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大学日记(连载)
139.实习苦有逃兵有重病,“通讯员”讲成“新媳妇”
1983年12月9日(星期五)
上午1、2节是作文课,当我把题目和要求说了之后,学生们就开始议论了,课室里吵嚷声一片,根本不像课堂而像菜市场。我只好说:“请同学们安静,不要影响别人思考。”这样课室才稍微安静了点。
坐在最后一排的李小猛还在做数学作业,我命令他收起来,他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作文纸,但不是在想该怎样写作文,而是在搞小动作。
我问他:“你是不是很会写作文?”
他说:“不是呀,不过你放心,下课我保证交。我第一节课从来不写作文。”
我不管他了,第一节下课后,他一个字没写。
他说:“老师,你是不是想看我的笑话呀?”
我说:“我不想看你的笑话,我希望你把作文写出来。”
第二节上课铃声一打响,李小猛对我说:“老师,看我的!”
我被他的话逗笑了,竟然当着他的面笑起来,这时我根本没想到自己是老师。果然,他的话音刚落,就动笔写了起来。他写的速度够快的,当第二节下课铃声一打响,他就把作文交给我了,脸上还颇有些得意。
还有四个学生未交作文,要催催他们。
中午,黄毅把作文交来了。我们便问他:“为什么迟交?是不是不够时间?”他说他第二节课才开始写,并说他很怕作文。我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叫他写周记,练练笔,坚持下去,以后写起作文来就不觉得难了,也不会觉得没有东西写。我们要求他写一篇周记,下星期拿来看看,他答应了。
在我看来,黄毅很老实,样子也很可爱,如果是别的学生,我才懒得同他费口舌。
对别人我可能会这样办,他把作文交上来了,我就会问:“为什么迟交?难道你不知道迟交是要扣分的吗?”问完后我就不再搭理他了。对黄毅这样的学生,不应该这样。我和刘颖决定,干脆我们俩帮助黄毅,她也同意了。
1983年12月10日(星期六)
中午,梁同学的病突然发作,抽筋抽得很厉害,她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全身颤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抽筋是这样的症状,我们几位女同学采取急救措施,按人中,按手上的穴位(不知这个穴位叫什么名字,好像是虎口穴)。好一会,梁同学安静下来了。可是过了没多久,她又抽搐得厉害,我们又紧张地忙碌着。如此翻来覆去,梁同学异常痛苦,她躺在躺椅上,身上盖着借来的棉被、太空背心,底下垫着毯子。人抽筋时,只要能保暖,抽筋便会自行消失。可是在这间阴冷的办公室里,即使再盖上一床棉被,也无法保暖。我们整个中午都守候着她,生怕她再发作。
2:10分,班长叫来了小客车,梁同学才由两个人搀扶着,艰难地走下四楼,走过校园,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在走路,而是像蚂蚁那样爬行,慢得离谱。就是这样“爬行”着,梁同学还差点瘫在地上,我们几个人架着她,她才不至于倒地。终于到了路边小车停放处,又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把她抬上汽车,再由一位老师、三位同学护送她回家。
当我再回到办公室时,才感到自己又困又累,整个中午连趴都没趴一下。
实习这段时间实在太苦了,已先后发生一连串事件。先是一位男同学受不了这样的苦,当了逃兵,不声不响地回增城老家去了,不管老师、同学怎样劝说,他执意不归,并申请退学。这位男同学有精神衰弱症,也许因为有病的缘故,他受不了,才轻率做出了如此错误的决定。再就是有位同学扭伤了腰,还有几位同学发烧,请了病假,最后是今天中午抽筋的梁同学……
我本人体质虽不算差,又是在艰苦的地质队长大的,但也感到有些受不了,实在太苦了,而且工作又令人厌烦。晚上很早就打瞌睡,第二天早早逼着自己起床,到了实习学校,一拿起教案心就烦,就想睡觉,看也看不进去。这种生活我实在有些受不了了,但是我还是有毅力的,不管怎样,我要熬下去!
下星期我要上三节语文课,但愿我的身体别出毛病。
1983年12月12日(星期一)
下午的班会课,我们组织1、2班的同学搞了个文艺联欢暨语文知识竞赛,席间气氛活跃。可是由于时间仓促(小礼堂6点钟有补习班来上课),抢答题部分已没有时间做,加上做必答题时,1班的实习老师耍赖,袒护本班的同学,结果他们班的积分比我们班高,获得第一名。我班的同学大为不满。不管如何,我们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能以此安慰我们班的同学。
从这次竞赛中我们发现,中学生的知识面太窄,古诗词名句他们不懂、如今的中学生负担太重,每天忙于做功课,连读课外书的时间也没有,怎么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呢?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国家改革教育体制、广大师生共同努力。
1983年12月13日(星期二)
今天上午第一节课,我将给我的第一批学生上《百合花》。由于心里有事,昨晚没睡好,凌晨四点就醒来了,再也睡不着,瞪大眼睛想入非非,想到再过几个钟头,我就要登上讲台,总之是越想越怕。
早上很早就回到学校,发誓不再想了,反正今天是豁出去了。
我的一位女友第一节也有课,我俩为了避免再想上课的事,净说些无边无际的话,我们还是不约而同地笑起来,因为我们又想起了第一次登讲台的事,虽然极力避免,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情景。
早读课的铃声响了,再过20分钟,我将面对50位学生、三位实习老师和两位指导老师讲第一节课。说真的,我怕,心跳加速。
8点,我从课室门口走上讲台,尽管很慌张,但我极力不流露。
“上课!”
“起立!”
我对学生鞠躬,“坐下”。
“今天,我们学习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这是我的开场白。
接着按照我的设想,按我的教案,很流畅地讲下去,讲课过程我没有翻教案,学生们也配合得很好,有问必答,跟着我的思路学下去。看着课堂上的气氛,我的信心加强了,害怕感早已消失了。我比较顺利讲完了这节课,自我感觉还可以。
我问指导老师,我讲得怎样?他说:“讲得不错,比预讲时好多了,但是还可以讲得更好,放得更开一些。”之后他具体给我指出哪个问题还可以讲得深一些,哪些地方讲得好,最后再提出希望,说得通情达理,不至于让人失望。同组的同学也说我讲得不错,说我讲课时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今天讲课有些内容漏讲了。比如我在提问:“从新媳妇笑的神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什么特征”这个问题时,我是想让同学们答出“腼腆,娴静”,可那位同学答了“和蔼可亲”。我便说:“这位新媳妇的特征是娴静腼腆,至于她是否和蔼可亲,我们分析了下文再说。”
本来,我在讲到新媳妇献出新的百合花被、说明她热爱人民军队时,应该同时说明她是可亲的,可我把这个问题忘了。
对同学回答问题之后,我对他们的评点总是:“某某同学的回答基本是对的”,没有抓住同学回答这个问题的特点来加以引导,让他们答出我预想的答案。
另外,刘颖事后跟我提出,有个地方我说错了,把“通讯员”说成“新媳妇”,当时学生们笑了,我却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我并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1983年12月15日(星期四)
今天讲《套中人》第一课时,可以说是“全线溃败”!
回到办公室,顾老师问我今天第几节有课?讲什么课?我说第三节有课,讲《套中人》。他便告诉我:有老师来听课,是写作组的郭振权老师(我们私下里叫他郭党员),我的心都寒了。
过了一会,我最怕的老师——马列文论的白老太来到办公室,我更害怕了,感到自己命运不济,以后的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祈求白老太别听我的课。最后,白老太、郭振权还有写作组的另一位老师都决定去听我的课!我的妈呀!
当第二节下课的铃声一响,我便拿着课本上楼去了,在楼梯上,碰到好几个实习老师(就是我们同学),他们都说:“白老太去听你的课呀?”本来我就害怕,再听到别人的问话中又强调一次,无形中增加了我的恐惧感。
上课了,我脸红心跳地开始讲课,效果非常不好,课室里安静极了,我简直受不了这种安静。因为我在第一节下课时,曾给我们班的同学打预防针,我说:“第三节课有很多老师来听课,请同学们注意一下课堂纪律。”也许正是因为我这句话起了作用,真后悔给他们打了预防针。
讲课时,我偶尔看了一眼白老太,她的表情我真不知该如何形容,我以为她只有在不满时才会流露出那种表情,我本来慢慢平静下来的心又紧张起来。加上我今天提问的几个同学都是成绩不太好的,他们没有回答出我的问题,我更慌了,适当地启发了一下,他们还是没有回答正确,我只好叫他们坐下,我在心里暗暗骂他们是笨蛋。这时我一点心机也没有了,简直不想再讲下去。
下课了,我问杨老师(他并不是我的指导老师,我的指导老师是程立德,今天没来听我的课,杨老师的到来,也是我讨厌的时候)我讲的怎样?他说:“不会很差!”一句话把我的心说得凉透了,再也听不到他下面还说了什么话。
我满脸不高兴地回到办公室。过了一会,我忍不住了,趴在桌上哭了起来。接着是很多同学来劝我,后来白老太也来劝我:“怎么啦,张某某,难过了是吗?你讲得还可以嘛,条理清楚,抓住了小说的特点分析人物,板书设计也不错,要说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语言平淡了些,也许是我们的到来,你紧张了点,板书的字也小了点,这些缺点人人都会有嘛,别哭了,再哭你怎么上下一节课呀,应该有信心……”
我一点也没被她的话所打动,心想,要是你不来,有些毛病我完全可以避免,只要我不怕,我就可以讲好,发挥得更好。
郭振权也来了:“怎么啦,不起来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真想蹦出这样一句话:“谁不知道你是郭党员!”可我依然趴在那里,就是天皇老子来了,我也不会起来的。此时,任何人来劝我都无济于事。今天实在是太难过了,因为我备课备得很充分,要是没有白老太的到来,我完全有可能把这一课上好。这已经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了。
我哭了很久,越想越难过,可怕的“全线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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