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日记连载139.实习苦有逃兵有重病，“通讯员”讲成“新媳妇”

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39.实习苦有逃兵有重病，“通讯员”讲成“新媳妇”

1983年12月9日（星期五）

上午1、2节是作文课，当我把题目和要求说了之后，学生们就开始议论了，课室里吵嚷声一片，根本不像课堂而像菜市场。我只好说：“请同学们安静，不要影响别人思考。”这样课室才稍微安静了点。

坐在最后一排的李小猛还在做数学作业，我命令他收起来，他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作文纸，但不是在想该怎样写作文，而是在搞小动作。

我问他：“你是不是很会写作文？”

他说：“不是呀，不过你放心，下课我保证交。我第一节课从来不写作文。”

我不管他了，第一节下课后，他一个字没写。

他说：“老师，你是不是想看我的笑话呀？”

我说：“我不想看你的笑话，我希望你把作文写出来。”

第二节上课铃声一打响，李小猛对我说：“老师，看我的！”

我被他的话逗笑了，竟然当着他的面笑起来，这时我根本没想到自己是老师。果然，他的话音刚落，就动笔写了起来。他写的速度够快的，当第二节下课铃声一打响，他就把作文交给我了，脸上还颇有些得意。

还有四个学生未交作文，要催催他们。

中午，黄毅把作文交来了。我们便问他：“为什么迟交？是不是不够时间？”他说他第二节课才开始写，并说他很怕作文。我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叫他写周记，练练笔，坚持下去，以后写起作文来就不觉得难了，也不会觉得没有东西写。我们要求他写一篇周记，下星期拿来看看，他答应了。

在我看来，黄毅很老实，样子也很可爱，如果是别的学生，我才懒得同他费口舌。

对别人我可能会这样办，他把作文交上来了，我就会问：“为什么迟交？难道你不知道迟交是要扣分的吗？”问完后我就不再搭理他了。对黄毅这样的学生，不应该这样。我和刘颖决定，干脆我们俩帮助黄毅，她也同意了。

1983年12月10日（星期六）

中午，梁同学的病突然发作，抽筋抽得很厉害，她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全身颤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抽筋是这样的症状，我们几位女同学采取急救措施，按人中，按手上的穴位（不知这个穴位叫什么名字，好像是虎口穴）。好一会，梁同学安静下来了。可是过了没多久，她又抽搐得厉害，我们又紧张地忙碌着。如此翻来覆去，梁同学异常痛苦，她躺在躺椅上，身上盖着借来的棉被、太空背心，底下垫着毯子。人抽筋时，只要能保暖，抽筋便会自行消失。可是在这间阴冷的办公室里，即使再盖上一床棉被，也无法保暖。我们整个中午都守候着她，生怕她再发作。

2:10分，班长叫来了小客车，梁同学才由两个人搀扶着，艰难地走下四楼，走过校园，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在走路，而是像蚂蚁那样爬行，慢得离谱。就是这样“爬行”着，梁同学还差点瘫在地上，我们几个人架着她，她才不至于倒地。终于到了路边小车停放处，又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把她抬上汽车，再由一位老师、三位同学护送她回家。

当我再回到办公室时，才感到自己又困又累，整个中午连趴都没趴一下。

实习这段时间实在太苦了，已先后发生一连串事件。先是一位男同学受不了这样的苦，当了逃兵，不声不响地回增城老家去了，不管老师、同学怎样劝说，他执意不归，并申请退学。这位男同学有精神衰弱症，也许因为有病的缘故，他受不了，才轻率做出了如此错误的决定。再就是有位同学扭伤了腰，还有几位同学发烧，请了病假，最后是今天中午抽筋的梁同学……

我本人体质虽不算差，又是在艰苦的地质队长大的，但也感到有些受不了，实在太苦了，而且工作又令人厌烦。晚上很早就打瞌睡，第二天早早逼着自己起床，到了实习学校，一拿起教案心就烦，就想睡觉，看也看不进去。这种生活我实在有些受不了了，但是我还是有毅力的，不管怎样，我要熬下去！

下星期我要上三节语文课，但愿我的身体别出毛病。

1983年12月12日（星期一）

下午的班会课，我们组织1、2班的同学搞了个文艺联欢暨语文知识竞赛，席间气氛活跃。可是由于时间仓促（小礼堂6点钟有补习班来上课），抢答题部分已没有时间做，加上做必答题时，1班的实习老师耍赖，袒护本班的同学，结果他们班的积分比我们班高，获得第一名。我班的同学大为不满。不管如何，我们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能以此安慰我们班的同学。

从这次竞赛中我们发现，中学生的知识面太窄，古诗词名句他们不懂、如今的中学生负担太重，每天忙于做功课，连读课外书的时间也没有，怎么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呢？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国家改革教育体制、广大师生共同努力。

1983年12月13日（星期二）

今天上午第一节课，我将给我的第一批学生上《百合花》。由于心里有事，昨晚没睡好，凌晨四点就醒来了，再也睡不着，瞪大眼睛想入非非，想到再过几个钟头，我就要登上讲台，总之是越想越怕。

早上很早就回到学校，发誓不再想了，反正今天是豁出去了。

我的一位女友第一节也有课，我俩为了避免再想上课的事，净说些无边无际的话，我们还是不约而同地笑起来，因为我们又想起了第一次登讲台的事，虽然极力避免，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情景。

早读课的铃声响了，再过20分钟，我将面对50位学生、三位实习老师和两位指导老师讲第一节课。说真的，我怕，心跳加速。

8点，我从课室门口走上讲台，尽管很慌张，但我极力不流露。

“上课！”

“起立！”

我对学生鞠躬，“坐下”。

“今天，我们学习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这是我的开场白。

接着按照我的设想，按我的教案，很流畅地讲下去，讲课过程我没有翻教案，学生们也配合得很好，有问必答，跟着我的思路学下去。看着课堂上的气氛，我的信心加强了，害怕感早已消失了。我比较顺利讲完了这节课，自我感觉还可以。

我问指导老师，我讲得怎样？他说：“讲得不错，比预讲时好多了，但是还可以讲得更好，放得更开一些。”之后他具体给我指出哪个问题还可以讲得深一些，哪些地方讲得好，最后再提出希望，说得通情达理，不至于让人失望。同组的同学也说我讲得不错，说我讲课时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今天讲课有些内容漏讲了。比如我在提问：“从新媳妇笑的神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什么特征”这个问题时，我是想让同学们答出“腼腆，娴静”，可那位同学答了“和蔼可亲”。我便说：“这位新媳妇的特征是娴静腼腆，至于她是否和蔼可亲，我们分析了下文再说。”

本来，我在讲到新媳妇献出新的百合花被、说明她热爱人民军队时，应该同时说明她是可亲的，可我把这个问题忘了。

对同学回答问题之后，我对他们的评点总是：“某某同学的回答基本是对的”，没有抓住同学回答这个问题的特点来加以引导，让他们答出我预想的答案。

另外，刘颖事后跟我提出，有个地方我说错了，把“通讯员”说成“新媳妇”，当时学生们笑了，我却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我并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1983年12月15日（星期四）

今天讲《套中人》第一课时，可以说是“全线溃败”！

回到办公室，顾老师问我今天第几节有课？讲什么课？我说第三节有课，讲《套中人》。他便告诉我：有老师来听课，是写作组的郭振权老师（我们私下里叫他郭党员），我的心都寒了。

过了一会，我最怕的老师——马列文论的白老太来到办公室，我更害怕了，感到自己命运不济，以后的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祈求白老太别听我的课。最后，白老太、郭振权还有写作组的另一位老师都决定去听我的课！我的妈呀！

当第二节下课的铃声一响，我便拿着课本上楼去了，在楼梯上，碰到好几个实习老师（就是我们同学），他们都说：“白老太去听你的课呀？”本来我就害怕，再听到别人的问话中又强调一次，无形中增加了我的恐惧感。

上课了，我脸红心跳地开始讲课，效果非常不好，课室里安静极了，我简直受不了这种安静。因为我在第一节下课时，曾给我们班的同学打预防针，我说：“第三节课有很多老师来听课，请同学们注意一下课堂纪律。”也许正是因为我这句话起了作用，真后悔给他们打了预防针。

讲课时，我偶尔看了一眼白老太，她的表情我真不知该如何形容，我以为她只有在不满时才会流露出那种表情，我本来慢慢平静下来的心又紧张起来。加上我今天提问的几个同学都是成绩不太好的，他们没有回答出我的问题，我更慌了，适当地启发了一下，他们还是没有回答正确，我只好叫他们坐下，我在心里暗暗骂他们是笨蛋。这时我一点心机也没有了，简直不想再讲下去。

下课了，我问杨老师（他并不是我的指导老师，我的指导老师是程立德，今天没来听我的课，杨老师的到来，也是我讨厌的时候）我讲的怎样？他说：“不会很差！”一句话把我的心说得凉透了，再也听不到他下面还说了什么话。

我满脸不高兴地回到办公室。过了一会，我忍不住了，趴在桌上哭了起来。接着是很多同学来劝我，后来白老太也来劝我：“怎么啦，张某某，难过了是吗？你讲得还可以嘛，条理清楚，抓住了小说的特点分析人物，板书设计也不错，要说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语言平淡了些，也许是我们的到来，你紧张了点，板书的字也小了点，这些缺点人人都会有嘛，别哭了，再哭你怎么上下一节课呀，应该有信心……”

我一点也没被她的话所打动，心想，要是你不来，有些毛病我完全可以避免，只要我不怕，我就可以讲好，发挥得更好。

郭振权也来了：“怎么啦，不起来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真想蹦出这样一句话：“谁不知道你是郭党员！”可我依然趴在那里，就是天皇老子来了，我也不会起来的。此时，任何人来劝我都无济于事。今天实在是太难过了，因为我备课备得很充分，要是没有白老太的到来，我完全有可能把这一课上好。这已经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了。

我哭了很久，越想越难过，可怕的“全线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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