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究究谢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上次买到徐继彰先生那批资料后，我写了一篇长动态——《我国首次核试验亲历者徐继彰钩沉》（https://t.kongfz.com/p/article/12943790），得到了不错的反响。截至目前，我这篇文章依然是能百度到的徐继彰生平介绍中最为详尽的一份资料，许多内容都是由我最先挖出的，这让我颇有几分成就感。不过，文中仍存在不少缺漏、错误或不确定之处，我很希望在资料收集与挖掘方面能取得新的进展，好尽早予以弥补。在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终于小有收获，现以续集形式介绍如下。

8月初，在卖给我徐继彰资料的那位书摊老板专用于展示价值较高商品的玻璃橱柜里，我碰巧看到一张周总理1963年7月21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所作“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报告会”的入场券。这张粉红色的卡片是由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发放的，写明会议地点为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北门入场），要求“准时到场 请勿转让”。入场券背面印有编号，并有参会者徐继彰本人的钢笔签名。

老板告诉我，这张卡片是跟那批资料一起收回来的，当时觉得比较少见就挑出来单卖了。曾有搞收藏的朋友出价若干，他没卖。上次我买那批资料时，他完全忘了这张卡片，所以也没提醒我。老板反复强调，国家第二把手给大学毕业生作报告的纸质证明是相当罕见且有价值的，不过他还是很愿意成全我将徐继彰的资料集在一起免其拆分的善举。最终，他在那个报价的基础上让利50元，将这张入场券给了我。我趁机向他打听徐继彰这些资料是从哪收来的，当时主要是想看看能否由此获得一些徐继彰在杭州的踪迹和线索，完全没想这有可能会涉及老板的商业秘密。老板很坦率地告诉我，他也是从别人那收来的，已经转了好几手，很难再弄清最初是谁卖出来的了，应该是他家人在搞清理时处理掉的。线索就此中断，虽然可惜，却也无可如何。

从这张入场券可知，徐继彰确实是196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而不是我在上篇文章中猜想的那样：1962年毕业并“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后，才于1963年进入的马兰基地”。如此看来，从1957年入学算起，他在清华的本科不是读了正常的五年，而是六年。也许是中间休过一年学，或者是因为从工程物理专业转入工程化学专业多学了一年？我还猜想：徐继彰之所以能参加这个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报告会，亲耳聆听总理的教诲，应该也是因为他将被分配到马兰核试验基地之故。1963年是马兰基地大规模接收地方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年，而徐继彰是当年输送到基地的17名清华毕业生之一。应该说徐继彰推迟一年毕业在时间上是躬逢其盛的——若早一年基本上就没机会直接进入马兰基地，若再晚一年毕业又赶不上参加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伟大事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1964年10月16日）。

在买回这张入场券的那天下午，我刚好还收到了孔网一个上海店家寄来的《战斗在罗布泊的上海人：中国两弹一星纪实文集》。我在准备本文上篇时就得知了这书的存在，也知道了该书第一章第9篇《第二次核试验中执行任务记事》就是由徐继彰先生撰写的。可惜，我在孔网和淘宝都没搜到这书，只在当当一个加盟店找到一本，标价颇高。于是，我再次动用孔网的“订阅”功能求购。前几天收到站内消息通知，上海一家店上架了一本，售价86元。店家同意免运费卖给我，我就直接下单了。收到书后，发现封底果然如我所料有“内部书刊 注意保存”的字样，这是书的内容决定的。我想，这书印量肯定不大，以后价钱估计也不会低，而且会更难买到。值得高兴的是，这本书所收徐继彰先生这篇文章，篇幅不长但内容相当丰富，我从中获悉了不少有意思的细节信息。更令我惊喜的是，书末还附上了所有作者的简介，使我对徐继彰人生的认知拼图得以补齐了不少。

在上篇文章中，我根据其小学同学的信息推断，徐继彰出生于1939年前后。这次在简历里看到，他1938年10月生于上海，证明我在这一点上的推测还比较准确。但是我说他1951年从南模小学毕业后，没有去南模中学上初中而是去了别的学校，有可能不对。由简历知，至少他高中是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的，1957年毕业后考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我在美篇上找到他2017年10月回母校参加毕业60周年聚会时，和高中同学的两张合影，也获知他当时所在班级为南模中学57届5班。我手头刚好有一本《南洋模范中学九十周年纪念特刊》，不仅可在57届高中毕业生名单中找到了徐继彰，而且还看到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的王一飞教授也是这一届的校友，可见南模确实不愧是“为国储才”的百年名校。

后为徐继彰

右二为徐继彰

简历里还说，他196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至8023部队研究所三室，1964年授中尉军衔，曾多次参加核试验工作。8023部队研究所就是国防科工委21所，即核试验基地研究所，1963-1966年设在北京通县的马蹄楼；1966-1987年在马兰红山，此后又迁到了西安。因此，徐继彰大学毕业后并不是如我上篇中说的那样，直接去马兰基地，而是在北京通县工作，只有在核试验中需要执行现场任务时才去新疆。事实上，在第一次核试验中，他就没去现场，而是在北京参加综合分析工作，并完成相应部分报告的缮写。21所和二机部九院共同完成的第一次核试验综合分析报告，于80年代后期解密，在当年的国家科技大会上获得了国家科技二等奖，而徐继彰在21所的评比中还得了个一等奖。

1964年底，徐继彰开始准备我国第二次核试验的测试任务。这是我国的首次轰炸机空投原子弹试验。这次他们要测试的是核爆炸中的快中子通量。因为样品特殊，除了准备好中子通量的测试方法外，他还需要上场做回收样品的训练和准备工作。为此，他第一次去了位于戈壁滩的马兰。“核爆炸后半小时要进入爆心取样,爆心的辐射是很强烈的，遍地又都是放射性污染物。所以必须头戴防毒面具，身穿橡胶的防毒衣，外面还需加穿一件帆布的防毒服。这套装备除了防毒面具可以让人不很顺利地呼吸外，其余部分是密不透气的。我们在训练时，每次都要穿戴全套装备训练长达一小时以上。训练结束时，从防毒面具及防毒衣中倒出来的汗水至少有大半面盆以上。”

1965年5月14日，徐继彰在距离爆心50千米以外的地方，亲眼目睹了蘑菇云冉冉升起的壮丽景象，与大家一起欢呼着、跳跃着、拥抱着，庆祝第二次核试验的成功。但爆炸半小时后，他又单独坐着一辆小吉普由一位司机驾驶进场，在一小时之内找到了足够量的样品，放入一个小铅罐，并顺利地返回了驻地。爆心的辐射极强，他们随身带的剂量胶片由于过度曝光，在出场后全部变黑，因此根本不知道每人所接受的剂量比安全剂量高出了多少百万倍。“当时,我们都有着以身献国的勇气，谁也没把所受剂量放在心上。”当天傍晚，在驻地举行庆功大会，公布了立功人员名单，徐继彰荣立了一个个人三等功。在庆功宴上，不会喝酒的他竟然也干了一大海碗度数很高的西凤酒。饭后战友们都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而他却在帐篷中吐得昏天暗地，几乎人事不知。

次日醒来,接到上级通知，说当天下午有一架飞机由马兰军用机场起飞去北京，让他搭乘该机把样品带回北京。到了机场才发现这是一个很简易的小机场，也没有什麽像样的跑道。飞机是伊尔12型的，是前苏联二战时期的小型运输机，在很多地方早已被淘汰了。他登机时，看到上面已经坐了不少大姐大妈，都是马兰及机场附近的驻军家属，搭便机经北京回内地的。他想，搭人家飞机要识趣，就悄悄地在角落找了一个空位坐下。岂料到了傍晚，副机长前来问他：“飞机是否需要夜航?"他说:“这事你应该请示领导，怎么来问我?”副机长说：“这架飞机是为你派的，领导早已指示，一切由你指挥。”他就问：“夜航有困难吗?"副机长说：“虽然有，但如需要夜航，我们能克服。”他考虑到样品半衰期较长，时间上没有那样紧迫,就说:“那就休息一晚上吧。”副机长回驾驶舱后，那些大姐大妈们立即对他热情起来，把他让到中间位置。飞机在西安停了一晚，第二天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他随即将样品送到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并参加了测试计量工作，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此后，徐继彰又多次参加核试验工作，包括两年后到现场参加我国首次氢弹试验。我猜想，在21所于1966年迁往马兰后，他应该随单位一起进了新疆。作为核试验基地，这里地理条件优良，地形开阔，远离城镇，交通方便，附近有水源，地下水位低，也不在地震带上。在全世界都算得上是条件最好的核试验场区之一。但作为生活区，这里的条件用“恶劣”二字都难以概括。曾任马兰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马国惠回忆说，马兰八百里瀚海无人烟，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夏天地表温度可以到六、七十度，空气温度四十几度，冬天温度又会降到零下二十几度，“风吹起来确实很硬，吹到脸上很疼”。自然环境如此，衣食住行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马国惠记得，用水是在孔雀河边挖一个池子让水渗出来，再往水车上抽，但孔雀河的水又苦又咸，刚去马兰的人喝了这样的水就会拉肚子，大便都是黑的，时间久了才能适应一些。基地里吃的东西要从外面运进去，野生动物肉、海带、粉条、黄豆比较多，但新鲜蔬菜很少，从吐鲁番拉进厂区，吃了不到一半剩下的菜不是烂了就是干了。

徐继彰的学弟学妹张利兴和朱凤蓉少将夫妇也是直接去的马兰基地，并一直在那里隐姓埋名工作了三十年。张利兴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过：“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了小孩以后，生活是很艰苦的，那么我们托了在罗店（上海罗店）的老乡带了一些鸡蛋过去，自己孵了小鸡，自己种菜，度过了艰难的时光。”朱凤蓉在清华大学为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举行的校友座谈会上也谈到：由于基地的蔬菜基本上是老三样——白菜、萝卜和土豆，有了孩子之后，她担心这样的饭菜大人吃了没问题，小孩子（吃了）还是缺乏营养。于是，她趁着一个朋友从上海过来的时候专门嘱咐这位朋友带十几个鸡蛋。朋友把鸡蛋带到后，朱凤蓉用一个破旧的大棉帽装上这些鸡蛋，然后塞满棉花，外面包上油布之后放到温水里。“我在有关的书上查到鸡蛋孵化的温度，用一只温度计放在温水里控制温度。不久之后，一窝小鸡就孵出来了。”这位女将军就这样在基地解决了孩子的营养问题。

有次，我在书友群中谈及徐继彰他们大学毕业就参加核试验工作的事。一位书友感慨道：“当年勇于担大任的清华人今天越来越少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也知道这代表了今天相当一部分人对清北的不满情绪，但我还是忍不住回应道：“时势造英雄。乱世很多猛将要是生逢太平年岁，也许就是屠狗辈！”像前辈校友邓稼先能领导原子弹研发，梁思礼能成为导弹之父，今日的后辈回国后大多数也许就只能满足于相对平庸黯淡的人生了。

简历里说，徐继彰在1970年复员至北京化工五厂当工人。对此，我觉得有些不解。一个在1964年就被授中尉军衔、曾两次立功受奖的功臣，在部队也担任过基层干部，又是清华毕业的技术骨干，政治上也一贯积极要求进步，复员后怎么会是“工人”呢，是受了家庭出身的影响吗？好在1976年文革结束时，他似乎已经在厂里担任了较重要的职务，也在关注专业在国际上的新发展动态了（见上篇末尾）。但他应该仍然觉得没有达到对自己的期许，所以他才会后来的一系列变动：“1979年调至浙江医科大学核医学研究室。1983年赴美国依阿华大学医学院进修，1984年9月去纽约攻读博土学位。1988年4月获核化学及分析化学双博士学位，留校教学一年后去公司工作。2006年退休。”至于他为什么复员而不是继续留在马兰基地，怎么获批出的国，在什么学校读的博士，又去了什么公司工作，以及现在是否还健在，我还一概不清楚，都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继续挖掘吧。

刚浏览徐继彰的日记，恰好读到他在1966年9月6日写了这样一段：“今天在报上看到美帝国主义又对中国人民犯了新的滔天罪行，欠下了新的血债，很气愤。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帝国主义胆敢来侵犯，我们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一定要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他十几年后在美国学习工作时，在五十岁获得双博士学位时，不知是否还记得起这篇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