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德胜门外，曾有一座占地百亩的监狱，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里面的囚犯，很多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反动思想根深蒂固，改造的难度很大。其中，黄维是里面“最难搞”的刺头。

一

从被俘第一天起，黄维的态度就是不合作、不配合。第12兵团覆灭后不久，杜聿明、邱清泉也被包围在陈官庄，中野的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被俘的12兵团将领写劝降信，信写好了，大伙都签了名，唯独老黄不肯签。

一个年轻的记者采访黄维时，问他：“你怎么不早点投降？”黄维把桌子一拍，怒视记者：“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要投降？”瞧瞧这脾气，想改造他可难喽。

初到功德林时，黄维完全就是个“另类”，别人认真改造悔罪，他在一旁讽刺挖苦，说“君子不事二主”。别人说，抗战胜利后国军抢占胜利果实，他反驳道，国军是合法政府的正规军，到哪都合法。

当时，功德林里还有日本战犯，享受不用劳动的优待。黄维看不下去，大骂：“我们罪过再大，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不干活，我们就要劳动？”

监狱规定每个人都要读书，可以看监狱指定的书，也可以买自己感兴趣的书，但是看完有一条，要结合自己的罪行写个读后感。杜聿明读完《论持久战》，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还一定要寄给老蒋看。

黄维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自己“无罪可悔”，只惭愧12兵团那十几万大军，在他的带领下走向崩溃。所以，在管教人员眼里，他就是“拒绝改造”的典型人物。

二

黄维被俘后，国民政府按照“惯例”，宣布他为党国捐躯，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眼看大局已定，黄夫人蔡若曙带着4个儿女离开了大陆，几个月后，她又偷偷回来了，因为直觉告诉她，丈夫并没有死。事实证明，她的直觉没错。

后来，蔡带着孩子在上海安了家，虽然身为战犯家属，但生活还算如意。上海图书馆给了她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女儿们承蒙周总理的照顾，也先后入读复旦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

在这期间，蔡若曙带着孩子多次去看望黄维，也劝他好好改造，告诉他不为别的，哪怕为家里人想一想，也应该有所变化，起码有个接受的态度。黄维上衣的兜里，一直放着女儿的照片，他也想早点跟家人团聚，可就是不肯低头。

1959年底，有关部门通知蔡若曙一家注意听广播，说是要特赦一批战犯，让她们准备迎接黄维回家。12月4日，一家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候最高法宣布特赦名单。然而，只听到了杜聿明、王耀武等10人的名字，名单里没有黄维。

11年的苦苦等待，终于看到了希望，突然间又幻灭了。蔡若曙万念俱灰，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尽管被及时救了回来，可也落下后遗症，以至于无法正常工作。

上海图书馆考虑到实际情况，给她办了提前退休，退休金虽说不多，但总比没有强，而且享受公费医疗，这个待遇对经常要住院的蔡若曙来说太重要了。

很多年后，家人们才了解到，黄维当年确实是在第一批特赦名单里，但由于他实在顽固，认错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放他。就这样，黄维又在监狱捣鼓了16年“永动机”。

三

1975年，黄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人员，终于恢复了自由。这一年，他71岁，出狱前的一个月，还差点丢了老命。

黄维本来就患有心脏病，被俘之后内心抑郁，身体就更加差了。50年代的时候，他一度身患五种结核病，周总理为了他的健康，特意让人带着黄金去香港买药，才将这些病治愈。

除了心脏病之外，黄维还患有痔瘘，被俘之前他曾遍访名医，却始终未能根治。1972年旧病复发，每天便血不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来例假一样”，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折磨。

更要命的是，痔瘘还会引发贫血性心脏病，而黄维的痔瘘很严重。为此，战犯管理所专程跑到沈阳，为他请来了著名肛肠专家李瑞庭，彻底根治了他的痔瘘。

这个结果让黄维喜出望外，因为这个病困扰了他几十年，期间做过三次手术，都没有成功，他早已失去了信心。被俘之后又做过2次手术，也未能完全根治，到后来都没人敢给他做手术了。

更让战犯管理所没想到的是，黄维经历了这次手术，态度终于转变了。他说，以前管理所总说要改造我们，我是不承认的，顶多就是没杀我们！为什么特赦总是没有我？现在我知道了，我没有被特赦，原因不在政府，是我没有彻底地接受改造。

1979年2月，被特赦之前的一个月，黄维突然胸痛难忍，被紧急送医后确诊为冠心病心绞痛。政府对这个情况相当重视，立即将他送到辽宁最好的医院治疗，这才将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四

黄维出狱之后，原想带着家人回江西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政府极力挽留，让他留在北京担任政协文史专员，每个月200元的工资，可以说是相当照顾了。

那段时间，黄维最得意的事，是妻子蔡若曙等了他27年。要知道，前前后后特赦了554名战犯，没有一家像蔡若曙那样，要么改嫁了，要么离婚了，所以黄维很自豪妻子能这么等他。

然而，27年的等待，只换来了一年的团聚。黄维出狱之前，蔡若曙每天都在思念；出狱后，她的精神负担反而更重了，总是担心黄维个性太倔，一不小心说错话，再被抓回去。

所以，每当黄维去上班，蔡若曙就在家里等，只要晚回来几分钟她就受不了，觉得出大事了。吃安眠药留下的幻听后遗症，也因此变得更严重，总觉得有人会把黄维从她身边带走。

为了治这个病，蔡若曙一直在吃药，而这个药副作用很大。终于有一天，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蔡若曙无法忍受，投河自尽了。

五

台湾方面曾经允诺，补发黄维27年的中将工资，总计100多万美元，让他找个第三国定居。这是一笔不菲的数字，但黄维拒绝了。

他说：“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没杀我，二是把我的家人照顾得挺好，儿女也都受了教育。蒋介石对我有知遇之恩，但共产党也待我不薄，第三地我是不会去的。”

这样的黄维，显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至死没有改造好”。

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黄维多次与故旧联系，说要趁着自己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的时候，为祖国的统一尽一份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不料，这句话却一语成谶。

1989年，台湾方面邀请黄维去台访问，他很高兴，列了一大串拜访名单，还要去给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扫墓。遗憾的是，就在出发前夜，他却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很多文章提及黄维的死因时，都是一个说辞：“突然接到消息过于兴奋，诱发心脏病去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当时两岸来往还比较麻烦，因为两边都要办手续，所以黄维出发前，已经准备了大半年，并不是“突然接到消息”。他的心脏病是累出来的。

在准备赴台期间，黄维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前往香港参加交流活动，为两岸和平统一而奔走。从香港回来后，紧接着又搬家，当时正准备开“两会”，他百忙之中还在认真准备参会提案。

1989年3月19日，黄维去“两会”现场报道，突感身体不适，迅速被送往协和医院诊治，第二天清晨就去世了。消息传开后，在两岸三地引起巨大反响，人们纷纷臆测他的死因。

其实，他就是过于劳累了，总想着抓紧时间，把能做的、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结果劳累过度诱发心脏病。

黄维生前有一个心愿，就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政府的肯定，但当年的社会氛围显然不太允许。直到2005年，国家举办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黄维的遗愿才得以实现。女儿黄慧南特意去了一趟八宝山，跟父亲“念叨”了这件事。我想，如果黄维在天有灵，一定也会感到非常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