型官员。

该书提供了非常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框架，以人口问题为脉络，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格局进行了预测，并结合详细的数据分析提炼出深刻的学术思考和务实的政策建议，读完之后让人很受启发。

书中的一些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界的看法有较大的差异，极有可能会引发学术界的争论，但正是这些与传统分析范式有所区别的新观点、新看法和新思路，让人对人口问题能够耳目一新，并有益于建立起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况且，能够引发争论和探讨本身，就是对破解复杂、深奥的人口问题所做出的一种巨大贡献。

该书开宗明义指出，过去20多年来全球性通缩主要的推动力来源于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后，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全球人力资本市场，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平均工资水平下降，整体物价走低。

但是，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工业国新出生人口不断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预计未来劳动力供给将重新回到紧平衡状态，并推动全球性的通缩转向全球性的通胀。这就是该书所指出的，开启未来全球经济新阶段的“大逆转”。

这样的“大逆转”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先，医疗服务资源投入将大幅上升。除了老龄化率上升、出生率下降本身造成的社会抚养比上升问题，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由于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比例不断升高，全社会需要的医疗服务资源投入也会越来越大。由于患病老人最终几乎会丧失所有生活能力，对其的照顾和护理会消耗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这无疑会使得本就沉重的养老负担问题雪上加霜，作者对此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第二，我们将重新回到通胀时代。全球老龄化社会时代的到来，会带来储蓄下降和消费上升，这将深刻改变供求关系，各国政府将不得不面对供给减少和需求增加的共同冲击，全球的通胀压力再也无法被其他因素所压制，我们将重新面对几十年前由通胀主导经济的局面。

第三，债务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除了企业杠杆率高企的问题，政府的债务问题也非常严峻。在低利率时代，政府可以依靠大量低成本负债维系社会经济的发展，取悦民粹主义所主导下的选民。但政府的杠杆率已经如此之高，未来一旦“大逆转”导致的全球通胀来临，政府将不得不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容忍通胀拒绝加息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要么提高利率导致政府和企业破产的风险飙升。利率的变化将使得政府依靠负债维系治理的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

第四，社会的不平等将加剧。在“大逆转”前也存在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但低通胀给予低收入家庭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随着通胀的提高，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政策应对，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冲击都会是最大的，这将极大加深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继而对政治格局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大逆转”呢？该书作者指出，提高自动化水平、提高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鼓励女性工作）和引入移民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劳动人口供给下降的影响。

“债转股”则是应对高杠杆，控制负债的利率风险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将债务转变为股份，全社会的刚性利息支出减少，财务压力将得到有效控制。税制改革也是一种方式，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减少税基侵蚀，防止富人采取多种方法避税，也能有效增加政府收入，降低政府赤字，达到维持政府运转、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

作者的这些观点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预见性，对于当前我们以“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为发展蓝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很强的参考借鉴价值。笔者也结合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对于书中的观点补充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此也一并提出来与读者们讨论。

第一，作者将通缩几乎全部归因于劳动人口红利，这一结论是否成立有待进一步研究。通胀的直接原因是过多的货币追逐商品，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却非常复杂，既有经济供需平衡的问题，也有货币超发的问题，还有通胀计量方式本身的问题。作者提出的劳动人口因素是供需平衡中的劳动力供需问题，但同时也不应忽略赤字货币化、供应链中断、通胀计量不合理和自然通缩趋势的影响。

其中，布兰登·布朗在《通货膨胀：2%？》一书中的观点值得专门拿出来对比讨论：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物价有自然下降的趋势，因此物价保持轻微上涨（比如低于2%的通胀）已经形成实质上的通胀；同时，在通胀计量方面，如果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胀范围，那么全球的通胀水平仍应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总之，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对于通胀的贡献度是不一样的，因此人口因素是否一定会成为影响未来通胀的主导因素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第二，老龄化会改变总需求的结构，但是否会造成总需求的大幅上升仍存在不确定性。作者对人口老龄化表达了严重的担忧，并反复强调阿尔兹海默症对于社会资源的巨量消耗问题。但需求的变化既涉及总量，也涉及结构。作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老年人消费需求的增加，却忽略了年轻人口比例下降后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趋势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例如，作者认为日本在面临严重老龄化问题时仍然能保持低通胀，主要原因是日本充分利用了中国的人口红利，但他们却忽略了出现这种现象也与日本年轻人在泡沫经济破裂、发展长期停滞之后，主动追求低物质消费，整个社会的消费端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形成所谓的“低欲望社会”有关。此外，技术的进步速度也远没有作者估计的那么悲观。

人工智能特别是类脑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这将极大降低医疗和服务成本，使得老年人群体的照顾成本出现极大的下降，因为医疗人力投入大幅增加从而挤占其他行业劳动力供给的情况可能不会发生。笔者曾经调研过日本的养老运营公司，他们已经在养老院中使用先进的智能传感和管理系统，老年人的所有健康指标都可以进行远程集中监测和预警，大大提高了老年人的看护效率，减少了人力资本投入。

第三，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仍然可以释放足够多的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该书分析了很多数据和事实，但却在制度分析上着墨不多，只是指出党派政治和民粹主义对于政府推行改革的阻挠。以宋铮教授为代表的很多学者都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实现了高产出、高增长、高顺差和稳定的资本回报率这一被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经济学奇迹。

中国通过不断进行体制改革，推动自身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性摩擦，不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如此，在中国这种生产水平内部差距较大的国家，落后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很高的提升空间。

例如，中国的脱贫攻坚行动就被证明大幅提高了贫困地区的劳动生产效率，极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而不断深化的改革为这些潜力不断被释放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当然，笔者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并非是严谨的经济学推导，其中的一些分析仅供读者参考。虽然在少数观点上笔者有所保留，我们仍然认为《人口大逆转》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人口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该书为解决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金融和社会问题，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提供了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思路。笔者也想结合本书的结论和中国的实践，做一些政策性的延展和讨论：

首先，推动债转股、降低杠杆率、减少利息支出，既要从增量上也要从存量上想办法。如书中所分析的，降低负债率是为即将到来的大逆转未雨绸缪，可以减少央行对货币政策转向“投鼠忌器”的顾虑。结合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的情况，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稳妥推动降杠杆。从增量上看，要加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持续加强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培育打造专业水平高、管理能力强、市场认可广的金融中介机构，持续创新股权融资工具，吸引更多居民财富配置到股权投资中，打通居民储蓄向企业资本的转换通道。

从存量上看，要加大存量地方隐性债务的化解力度。根据相关估算，地方隐性债务规模高达30万亿元到50万亿元之间，主要集中在地方城投平台或地方国企，表现为银行贷款、企业债（城投债）、信托贷款等形式，而这些债务的利率远高于政府债券，对利率的变化更为敏感，需要尽快按照穿透后的属性进行债务置换或以市场化方式剥离，否则会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的破产风险。

其次，通胀可能会加速美股泡沫破灭并引发连锁反应，中国应高度重视防范输入性风险。作者在书中分析指出，美国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结构中奖金比例上升，且奖金绩效与公司股价挂钩越来越紧密，造成了企业经理人普遍采用激进的股票回购策略提升企业杠杆率，以刺激每股盈利增加带动股价上涨。这种激励措施会带来比较严重的顺周期问题：更高的杠杆率和更优的每股净利润表现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而不断走高的股价则刺激更多管理者采用此种方式拉抬股价，这种相互反馈作用使得美股泡沫化程度越来越高。

如果全球通胀的“大逆转”真的来临，其很可能会成为刺破泡沫的一根尖刺。由于美国的退休金计划（401K）是股市中的重要持仓者，一旦美股进入“下跌-抛售-再下跌”的负反馈循环，老年人的权益将受到严重损害，人口老龄化和金融泡沫破灭的叠加共振将会加剧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对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做好预案，从预期管理、对外负债依存度、宏观杠杆控制、银行间流动性调控等角度出发，做好防范传染性金融风险的整体规划。

再次，要加快落地具有中国特色的税制改革方案，合理调节税收来源结构，注重“二次分配”的公平性。作者提出了征收土地税、碳税、边境税的税制改革方案，以增加财政收入、降低政府杠杆率。税制改革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政府收入结构，并促进社会公平，是对冲人口大逆转的重要工具。但在中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征收土地税缺乏法理上的基础。

因此，更可行的方案可能是征收房地产税。近20年中国的房地产增值幅度非常大，而房地产升值则并非由于房屋建设质量和品质的大幅提升，而是在于城市化的推进和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因此，征收房地产税是更为务实的税制改革方向。同时，房地产税的实施对于调控房价，降低生活成本，刺激生育，从而减缓“人口大逆转”的冲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推动全民健身是提升存量人口素质的重要手段，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全民体育运动和全民健身计划是一项有利于降低全社会医疗负担，对抗人口老龄化的长期、重大工程，但该书对此几乎没有提及。国家通过加大群众体育运动的投入，可以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消耗，特别是加强体育锻炼已在医学上被证明能够降低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概率。体育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短期之内对产出、杠杆率、物价等宏观指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其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十分重要，因此也需要国家予以高度重视。

早在100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指出体育是关系国家发展和民族危亡的重要问题。近期，国务院也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对“十四五”期间全民体育建设作出了规划。当前，乘着北京2022冬奥会即将举办的东风，进一步加强群众体育推广，加大体育基础设施投入，对于未来几十年中国应对老龄化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文章原标题为《从宏观经济和金融视角 谈人口老龄化的应对与治理 ——<人口大逆转>书评》。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编辑：王晔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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