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虽然我们面对恶势力和侵略者，是一定要斗争到底的，因为我们同他们是原则上的对立，不可调和。但面对日后可能形成抗日同盟的同胞，就绝对没有赶尽杀绝的必要，因为最终是敌是友谁也说不好。

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之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可见当初国共之间的内战是毫无意义的，都是在消耗同日军作战的有生力量，所以蒋介石的行为，本身就是逆天而行，不得民心。

牵强迎战

民国成立以来，川军就以其英勇善战的特点在各地久负盛名，而且在刘湘的领导下，川军不再是一盘散沙，表现得极为团结，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支主力部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而他们的领导人刘湘也被称为“四川王”。

而蒋介石却担心有了这样一支军队，自己的统治地位会受到威胁，当时蒋介石最大的两个目的就是消灭红军和打击军阀，这样一来，蒋介石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用川军来消灭准备长征的红军，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刘湘怎么可能不知道蒋介石的伎俩，但当时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中的掌权者，他不敢公开反对，而且蒋介石的命令也指出，刘湘要安排精锐部队全力追击红军。

但对刘湘来说，这是最坏的选择，因为一旦主力出动，刘湘的四川大本营一定是空的，而红军选择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地形，即使派遣了所有的部队，也很可能找不到他们。

到那时，蒋介石完全可以给他扣上“围剿不力”的帽子，收了他的川军，而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就是不给刘湘任何喘息的余地。

唇亡齿寒

刘湘不能把控制权留给蒋介石，他找到郭勋祺，让他负责执行围剿任务，但在他离开之前，刘湘与他进行了一整夜的长谈。

刘湘知道郭勋祺虽然打过很多仗，但他很耿直，上级下达的命令必须完成，所以他为郭勋祺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如果红军被彻底打败，蒋介石下一个清算的就是我们，给红军留活路，就是给自己留活路”。

郭勋祺知道刘湘对待他就像亲人一样，当然不会害他，而且他向来看不惯蒋介石的一些作为，所以他们应该在蒋介石和红军之间保持平衡。

郭勋祺第一次接受这样一个“棘手”的战斗任务，他感到如履薄冰，所以，他似乎在尽力“围剿”，但事实上为了保持川军的实力，他需要消极应战。

果然，蒋介石派人一路监视川军的行军，并多次派人催促川军加速行军，但郭勋祺却无视蒋介石的警告，依然我行我素。事实上，当时四川军队装备精良，而红军却只有小米加步枪，所以他们的实力根本不成正比。

1935年1月，郭勋祺率部进驻土城县，消息传来后红军主力放弃挺进四川的原路线，返回赤水河对岸。

当郭勋祺知道这一情况后，他立即表示原地整顿，停止追逐，从那时起，每当红军前进时，他就紧跟其后，他只需要拉开距离就可以避免交锋，就这样，郭勋祺真的把红军“送”出了四川。

郭勋祺最终圆满完成了"围剿"任务，蒋介石看到刘湘派来的人就是这副“熊样”，气不打一处来，但刘湘坚持认为郭勋祺对“围剿”有贡献，特地提拔了他，蒋介石对此一筹莫展，从此不再重视川军。

但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刘湘对日军侵略行为却丝毫不手软，他当时虽然病得很重，但仍然坚持率军抗日，不幸的是，他没有等到抗日战争战争结束就去世了。

然而，刘湘临死前用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日军只要一天不撤军，川军就一天不归乡，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种鼓舞人心的斗志成为了川军的军魂，为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了刘湘临终前的遗言，川军最后同侵略者可谓是血战到底。

然而，在刘湘死后，郭勋祺虽然在前线打得好好的，却被蒋介石下令停止战斗，并将其降职，不知道是不是对他“围剿不力”的报复，郭勋祺很失望，他那颗抗日报国的赤子之心就这样被抹杀了。

后来，郭勋祺再也没有机会出现在战场上，但没想到的是，1949年蒋介石下台后，郭勋祺在李宗仁的调解下再次得到启用。

必经的“后路”

而且，事实证明他那一年的“围剿不力”是正确的，在襄樊战役期间，郭勋祺被红军俘虏，但红军知道他在长征期间没有全力围剿，还曾秘密向红军提供了很多帮助，例如向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捐赠过物资。

所以，当他再次回到四川时，他重新恢复了工作，还被邀请向战友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正是由于郭勋祺等人的积极活动，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勋祺担任过很多要职，最后于1959年在成都逝世，对他来说，解放后能落叶归根，葬在成都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小结：

虽然刘湘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很多爱国将领本身就不热衷于内战，他们可以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牺牲自己和削弱自己，但面对各种势力之间的你争我夺，在他们眼中毫无意义。

事实证明，刘湘的决定，于公于私都是正确的，因为他保证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在后期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他命部下和红军血战，必定面临两败俱伤的局面。

而如果自己和红军都受到了重创，那蒋介石一定会对两方采取致命的打击，国内抗日力量的损耗就是接二连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