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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FIRST青年电影展、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等新晋华语电影节展的涌现与崛起,以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对于女性视角的关注,一批80后青年女性电影人逐渐浮出水面,走进公众视野。

她们创作题材多样,风格迥异,共同构筑了一种多元共生的女性创作生态:故土情结的诗意表达,自我意识的萌发觉醒,情感欲望的不断求索,现实生活的真谛体悟……

她们不再束缚于女性经验的简单抒发与自我表达,而是在深刻的反思与审视中,试图与社会多元领域进行对话,在积极介入社会公共空间与时光记忆的同时,探索女性的生存境遇与角色定位,将女性境遇的描摹与社会议题相互交织,互为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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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体悟与公共记忆共振

上世纪七十年代,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西方影像创作中出现了“女性电影”的浪潮,这是一类由女性主创或是主要针对女性观众的电影,是借由影像推动性别平等,重构女性形象的女性自觉创作过程。

于是,一系列以女性生命体验与情感记忆为主题的影视创作与讨论引发大众关注。

其中,以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女性创作者与学者为代表,她们反对视觉艺术中的“男性凝视”(male gaze)与“男性观看方式”,主张对于女性表达的推进,对世界范围内的影像创作进行了深刻的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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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苏珊·桑塔格

下图 劳拉·穆尔维

在华语电影界,以张暖忻、王君正、史蜀君、黄蜀芹为代表的第四代女性电影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相继发力,创造了属于女性电影人的辉煌时代。而后,胡玫、刘苗苗、李少红、彭小莲、杨荔钠等女性电影人,着力于启蒙女性意识,挖掘女性情感,实现了多元化的性格表达,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女性声音。

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汲取前辈创作养分的基础上,当今的华语电影的银幕上陆续出现了几部由青年女性执导或主创,以从容冷静的女性视角、真实细腻的视听语言、举重若轻的叙事风格出发创作,描摹社会百态的影片。

她们的创作以“感同身受”为基石,从生活积累与生命体悟出发,以自身的经历、情感、记忆、经验、所思所想为蓝本或素材,立足于生活现实,关照当代社会,直达公共记忆。诗性与反思,热烈与冷峻,真挚与深刻,在她们的作品中相依共存。

文化学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曾提出了“表征”(representation)的概念,主要指以意象或是视觉媒体来呈述现实世界中的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他也曾指出,自我认同的塑造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总是在不断的运动中取得平衡感。

这些女性创作者们,正是以电影为媒介,陈述并探寻着自身与女性群体的身份认同,从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中捕捉着女性的动人魅力,亦或是将女性置于广袤的时代洪流中,为女性的生命体验、成长记忆、与情感抒发提供发声渠道。

献给童年与故乡的红月亮

王丽娜的《第一次的离别》,以摄影机为画笔,用充满诗意的镜头描摹着献给童年与故乡的红月亮。轻盈的质感、唯美的场景与质朴的风格,安放的正是每个人心底最真诚的记忆。

影片以男孩艾萨的生活为主线,于脉脉温情中见证着艾萨、凯丽和艾力乃孜三个孩子的成长,捕捉着新疆阿克苏地区喷涌而出的生命力,用真诚的镜头,传达着最本真的情感和最旺盛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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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离别》剧照

在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金椰奖”颁奖典礼上,王丽娜从她非常欣赏的偶像——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一次别离》、《推销员》)手中接过“最佳导演”金椰奖。

她欣喜万分:“《第一次的离别》是我献给故乡沙雅的一首长诗,我和剧中孩子们的童年,都是从那片土地衍生出来的。那是一段我们相信在树林的鸟巢中可以掏出红月亮的时光。我想,今天这个礼物,对我来说就是那个红月亮。谢谢电影,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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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场工作的王丽娜

上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先锋派曾指出,电影的本质应当像抒情诗一样,实现联想的最大自由。

《第一次的离别》正是以电影最本真的样貌,唤起了观众对童年的憧憬与记忆的联想。镜头时而聚焦于孩子们天真稚嫩的脸庞,时而随着奔跑的小身影一起,拥抱远方的白云与阳光。

上学,考试,放羊,耕种,采棉花……影片用这些塔克拉玛干地区寻常百姓家最细致幽微的生活情境,精心雕刻时光,描摹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与土地依存共生的永恒,那些散落在时空中的歌谣、音符,与生活的细枝末节,都被记录在了影像中,通过优美的电影语言,演绎着令人心醉的诗意生活流。

少女的青春冒险与身份游移

白雪的《过春天》,通过少女情怀的表达与身份认同的探寻,倾诉着对于归属感与生命意义的体悟。影片将轻盈的少女诗意放置于现实世界的人情世故中,多维度的呈现打破了观影壁垒。

该片主角是“单非”(拥有香港身份证,但父母一方为香港人,另一方为内地人)家庭的女孩佩佩(黄尧饰)。白天的佩佩是在香港校园上学的阳光少女,灯火阑珊的夜晚,她则成为了灰色地带一名神情淡定“带货”的深港“水客”,穿梭于香港与深圳的街头,水客市场、海关通关成为了她夜晚生活的日常。

影片关乎青春的表达,更关乎佩佩对身份认同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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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天》剧照

身体叙事的手法配合着剧情的发展,完成了巧妙的情感表征与氛围烘托,描摹着少男少女在情感边界线处的徘徊与初探。狭窄空间中昏暗的灯光下,阿豪(孙阳饰)与佩佩互相往对方身上绑着走私“带货”的手机。

暗红的灯光营造出极为暧昧的氛围,两人身体接触的“痒”与“轻”却简洁自然,始终保持着恰如其分的礼让与克制,最后以“干可乐”戛然而止,轻盈描摹出少年男女间懵懂暧昧却又含蓄克制的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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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天》剧照

“过春天”既是“水客”们之间的暗语(指代通过海关),亦象征着“单非”少女佩佩跨越人生的分界线,在游离中迈向成人世界。

就像谭维维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中的歌词:“她的方向是过去再回来。”生活在交界处的佩佩,仿佛是一位城市漫游者,在跨界之旅中不断体验着离开与回归的自我探寻。

而影片镜头也跟随着佩佩游弋的脚步,在深圳与香港两座都市间来回穿梭游移,时而在点滴细节中捕捉着城市的脉动与生活的韵律,时而又以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描摹着边缘地带奋力生存的芸芸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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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白雪

现实生存困境与女性成长羁绊

殷若昕的《我的姐姐》,细腻深入地剖析了二十多岁的青年女性,在个人独立与现实困境的平衡过程中,生发出的“理智与情感”。

影片生动勾勒出了强调“长姐如母”的传统女性,与渴望独立自由的Z世代女性之间的冲突、羁绊与和解。

本片通过女主角安然(张子枫饰)与姑妈(朱媛媛饰)的境遇,以尖锐的视角触及了“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观念下,女性可能面临的种种牺牲与困境;温情的镜头,演绎出了两代女性之间,无声却充满力量的彼此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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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剧照

深入骨髓的内置化观念让以姑妈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不得不放弃自我,困于生活并疲于奔命。俄罗斯套娃的意象象征着姑妈曾经的梦想,但“其实,套娃也并不是非得装进同一个套子”,台词的一语双关也指明,姑妈的梦想也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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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殷若昕

方言的运用与在地文化的呈现亦是影片的一大亮点。

安然一口四川话与长辈们沟通、争执,热烈而不愿妥协的性格跃然于现;而在与男友规划未来时,她用标准的普通话畅谈着对于北京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四川话与普通话,两种语言承载着全然不同的情感、记忆与思想,而回归家乡还是奔赴都市,也正是当下无数年轻人不得不做出的抉择。

以轻盈姿态面对死亡恐惧

滕丛丛的《送我上青云》,以女性的自我探寻为切入口,深入反思当今社会语境下青年一代的身份焦虑与迷思,求索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作为调查记者的盛男(姚晨饰),具备观察社会百态的敏锐视角,却在长期遭受主流社会性别观念凝视的境遇下,未能深入反观自己的内心。名字谐音“胜男”,从小只穿耐克因为“都是对勾”,他人眼中要强好胜的盛男有着一颗果敢敏锐的心。

她极力摆脱着传统社会规训中的“女性特质”,但突如其来的卵巢癌却让她在面对即将失去的女性欲望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女性身份”。盛男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与人生的航向,但她却在死亡恐惧的冲击下,重燃起了“送我上青云”的渴望。

正如作为法国女性主义三驾马车之一的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所言,当女性身体成为女性创作的源头时,便可通过书写与呈述的过程,检视自我,重构女性身体的自由。影片对于女性身体与欲望的深入捕捉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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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我上青云》剧照

除盛男外,该片对于母亲(吴玉芳饰)的刻画也入木三分。母亲梁美枝是依附于男性,逐渐丧失自我的女性群体的典型代表。

观念的冲突导致母女间难有任何深入的交流,但在不得不直面疾病与死亡的过程中,盛男渐渐体会到了母亲的焦虑与恐惧,母女二人在母亲回眸一笑的定格间达成和解。

“哈!哈!哈!”盛男呐喊三声,雾消云散,阳光倾泻,万事万物在此刻都变得轻盈。或许,所有的恐惧都将幻化为生命的体悟,洗尽铅华,剩下的便是“送我上青云”的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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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场工作的导演滕丛丛

献给观众的深情、期许与温柔

在讲述女性成长、困惑、觉醒与自我追寻的同时,诸多影片亦难能可贵地将镜头聚焦于曾经鲜少在主流银幕中被深入刻画的中老年女性形象。

《第一次的离别》中,凯丽的母亲辛勤地采摘着棉花,故土的味道、歌谣与记忆,就是流淌的勤劳朴实坚韧的女性生命之歌。

《过春天》中的母亲,做着不靠谱的西班牙白日梦,却也只是竭尽所能地想为女儿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

《我的姐姐》中的姑妈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女性,“长姐如母”的牺牲观念深入骨髓,但与安然追求自我的观念冲突,让她重拾曾经丧失的自我价值,选择支持安然的决定。

《送我上青云》中的母亲,幼稚而冲动,但靓丽的外表下是对衰老与孤独的恐惧,以及对女儿的深爱。

《春潮》中的姥姥,用尖刻强势的言语武装自己,但坚硬的外壳下是尘封的历史记忆和柔软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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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第一次的离别》剧照

下图:《送我上青云》剧照

无论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还是拉康的“父亲之名”,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家庭之中男性的重要地位。

在传统男性文本与艺术表达中,女性常常缺席或被淡化,或是落入“母性神化”的窠臼中,即强调父权社会所认可的,女性作为母亲的无私、牺牲与奉献精神。在这样的文本中,女性常常被呈现为简单的符号,而失却了自我表达的权利。

但这几部影片却呈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女性影像,敢于直面母性神化的伤疤,通过对于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将女性从既有的窠臼中解绑。

不同代的女性互为镜像,在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观念上的冲突让她们难以避免地互相伤害,但抛却冲动与固执,她们在相互的凝视中,反观审视着过去、现在与未来。

她们是彼此最坚强的保护壳。一幅令人动容的女性群像,已然在华语电影的世界中悄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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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春潮》剧照

下图:《我的姐姐》剧照

纵观近年来的华语影坛女性创作,除上述几部外,亦有诸多令人惊喜、充满反思的佳作,如致力于“打破沉默”的《嘉年华》(文晏执导),以真实的笔触与极具呼吸感的镜头深入挖掘光鲜亮丽的嘉年华背后那难以触及的沉默与灰色的刺痛。

生动刻画一家三代女性关系的《春潮》(杨荔钠执导),传达出女性电影人“在自己的土壤上,以自己的眼光和觉知力来认知女性,从而向观众展示女性的生活与思考”的理念。

深入描摹母女关系的《柔情史》(杨明明执导),表达着对日常生活的深入省思,从看似无望的生活中萃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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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影片跟随着女主角们的人生经验与生活脚步,将个体的遭遇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它们在点滴细节中捕捉着城市韵律与社会百态,冷静而克制地审视着生活日常、社会、家庭、婚姻、独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它们的一个共通之处在于,对于片中女主角们的未来走向,往往呈现出开放式结局,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这些影片奋力打开女性世界的社会枷锁,却在最终呈现之际,举重若轻缓缓放下,将选择权交给观众。这正是女性创作者们献给女性,献给观众的深情、期许与温柔。

*本文由“幕味儿”与嘉人杂志合作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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