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2日，诗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胡续东在北京逝世，终年47岁。
胡续东老师曾于2003至2006年期间在《世界博览》发表多篇随笔文章（署名“胡续冬”），并开设“胡言一派”等专栏，收获一众“冬瓜”粉丝读者。
今日奉上胡续东2006年在《世界博览》发表的专栏随笔一篇，以致缅怀。
影像·诗歌·想象力
文/胡续冬
自从这些年“忽悠”这个词日渐普及以来，我一直不敢多交朋友，因为我胡续冬的朋友，简称“胡友”，听起来像“忽悠”，是个恶名。但是这两年通过《世界博览》，我克服了“胡友”恐惧，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我交上了一点也不忽悠的朋友。不久前收到武汉的一位读者小朋友发来的e-mail，里面有她给我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她录制的一段她自己弹奏的巴西Bossa Nova国师Tom Jobim的小曲，听得我一瞬间性别倒错，作“妹妹找哥泪花流”状。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世界博览》、感谢各位冬瓜们，我会继续为大家猛烈地忽悠。
这次为大家忽悠三篇小随笔，三者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实则都和我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状态有关。这个状态就是：在观影、阅读和生活体验之间来回穿行。这三者的乐趣在很多人那里是割裂的，但是碰巧在我身上，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通道把它们串连了起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的三个通道。不知道它们能否唤醒大家身上都埋藏着的、可以贯穿影像、诗歌、日常生活想象力的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隐秘通道。
与“知识的躯壳”打交道的人
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写了一个叫做汉嘉的废纸打包工，这位老哥整天在老鼠成群、苍蝇乱飞、阴湿恶臭的地下废纸加工车间做一份“知识的临终关怀”工作，负责把废纸、旧书“打回原形”，重新变成纸浆。那些“临死”的纸张上喧嚣的文字成了他孤独生活的唯一慰藉。常年累月地工作下来，汉嘉居然非常不幸地被废纸、旧书上五花八门的知识培养成了一个胸藏万象、满心忧郁的大哲，就像他自己反复吟咏的独白：“35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35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全书⋯⋯”
像汉嘉这样的与“知识的躯体”打交道的底层劳动者（印刷工、装订工、书籍搬运工、复印工等等）在知识传递的链条上是一类非常独特的人群，“卑贱”的他们因为命运的巧合不得不和貌似与他们无关的“高贵”的知识、文化在最琐碎的物理层面上朝夕相处，在他们与文字的非文化接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可能发生些什么？没有一本关于知识社会学的书籍可以告诉我们。他们不自觉地加入了文字的“大道周行”，但却是不断增殖的文字中完全被遗忘的环节。我们只能猜测，在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身上，所谓的知识、文化或许会遵循弗雷泽在《金枝》里所总结的古老的“接触巫术”原则，把文字的魔力传递到他们身上。
汉嘉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文字传递给他的“内功”过于强大、过于庞杂，以至于使他进入了“走火入魔”的状态，完全丧失了正常人的快乐，患上了“高贵”的知识分子们不说人话的“世纪病”。这一点倒是可以理解，因为汉嘉的工作性质和其他伺候“知识的躯壳”的劳动者相比显得更为“悲壮”，他要为诸多被赋予了崇高意义的文字送葬，这些文字在临死前“回光返照”之际传给他的功力肯定非同小可，就像武侠小说中武林高手临死前都会把毕生绝学教给一个偶然来照顾他们的愣头青一样。
如果说从尘世幸福的角度，汉嘉代表了文字的“接触巫术”所传递出“有害”的负面魔力的话，巴西电影《一个曾经以复印为生的人》（又译为《复印人生》）里的黑人青年安德烈则代表了文字的“接触巫术”所传递出来的无法无天的个人幸福的魔力。安德烈在巴西南部以白人为主体的波尔多阿莱格雷市的一家文具店做复印工，生活毫无亮色毫无希望，拿望远镜偷窥并暗恋对面楼房的学生妹是他仅有的快乐。他的工作不像汉嘉那样，可以长时间在封闭的环境中孤独地面对废纸上的文字，他所在的小店人来人往，复印东西的顾客们又总是催活儿，所以他注定只能以蜻蜓点水的方式，不经意地瞟几眼每天从他手上经过的成千上万的文字之中的一小撮。他所获得的“知识”完全符合第三世界国家“冒进式现代性”的一切特征：拼贴、快速、毫无逻辑。这些破碎的二手知识完全没有加入他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安德烈从一张他刚刚复印出来的纸上读到了一首叫做诗的玩意。那是莎士比亚第十二首十四行诗的葡语版本，那上面写道：
终有天你要加入时光的废堆，
既然美和芳菲都把自己抛弃，
眼看着别人生长自己却枯萎；
除了生育，没什么抵挡得住时光的毒手，
当它赶来，要把你拘走。
语文功底欠佳的安德烈虽不能完全读懂，但瞟了一眼之后，已然被诗中的悲凉情绪所感染，开始中魔般地接近并追逐他的暗恋学生妹。当学生妹帮他读“懂”了这首诗之后，他接受了诗中以婚育抵抗无情时光的“号召”，决定以干干脆脆的行动让自己富起来，人模狗样地娶到暗恋学生妹，和时光赛跑，早日跨进幸福生活。在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混乱的巴西，一个黑人青年一旦被激发起关于个人幸福的狂热想象力，它所导致的唯一后果就是在良心底线的庇护下进行有想象力的犯罪。安德烈打劫了一家银行并成功地摆脱了警方和黑社会的纠缠，最终在货币的狂欢中实现了自己的全部梦想。
安德烈当然不能被作为“诗歌改变生活”的案例来鼓吹诗歌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安德烈是在报复那些从他手中流走却不让他读懂甚至无视他存在的文字：“小样儿，瞧不起我是吧，我就用从你那儿整来的想象力做你反对的事情！”安德烈的打劫狂欢和汉嘉的悲情吟咏似乎背道而驰，但对于我们而言，这两个虚构的形象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情：在不为我们所知的那些与“知识的躯壳”打交道的人那里，文字依旧具有超乎我们想像的魔力。
《辛普森一家》的诗歌情结
和中国一样，在欧美的大部分国家，诗歌已经不再占据“文艺场”中的核心位置，它的生产和流通相对于小说、电影等门类来说要冷清许多。不一样的是，欧美国家在学校体制内的诗歌教育和社会公众领域内的诗歌文化建制做得远比中国完善，所以虽然中国在从事诗歌生产的总人口、诗歌圈游戏规则的复杂性等方面远非欧美所能比拟，但在中国的公共空间和诗歌“不期而遇”的机率要远远低于欧美。比方说，在欧美的许多国家，一些与诗歌相关的人物、文本经常被作为一种为社会习养所默认的文化符号，可以以各种方式渗透到通俗文化产品之中。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在美国一直保持高收视率的卡通连续剧《辛普森一家》在极度恶搞的同时，居然也极度富有“诗歌情怀”。
《辛普森一家》肇始于1989年，至今已经连续热播了17年。该剧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名叫“春田”的典型的美国小镇上的一个普通的家庭而展开，这家人的性格各自代表了典型的“美国性”的一面，他们和同样代表了“美国性”的其他小镇成员一道，演绎着这部没完没了的既家长里短又充满了奔溢的想象力和捉摸不定的批判精神的“美国寓言”。虽然《辛普森一家》在中国内地的粉丝军团不够壮大，但它在美国本土通俗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却非同小可，很多美国人习惯把善于“与时俱进”的《辛普森一家》当作对美国本土文化症候和社会问题的一种即时性的“躬身自省”，而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辛普森一家》常常被当作了解美国民众心态变化的晴雨表。在这样一部集中了几乎所有“后现代特征”的极度通俗的卡通电视剧里，主创人员却频繁地在其中巧妙地“植入”貌似“精英化”的诗歌符号，这在我们这里似乎无法想像。
《辛普森一家》的诗歌情结最外在的体现是家中的大女儿丽莎·辛普森。这个小学女童心志高远、多才多艺，经常为自己平凡的家庭出身和父母兄长乃至同窗好友的俗套而感到懊恼，聪慧而忧郁的她时不时会把诗歌当作一种孤独中的寄托。在她痛失心爱的小猫“雪球”之际，她愤笔写下：
我有一只名叫雪球的猫猫，
她已经死掉！
她已经死掉！
妈妈说她只是在睡觉⋯⋯
她骗我不了！
她骗我不了！
为什么啊为什么我的猫猫会死掉？
那该死的克莱斯勒为什么不把我撞倒？
丽莎还有更牛的“杰作”，在《感恩节》一集里，当她的顽皮哥哥巴特·辛普森把她的一顿可口饭菜打翻之后，她愤懑地写下了“辛普森一家文学史”上的绝唱《不被欣赏的嚎叫》：
我看见我这一代最好的一顿饭
被我哥哥的疯狂所摧毁⋯⋯
熟悉美国文学史的观众没有一个不会捧腹大笑，因为这首诗通篇都是在戏仿艾伦·金斯伯格那首著名的《嚎叫》。
《辛普森一家》几乎每隔几集就会有一个影射文学典故的段子，除了上面提到的金斯伯格，莎士比亚、蒲柏、济慈等诗人的名篇都未能幸免遇“射”。
在2002年的《辛普森一家》第13集里，主创人员的诗歌情结达到了顶峰，他们干脆把1997年的美国桂冠诗人、波士顿大学的英语系终身教授、大名鼎鼎的罗伯特·平斯基作为客串嘉宾拉到了这个搞笑卡通里来，给他设计了一个卡通形象饰演他本人，并由他自己亲自配音。这一集中，丽莎·辛普森因为体育不及格被迫去上体操补习班，在班上认识了很多大学生，于是开始当起这帮大学生们的小跟班到处晃悠，在咖啡馆里碰上了正在朗诵诗歌的著名诗人罗伯特·平斯基。丽莎幼小的文艺理想受到了沉重打击，因为这个罗伯特·平斯基是个自私自大、满口胡言的家伙，他只热衷于忽悠他虚构的“白宫奇遇”，自言自语地吹嘘历任总统们如何热爱他的诗歌。
罗伯特·平斯基一点也不在意《辛普森一家》如何丑化了他的形象，号称自己是《辛普森一家》的骨灰级粉丝，并盛赞它“可能是电视史上脚本最好、演绎得也最好的节目，绝对的高标准。它简直是作家卡通，它的脚本充满了冒险精神、极富超现实主义色彩，到处都是对现存所有文体的戏仿。”美国诗人协会也不吝惜对《辛普森一家》的赞美之辞，他们不但注意到了这部卡通戏如何一直在向诗歌“示好”，更精辟地指出，“《辛普森一家》简直就像诗歌本身，它包含了几乎所有东西，在文学趣味上，从希腊神话到波普艺术它都能吞进去。它成功地混合了新与旧、遗忘的和令人难忘的、雄辩的和猥琐的，它就是诗歌在当代。”
马桶下水道的想象力
在求新和求怪意志的催迫下，生活促使我们把想象力的魔爪伸向日常空间的方方面面，就连马桶也不放过。在很多人的想像中，马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五谷轮回转换器”，它被赋予了种种神奇的功能，譬如，在周星驰的《国产零零漆》里面，马桶的主要使命是作为间谍视频系统的终端，底层间谍随时可以伪装成上厕所接受上级的指令。不单马桶本身被想象力篡改成了一个复合性的物质与人际资讯交流平台，马桶下水道深处那片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的空间也开始被艺术家们的想象力重新建构。最典型的案例当属英国电影《猜火车》，磕药青年马克在“全苏格兰最差的厕所”里为了“追捕”一颗掉在马桶里的鸦片栓剂，毅然钻进了马桶。在下水道深处，与地面上肮脏猥琐的环境截然相反，居然是一片蔚蓝色的纯净而广阔的水域。马克幽暗、抓狂的瘾君子生涯在马桶下水道里陡然一亮，他像婴儿回到子宫一样欢快地在里面游动。
正所谓“画马容易画鬼难”，人们之所以能够像《猜火车》那样对马桶下水道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再创造”，主要是因为除了管道工之外，下水道对普通人而言是一种被遮蔽的存在，它不在我们的常规视域之内，它变成了我们生活中既不便言及和目及的双重死角，而这样一些日常生活的幽灵，恰恰是我们的想象力发挥它的至尊功效的地方，我们可以任意赋予这些死角以别样的状貌以取悦我们贪婪的感受力。
但如果有一天，当马桶下水道开始以某种方式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展示自己真实一面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或许会被下水道的想象力打败——我们仅仅是为了神奇而想像，而下水道完全是一个神奇而无边的现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天我被从我们家马桶下水道里“涌现”出来的丰富的人类生活细节深深地震撼了⋯⋯
我们刚搬到一栋建于70年代末的老住宅楼里，为了清除装修留下的异味，我娘子不知从哪里学到了一个偏方，用脸盆泡了一大盆热腾腾的红茶放在屋子里。由于空气中过多的甲醛导致的大脑短路，娘子居然稀里糊涂地把那一大盆茶水连带其中将近一斤的茶叶倒进了马桶里。结果可想而知，下水道被堵得死翘翘的。请来了专业的下水道疏通队，用了专业的下水道疏通机，都无济于事。工人师傅们只好学老前辈时传祥，即兴制作了一些简陋的掏粪工具，开始把手伸进下水道里一下一下地掏。三个师傅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终于把下水道里积压的“存货”掏干净了。师傅们向我们展示这些“存货”的时候，我们就像沙洲小朋友所唱的那样——“真惊了我是真惊了！”除了娘子倒下去的那些数量庞大得让师傅们一辈子都不想再喝茶了的茶叶，这户老宅的下水道居然还固执地收藏了以下物品：一把塑料梳子，两把木梳，一张被粪水浸渍得难以辨认的身份证，一个90年代中期的砖头手机，两个80年代风格的旅游纪念胸章，一根红领巾，一个印有“建设四个现代化”字样的小搪瓷口杯，一瓶NV牌洁尔阴，等等等等。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一摞捆在一起的90年代初的北大饭票，虽然历经数任房主的粪水浸泡，在最上面那张面值五毛的绿色塑料片饭票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一根印得极其土鳖的鸡腿，鸡腿上方还有三道弯曲的表示香味的热气，我的神思顿时穿过了刺鼻的粪味，回到了我上大一的时候手持这样的塑料片饭票在食堂的窗口焦急地等待鸡腿的充满食欲的场景⋯⋯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很多拉美作家都在向其他国家的人强调，他们不是在把现实“魔幻化”，他们面对的现实本身就是魔幻的。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马桶下水道就是这样一种毋须对它进行“魔幻化”的“现实中的超现实”，它的偏执，它的自由并置，它的自动联想式的收藏，它的无所不包，无一不在对我们的想象力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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