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的政策很容易为投机者所乘。

8月19日，科技部发布通知，向全社会公开征集“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建议”，重点聚焦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未来网络与通信、生物技术、新材料、绿色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以及交叉学科，可谓大手笔。

在发出这份通知之前，科技部还于7月14日发出了举办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对颠覆性技术作出了定义，即可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技术，将超越并替代原有技术，“具有另辟蹊径、改变技术轨道的演化曲线和颠覆现况的变革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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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各院校都已经行动起来。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要求各单位可推荐1个项目，于8月10日前申报，经遴选后择优推荐1个项目至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大赛成效“显著”，单是湖南省科技厅就组织、动员到144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有效报名123个。

按这个体量估算，那么全国至少有上千个甚至更多的“颠覆性技术”项目参赛。这不禁让人犯嘀咕：科技进展似乎成了群众运动，“颠覆性技术”如一夜春雨的竹笋冒出来，是不是也太多、太容易了？

我们不必怀疑科技部期望加快推进中国各领域高新技术的初衷；但这一系列动作，尤其是向全社会广泛征集“颠覆性技术”这一举措，不得不让人担心最终能产生怎样的效果。

“颠覆性”“革命性”这样的词汇，一向被民科们用于形容自己所谓的研究。之前有人热衷“水变油”，有人钻研永动机，有人追捧特异功能，还有大学教授养了一屋子鹦鹉来预测地震。这些研究违背最基本的科学定律或常识，然而他们都曾是、甚至目前还是政府部门或科研院所支持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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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怪现象，无疑与管理者存在民科思维有关，一些人读了武侠小说，就真以为高手在民间。不仅是管理者，专业科学家也经常犯民科的毛病，院士也会沉迷在某种不靠谱的研究中而不能自拔。

科研计划的决策必须要尊重常识、警惕民科思维，否则很容易给投机者留下造假的空间。以常识看，革命性技术当以蒸汽机、电灯、交流电、计算机的发明为代表，这些技术都是研究人员经过数年、数十年甚至数代人的积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一步步改进而来。尤其是在今天，以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更不可能由某个角落里的无名隐士一鸣惊人发明出来。

最近几年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词是“弯道超车”。常识告诉我们，弯道超车是危险动作，即便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剑走偏锋的行为也不值得一再提倡。

一辆轿车要想超车，须得底盘足够稳，需要转向系统、制动系、传动系、行走系的全面协作，仅仅是动力足还远远不够。翻译这句话就是，超车拼的是全方位技术进步，而非单项技术突出。并且，仅仅技术进步还远远不够，技术所依附的生态系统更为重要。汽车厂商打造出一款出色的轿车，如果品牌效应不够、4S店铺得太少、保值率太低，最终依然无法在市场上拼过那些生态系统更好的品牌汽车。

这个浅显的道理曾在众多案例中得到体现。曾担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助手的梁宁在回顾2000年到2002年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中提及，尽管做出了红旗Linux操作系统，然而国产办公软件与微软Office存在着兼容性问题。而这个生态系统才是真正的难题，如果生态系统不能完善，用户自然会用脚投票，使用其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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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近利的心态大概率会助推造假，这是弯道超车的噩梦。本世纪初，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用细砂纸磨去摩托罗拉芯片上的logo，印上“汉芯”的logo及字样，造成震惊科技界的“汉芯事件”。陈进利用的，正是我们急于推出国产芯片的心态。这个典型案例生动地告诉我们，急功近利会把颠覆性技术变成颠覆性造假，把弯道超车变成弯道翻车。

中国能不能产生颠覆性技术？能，但它不可能是拍脑袋的结果，也难以通过社会征集而来，它更可能出自某些领域某个具有雄厚科研基础的专业团队。科学和技术发展到了今天，任何一项大的突破，都已经不太可能依赖于某个大天才灵机一动而产生，即便是马斯克的那些想法，也都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打好基础稳步前进，依然是科研的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