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17年秋季东区发掘简报

选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10期，中国国家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内容提要：

2017年秋季，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在周家庄遗址揭露出丰富的史前及夏商周时期遗存。本文简要介绍该季度东部发掘地点所见龙山、商代晚期的遗迹与遗物，判断出土遗存的年代与文化性质，简论与之相关的学术问题。此次发掘所获龙山遗存丰富了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为研究遗址龙山时期聚落功能分区、布局等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所见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遗存兼有居址与墓葬，说明周家庄遗址曾存在设施较为完备的商代晚期聚落。本年度清理的商代晚期墓葬虽然数量有限，但从随葬器物及相关葬俗等角度，仍可看出其与安阳殷墟同等级墓葬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晋南、豫西等地区商代晚期遗存数量稀少，周家庄遗址商代晚期遗存的发现，为探索晋南乃至中原地区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谱系，及其与其他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学术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物质资料，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周家庄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横水镇周家庄、崔村之间，背靠紫金山，俯瞰涑水河，河对岸又有中条山为其天然屏障，襟山带水，气势磅礴。遗址总面积逾500万平方米，包含多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期遗存分布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同时期国内遗存分布面积最大的聚落之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位于遗址西北、东南，应分属两处不同的聚落；商代、西周遗存分布于遗址东南；东周遗存主要见于遗址中南、西北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自21世纪初开始，在周家庄遗址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2017年秋季，联合考古队选择周家庄村南部的东、西两个地点布方发掘，揭露出多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下文简报东部发掘区（图一、图二）所获龙山时期及商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一 文化堆积与年代

东部发掘区西南方向有一处明代土堡。土堡西、南临自然冲沟修筑，同时在北、东两面取土筑墙，形成四面护堡壕沟。城堡夯土墙高度至今仍逾3米，说明夯筑土墙之时在附近取土甚多，破坏了包括东部发掘区在内的早期遗址。我们在东部发掘区布设了一条30×4米的探沟，并将其分为东、西两段，中间留有一米隔梁（后打掉）。东段为TG33A，西段为TG33B。

TG33内龙山时期遗迹以灰坑为主，主要见于探沟中、东部；商代晚期遗迹多为墓葬，大都位于探沟西部，另有少量灰坑见于探沟中部。下文以TG33B南壁（图三）为例，介绍东部发掘区的堆积概况。

第①层，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层厚0.20-0.25米，包含大量植物根茎，为现代农耕土。

第②层，深黄褐色土，土质致密，层厚0.25-0.40米，包含物较少，出土少量碎瓦块和青花瓷片等，为近现代人类活动形成的堆积。

第③层，浅黄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夹杂少量料礓石，层厚0-0.45米，出土少量陶、瓷片，及布纹瓦等，为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形成的堆积。③层下开口遗迹有：M290、M291、M292、M293、M294、M295、M296、H755、H757、H761、H762、H763、H765、H766、H767、H768、H769、H775、H776、H778、H782、H785等。这些遗迹的时代涵盖龙山、二里头及商、周等时期。所见龙山文化时期的袋形坑口部已不存；殷墟时期的多座墓葬虽规格相当，但深浅不一，深者超过一米，浅者残深仅数十厘米。凡此现象说明早期地面已因后世（尤其是明代）人类活动而遭到严重破坏。

二 龙山时期遗存

（一）遗迹

所见龙山时期遗迹均为灰坑，依形制不同可分为圆形锅底、袋状、形状不规则形坑等。

1.圆形锅底坑

共5座。

H763位于TG33B东南，局部延伸入南壁，开口于③层下，打破H765。开口线平面略呈圆形，开口最大径2.65、自深0.50米（图四）。坑内堆积分二层，分别为浅褐色土、灰褐色花土，均夹杂少量料礓石和草木灰烬，出土少量陶片。

2.袋形坑

共3座。

H765位于TG33B东南，部分延伸入南壁，开口于③层下，被H763打破。开口平面呈圆形，袋状壁，底较平。开口直径1.25、自深2.05、底径1.80米（图五）。坑内填土为黄色花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少许料礓和草木灰烬。出土较多陶片。

3.形状不规则形坑

共4座。

H766 位于TG33西部，开口于③层下，被H755、M293、M294打破，自身打破H775。开口平面呈不规则形，近似锅底状，东部坑壁呈缓坡状，西部略显陡峭。开口线最宽处约3.20、最窄处2.30、自深0.60米。坑内填黄红色花土，土质疏松，夹杂少量料礓石。出土少量陶片，另发现数块红烧土块（图六）。

（二）遗物

主要介绍陶器。

多为夹砂、泥质灰陶，另有少量夹砂褐陶与泥质黑陶等，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数量较少的篮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器类主要有双鋬鬲、单把鬲、甗、敛口斝、折肩罐、溜肩罐、深腹盆、折腹盆、豆等。

双鋬鬲共20件。均夹砂，侈口，多为灰陶，可见个别黑褐陶，沿外侧或上腹置双鋬，腹饰绳纹。据口沿、鬲足差异，分二型。

A型口沿一般较短，袋足肥硕。标本H776②:1，斜方唇上可见斜行绳纹，沿外侧绳纹被抹，颈部贴一周泥条，腹部绳纹略为散乱；残高7.2厘米（图七：1）。标本H776①:4，方唇上饰斜行绳纹，沿外侧可见清晰的指压痕迹，颈饰一周旋纹；口径34、残高5.5厘米（图七：20）。

B型口沿相对A型较长，袋足较A型略瘦。标本H775②:2，双鋬置于上腹部；残高9.4厘米（图七：2）。标本H782②:1，双鋬置于沿外侧；残高8.4厘米（图七：3、图八：3）。

单把鬲共4件。均为夹砂灰陶，侈口，卷沿，沿外侧多素面，个别残存绳纹被抹之痕迹，口沿与上腹部之间置一扁桥形耳，腹饰绳纹。标本H775③:1，口径12、残高11厘米（图七：8）。标本H776②:2，绳纹较散乱；口径12、残高11.5厘米（图七：9、图八：1）。

甗共5件。均为夹砂灰陶，圆形膈，通体饰绳纹。据个体大小差异，分二型。

A型个体较大。标本H776②:5，侈口，卷沿，方唇，颈饰一周附加堆纹，身饰旋断绳纹；口径32、残高11.5厘米（图七：21）。标本H782①:5，腰外侧饰一周不甚规则的旋纹；残高6.4厘米（图七：5）。

B型个体相对A型较小。标本H776②:6，侈口，卷沿，方唇，身饰旋断绳纹；残高8厘米（图七：4）。标本H782②:3，腰膈系以泥条贴至器体内部而成；残高8.4厘米（图七：6）。

敛口斝共5件。均为夹砂灰陶，敛口。据沿外侧差异，分二型。

A型沿外侧素面，腹饰绳纹。标本H775②:5，敛口较低，沿腹转折平滑；口径14、残高7厘米（图七：10）。标本H776①:8，敛口上抬，沿腹交接处腹略高呈一道凸棱；残高4厘米（图七：12）。

B型沿外侧饰多周旋纹，腹饰细绳纹。标本H785:3，口径12、残高7厘米（图七：11、图八：4）。

折肩罐共5件。均为泥质灰陶，侈口，折沿，圆唇微外凸，束颈，折肩。标本

H782①:9，肩饰数周斜向压印纹；口径17、残高9.5厘米（图七：7、图八：2）。标本H776①:10，残高8厘米（图七：13）。

溜肩罐 共4件。均为泥质灰陶。侈口，微折沿或卷沿，微束颈。标本H776②:9，沿外侧篮纹被抹，上腹部素面，下腹部饰篮纹；残高12厘米（图七：17）。

大口罐 共8件。均泥质，多为灰陶，个别为褐陶。侈口，卷沿，大口，沿外侧多可见明显的指压痕迹。标本H782①:6，残高9.6厘米（图七：15）。标本H775②:8，口径、残高6厘米（图七：16）。

深腹盆共6件。均为泥质灰陶，侈口，折沿，圆唇。（图七：14）。标本H775②:6，上腹部饰两周旋纹，下腹微折，饰绳纹；残高9.5厘米（图七：18）。

豆共7件。均为泥质灰陶，侈口，尖圆唇，体经磨光，素面。标本H776②:12，盘径14、残高3.5厘米（图七：19）。

三 商代晚期遗存

（一）遗迹

所见商代晚期遗迹包括灰坑、墓葬两类。

1.灰坑

共2座。

H745 位于TG33东南，部分延伸入探沟东、南壁，开口于③层下，打破H774、H779、H780。开口线略呈不规则形，斜壁陡峭，坑壁略粗糙，未见加工痕迹，底较平；面东西长4.9、南北宽2.55、最深处达3.39米。H745内堆积分5层，分别为浅灰色、灰色、 褐色、深黄褐色、浅黄褐色土，土质均较疏松，①、②层夹杂少量草木灰；③层包含少量料礓石。①、②、③层均出土较多陶片，以及少量青、红烧土，似为陶窑毁坏后的残留物；④、⑤层出土陶片相对较少。①-⑤层皆为自西北向东南方向的倾斜堆积，厚度分别为0.05、0.05-0.45、0.2-0.8、0.05-1.65、0.4-0.85米。坑底发现一具人骨，仰面朝天，口部大张，似为非正常死亡所致（图九、图一〇）。

共8座，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图一一），墓圹为西—东向，头向西；个别墓葬出土少量残破的陶器。

（1）M290

位于TG33西部，开口于探方③层下，打破生土。开口线平面为长方形，直壁，近墓底处发现生土二层台，但未见木质葬具痕迹，底较平。墓口长2.7、宽0.9-1.0、深1.35米。近二层台的填土中发现一枚海贝；墓主头端存在一处壁龛，内放有两件残破的陶器，一

件是倒置的簋圈足，另一件为小口罐残片。墓主人头向285°，面向北，仰身直肢，双手叠放于腹部。骨架保存状况不佳，部分上肢骨、肋骨、椎骨、下肢骨因朽烂而残失（图一二、图一三）。墓葬填土为红黄色花土，土质较疏松，夹杂少量料礓石，整体较为纯净，几乎不见其他包含物。

（2）M291

位于TG33西部，开口于探方③层下，打破H776和生土。开口平面略呈长方形，壁向下内收，墓底面积略小于墓口，底较平。墓口长2.25、宽0.7-0.8、深0.7、墓底长2.25、宽0.6-0.7米。未见木质葬具之痕迹。墓主人头向278°，面向南，仰身直肢，双手叠放于腹部。人骨保存状况一般，右下肢部分因腐朽而残缺（图一四、图一五）。墓内填土为黄红色花土，土质略疏松，夹杂少量料礓石，出土少量陶片。

（二）遗物

主要介绍陶器。

陶器数量较少，所见者皆为灰陶，以绳纹为主，另有少量附加堆纹等；器类包括鬲、盆、罐等。

鬲标本H745③:1，夹砂灰陶，侈口，方唇，沿外侧绳纹被抹，腹饰竖行粗绳纹；口径12、残高6厘米（图一六：1、图一七：1）。

罐共2件。均侈口，微折沿。标本H745①:1，夹砂灰陶，方唇，腹饰印痕略深的斜行绳纹；口径20、残高4.5厘米（图一六：3、图一七：3）。标本H745②:1，夹砂灰陶，圆唇，沿外侧饰一周弦纹；残高6厘米（图一六：4、图七：2）。

簋共3件。均为泥质灰陶。标本M294:1，侈口，微折沿，圆腹，腹饰一周弦纹，圈足残失；口径13、残高9.6厘米（图一六：2、图一七：4）。标本M291:1，残存下腹与圈足上部；残高8.5厘米（图一六：5、图一七：5）。标本M290:1，残存下腹部与圈足；底径16、残高8.5厘米（图一六：6）。

四 结语

本文涉及的龙山遗物年代涵盖周家庄龙山早、晚期，略相当于陶寺文化中、晚期[1]。所见遗迹主要为灰坑，包括窖穴、垃圾坑等。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石、骨器。皆为普通生活用器，未见明显高等级遗物。

商代晚期遗迹包括居址与墓葬两类。居址遗存目前仅见灰坑，且数量较少。个别灰坑中出土了陶窑的窑壁，指示附近曾存在不晚于晚商时期的陶窑。灰坑堆积包含的陶、石器数量较少，说明其中包含物不是普通生活垃圾。换言之，周家庄遗址商代晚期居民的生活场所可能距之较远。墓葬数量相对较多，已发掘的9座均为小型墓葬，互相之间不见叠压打破关系，说明这些墓葬处在一处有意规划的墓地中。因工作有限，目前尚不清楚墓地详细信息。出土陶器大多属殷墟三期，文化面貌与安阳地区殷墟同时期所见者较为一致。几座墓葬中的随葬陶器均不完整，显为有意毁坏后置于其中，或属常见于殷墟遗址的“碎器葬”。

晋南商代晚期遗存发现数量较少，这与以往考古工作集中在临汾、运城盆地核心地带有关。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晋南盆地东部的山前地带或山内陆续发现了浮山桥北[2]、闻喜酒务头[3]、绛县乔野寨[4]等晚商遗址，说明这一时期商人的主要据点不在盆地的核心地带，而是位于临汾、运城盆地东部边缘的山前地带。这些商代晚期聚落占据晋南盆地东部战略要地，目的是扼守西方经晋南盆地通往晋东南地区的战略通道。晚商时期，商人势力退缩，与位于其西方的诸多势力经常处于敌对状态。殷墟二期及以后，商人与西方势力在晋南盆地逐渐形成了以汾河及南流黄河今河津以南一线为界的东西对峙局面。晋南地区成为了商人与敌对势力争斗的前线，盆地核心地带因战争而成为危险区，所以人烟稀少，遗址难觅。

周家庄遗址位于运城盆地东部边缘地带，与其附近新发现的绛县乔野寨等遗址共同扼守晋南盆地经轵关陉通往商王朝腹地的交通要道。以往曾在垣曲后湾[5]、古城[6]等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遗存，近来又在济源发现了晚商时期的柴庄[7]遗址。这些遗址均位于轵关陉上，在战时是周家庄、乔野寨等前沿据点的重要后援力量，与之共同构成商王朝的西部屏障。周家庄遗址殷墟阶段遗存的发现，充实了晋南地区商代晚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研究商王朝经营西部边界提供了实物线索，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田伟、王文武发掘，吕赵力、申红俊、王文武绘图，汤毓赟摄影，田伟、戴向明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