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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 No.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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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小二 审核 / 陈际界

再审 / 王盖盖

来源@《中国外语》（CSSCI）2021年第4期卷

外交话语学研究

一、引言

2020年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叠加，导致“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生态持续恶化，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和国家形象塑造带来严峻挑战。西方大国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话语秩序亟需扭转和治理。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2021）在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进入后疫情时代，如何加快引入新文科思想和跨学科理念，围绕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挖掘外交话语的本质规律和学科价值，培养“讲好中国外交故事”的特殊人才，已成为外语界助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重要使命和当务之急。

二、外交话语的历史逻辑、总体特征和学科价值

外交话语构建历史悠久，与国际关系相伴而生，是人类社会对外交往活动中长期存在的语言现象，为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实践经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实践高度发展，外交思想流派十分活跃，诸侯国对外关系大多具有独立主权国家性质（叶自成、庞珣，2001：24）。中国外交话语起源于先秦时代诸侯国对外交往活动中，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是外交话语生产大国。而在西方，外交话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城邦国家频繁的外交事务中。诸多城邦国家就像先秦列国一样，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区域性国际关系体系，为外交话语的产生和运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方修辞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全面考察了古希腊城邦国家间的政治演说和政治修辞，重点论证了“和平”“条约”和“战争”的话语表达，特别是对隐喻的特征、分类、运用和功能以及双关语进行了系统研究(Aristotle，2007：218-225）。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实际上已经涉及外交话语领域，其论及的政治演说、隐喻和双关语内容不少与城邦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已具有外交话语属性。

外交话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软实力，是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形象构建的核心要素，也是一国对外政策和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跨学科性。外交话语具有特殊的发展规律，其权力生成和形象构建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有机结合和综合运用。外交话语权的生成、构建、分配和转移具有渐进性和延时性，一国硬实力的提升不会自动、快速地转化为相应的国际话语权。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涉及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是一项涵盖外交话语构建、翻译和传播三大环节的系统工程，即“构—译—传”三维模式（杨明星、周安祺，2021：19）。“外交话语学”具有突出的学科价值、实践意义和鲜明的跨学科属性。它是研究外交话语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理论内涵、构建政策、语用策略、传播机制、发展规律、叙事模式、权力生成、形象建构、治理体系和人才培养等问题的特色新兴前沿交叉学科。学界应加快推进“外交话语学”的学科论证、规划和建设，并考虑跨学科构建其作为独立学科群发展的理论框架和人才培养模式。

三、“外交话语学”的学科布局和内涵建设

2017年，国务院学位办颁布了《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十三个二级学科调整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第七届学科评议组，2017：35）。2020年全国首届研究生教育会议提出加快设置服务国家战略急需的交叉学科门类、试点建立交叉学科发展特区的新要求（洪大用，2020：6-7）。这一重大改革举措，打破语种和学科边界，极大地拓展了外语学科发展的视野、内涵和外延，对外语专业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方位，也为外交话语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习近平（2021）就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问题指出，“要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国际话语权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问题已被纳入紧迫议事日程。根据外交话语的特殊属性和发展规律，结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实际，同时借鉴和融入国际关系学、新闻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理论和知识，“外交话语学”学科群构建可围绕外语学科五大发展方向来进行，即可细分为以下五个分支学科方向：“外交语言学”“外交翻译学”“外交形象学与外交传播学”“外交文学”和“国别区域话语体系”。

位居“外交话语学”学科群之首的“外交语言学”与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相对应，涉及中文、外语和外交学等多种学科。“外交语言学”是研究外交语言的起源、生成、衍化、特征、类型、结构、语体、风格、辞格、艺术、政策等方面的一门分支学科，涉及外交语言的音形义、词法、句法和章法。主要研究议题包括“外交文书”“外交修辞”“外交音韵”“外交语义”“外交语用”“外交言语行为”“外交话语分析”“外交会话分析”和“外交语料库”等。

“外交话语学”学科群的第二个方向“外交翻译学”与翻译学相对应，涉及外交语言的翻译与转换问题，重点研究外交翻译的起源、历史、特征、标准、政策、伦理、原则、策略、方法、模式、过程、技术、质量和人才培养等系列理论与实践议题。“外交翻译学”可在“政治等效+”的框架下系统研究外交修辞、外交新词、外交术语、外交俗语、外交隐喻和外交表态词等的翻译原则与策略。此外，我们可通过跨学科的视野对“外交翻译学”理论框架进行体系化研究，将之细分为：外交翻译的史学研究（外交翻译即国际关系史建构）、外交翻译的哲学研究（外交翻译即哲理思辨）、外交翻译的政治学研究（外交翻译即话语权和国际关系建构）、外交翻译的传播学研究（外交翻译即跨文化交际和媒介）、外交翻译的形象学研究（外交翻译即国家形象建构）、外交翻译的叙事学研究（外交翻译即讲故事）和外交翻译的美学研究（外交翻译即审美行为）。

“外交话语学”学科群的第三个方向“外交形象学与外交传播学”分别与“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相对应，主要涉及外交学、国际政治学、比较文学、跨文化交际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形象学是欧洲比较文学领域学者所创建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早期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作品中所塑造、描述的异国形象问题。将形象学与外交学进行交叉融合，可为“外交形象”和“国家形象”的研究和构建提供重要学理支撑，体现了跨国别、跨种族、跨文化性质。“外交形象学”是研究外交语境中国家形象的生成、变迁、特征、类型、符号、自塑、他塑等方面的一门专门分支学科，不限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学研究，可作为“外交传播学”中的一部分。外交传播系国际传播、战略传播和政治传播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研究外交政策、外交话语和外交信息的跨文化传播，涉及国际关系与传播的互动关系以及“外交新闻传播”“国际话语权”“外交舆论”等重要国际传播问题。

“外交话语学”学科群的第四个方向“外交文学”涉及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外交文学”是学界研究的盲区和空白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其学科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未来将成为“外交话语学”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外交文学作为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特殊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外交传播、民心相通方面将发挥和风细雨、潜移默化的特殊作用。它涵盖与外交题材相关的“外交叙事学”“外交诗学”“外交美学”“外交小说”“外交散文”和“外交戏剧”等特色方向；还包括外交纪实、报告、史传、奇幻等文学体裁。叙事学/叙述学作为研究文学作品结构的一门分支学科，是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兴起、确立的文学理论。在外交话语权研究中引入叙事学的有关原理，与外交学嫁接，合力构建“外交叙事学”，可作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外交诗学（外交诗赋）”系“外交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最古老、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和话语方式之一。中国外交诗赋源于西周“燕享礼”，兴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纵横外交（朴钟锦，2013：4），其源远流长，自成一体，贯穿中国古今外交话语构建史。外交活动中的赋诗言志不仅是中国传统的诗学活动，更是独特的外交叙事方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公共外交作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些诗篇涉及朝廷外交礼仪和诸侯国对外关系，是对向往和平、反对战争的吟唱，不仅是古代诗歌的开端，也是中国外交诗赋和外交话语四字结构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国别诗歌集之一。《诗经》收集了西周至春秋的诗歌，其中《风》，即“十五国风”，收集了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歌谣（王秀梅，2006：1-10）。儒家经典《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也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书中明确记载外交场合吟诵《诗经》的就达到二十八起六十三赋（裴默农，1992：56）。同时，《左传》还重记事，体现了鲜明的“外交叙事”特色。据统计，仅唐朝留存下来的有关中日、中印、中缅、中越等关系的邦交诗就有三百多首。就作者而言，初、盛、中、晚唐的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李白、白居易，乃至皇帝唐太宗、唐玄宗都有不少外交诗赋留世（潘百齐，1989：1373-1377）。近些年来，“外交美学”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它虽然属于哲学范畴，但也可以列入外交诗学的研究对象。“外交美学”作为政治美学的一种，是研究涉及外交议题的诗赋美、形象美、艺术美、环境美和翻译美等各种美学现象的一门学问。2001年，澳大利亚学者Bleiker Roland（2009：18）提出了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认为艺术或美学可以表征和揭示国际政治现实。

“国别区域话语体系”作为“外交话语学”的第五大方向，是研究有关国际组织、地区和主权国家对外话语的特色分支学科。目前，外语学科建设中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这一新增学科方向基础薄弱，进展严重滞后。但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发展潜力巨大，世界不少一流大学把兼具跨语言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区域国别知识列入具有全球竞争力国际化人才评价体系的一项重要指标。我国古代先秦时期就开启了区域国别研究及其话语实践，不乏国别话语方面的经典作品。《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以国分类、国别体记言说理史书，汇编了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在宴飨、会盟、朝聘、辩说、讽谏等方面的话语史料，记载了不少经典外交辞令（张鹤，2009：96，101）。总之，《国语》《左传》以及《战国策》等典籍文献对外交话语学科建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国别区域话语体系”系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我们应以受众为导向，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语言文化差异和对外关系现状，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精细化和差异性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可细分为全球外交话语、大国外交话语、周边外交话语、对发展中国家外交话语和多边外交话语这五个子系统。

我们可将“话语政策”和“话语治理”作为突破口，推动“外交话语学”五大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鉴于外交话语的本质属性和国际话语权的特殊发展规律，根据福柯的话语权思想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权建设实际，我们应明确提出“话语政策”(discourse policy）这一新概念。“话语政策”是指国家等话语行为体为推动话语生成、话语构建、话语翻译、话语传播、话语实践、话语治理、话语接受和话语赋权等方面所实施的指导思想、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和政策法规。话语政策与语言政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语言政策侧重研究语言教育、培训、保护、翻译、服务和技术等层面，而话语政策则更加注重语言的表达运用、话语权生成和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因此，话语政策是借鉴并超越语言政策，跨学科、跨部门构建国家话语能力的重要研究领域，这一学科方向可提升为“话语政策学”，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指导原则。习近平（2021）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是迄今为止中央高层对国际话语权建设所做出的最有力度的制度性安排和政策性规划（杨明星，2021）。同时，我们应把“话语治理”(discourse governance）列为话语政策研究和规划的重中之重；“话语治理”是对全球话语失序，特别是对西方国家话语霸权、话语操控、话语极化、话语污名、话语暴力、话语野蛮、话语失真、话语双标、话语歧视等话语乱象进行治理的一门科学，可将之列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并未带来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严重暴露出全球话语权力分配的不公正性、不合理性和不平衡性。中国要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引领和推动出台一系列话语治理的政策法规和国际准则，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为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全球性话语强国和代表正义之声的世界话语力量中心。

以上“外交话语学”学科群建设布局，一方面尝试打通外语学科内部五大方向之间的关系，突破语种和国别壁垒，相互贯通，融为一体；另外一方面，旨在推动外语学科与其他文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发展。“外交话语学”和国际话语权建设要以语言学作为学术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但绝不是唯一维度和路径，不能局限于语言表面；要采用外交学、国际关系学、传播学、文学、跨文化交际、计算语言学、翻译学和修辞学等跨学科视角，整体性、全方位、多维度研究和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外交话语学”学科群创建走的是跨学科、多学科和超学科的发展之路，对推动外语学科转型发展和新文科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跨学科构建外交话语学科群不仅体现了外语学科的优势特色，还推动了外语学科的改革创新，为外语学科内涵式发展开拓了新视野。这使得外语学科呈现出由工具性、碎片化向人文性、融合性发展的态势。

四、新时代外语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和实践创新

新时代我们要以大国外交和“一流大学”建设为契机，以学科交叉融合为着力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外语学科；要增强“大外语”“大语言”“新文科”“大外宣”意识，构建符合五大学科方向的专业发展规划和学术共同体，推动外语学科跨院系、跨学科协同创新和内涵式发展。外语学科转型发展不能局限于语言和文学层面，而应提高到国际话语权的高度去认识和探索。外语学科虽然偏重语言层面的微观研究，但它具有极强的学科关联度和专业融合性，几乎和所有的文理学科都能“嫁接”和融通。外语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不仅要在外语学科内实现各方向的实质性交叉融合，还要推动语言与文学、外语学科与中文学科，以及与其他文科乃至与理科之间的跨界研究。这种转型发展不仅借力拓展了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还有利于合力解决全球性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外语界应主动回应国际传播新要求、大国外交新理念和全球治理新动向，立足建党100年来和新中国成立70多来中国外交的成功实践，深入探讨当代外语学科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外交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使命和担当。

同时，我们应在外语学科和外交话语学科框架统领下加快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习近平（2021）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外语学科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与其他专业、学科深度融合，要在外交话语构建、翻译和传播等方面着力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特殊人才，为“一带一路”建设跨学科构建中国特色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国际化外语人才；要与时俱进，大力推动外语学科实践创新和跨学科发展；要以外交话语为突破口，在学科创建、科学研究、平台构建、团队建设、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和服务社会及国际交流等方面，全方位引入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理念和改革模式（杨明星、张琰，2020）。近年来，郑州大学对外语学科进行大胆创新，深入推行“新文科、大外语”改革措施，率先成立“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精心培育外交话语优势特色学科，积极探索外语学科与国际关系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目前在外交话语及外事外交翻译研究领域已构建了本硕博、博士后多语种、跨国别、多国籍、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推动一流学科建设新的增长点。

五、结束语

“外交话语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探索是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也应成为外语学科创新发展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研究领域。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大国外交形象，我们应加快推动中国特色外交话语学科建设和外语学科的转型发展。外语界应坚定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主动设置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议题，引领国际学术界关注话语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建构有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提升学术话语权；积极推动外语学科的跨语种、跨国别、跨学科和跨领域研究，培养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和全球竞争力、通晓国际规则和国际事务的国际化人才。

为消除“中国威胁论”，抵制西方国家的虚假信息、外交谎言以及对华污名化和话语霸权主义，我们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将“话语治理”列入外交话语学科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议程；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国际话语秩序治理的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多边化和多极化，以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话语新秩序和国际舆论新格局；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以联合国为中心，与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构建人类话语共同体。（作者：原载于《中国外语》（CSSCI）2021年第4期卷首语第1、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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