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olds：玩笑背后，几朵无可定义的霉菌|乐队|刘舸|吉他|吉他手|贝斯

采访/撰文：荒木阳子

编辑：黄尧

2021年的夏天，The Molds乐队发行了自己新的EP《MT. KOOLMOON 酷月山》。地理位置的转换，时间的推移，气候的影响，都给新EP所呈现的音乐注入了新的变量。

而在刘舸返回北京短暂停留的日子，本篇文章的作者与乐队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完成了几次深入的交流和采访。聊天的话题天马行空，内容跳转于乐队成立的十余年时间，加上后期对大量事件和时间节点的确认，以及作者同时需兼顾本职工作，不得不说完成这篇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希望这篇“小传”式的文章，更有助于乐迷朋友聆听、理解The Molds的作品；且在更久远的未来，它可以连同我们的其它文章一起对研究今天国内的音乐场景与文化，产生更积极与延伸性的意义。

文章经过编辑，约10000字，阅读需用时大约15分钟。

以下是正文。

——编辑导语

关于刘舸的一些冷笑话

五月，刘舸现身北京，进行The Molds新EP的录音工作。

正式采访的前一晚，我们相约在fRUITYSPACE见面。同时在场的还有老板老翟，乐队吉他手乔西，经纪人miemie，以及乐队的共同好友A。几人手上拿着啤酒与香烟，零散分布在入口处的楼梯和椅子上。

聊天的话题大多数与音乐无关，刘舸最关心的事情是北平机器的煎饼节。整个夜晚，他主要做两件事——不断把A扔在地上的烟头捡起来，然后在话题与话题的中间插一句，“我到底要不要去那个煎饼节？”

聊天进行到后半段，A提起了自己养乌龟的事。

刘舸插话：“你们知道我最喜欢什么乌龟吗？”众人沉默，三秒后他自己说，“回龟（谐音，回归）。”

笑话讲完了，无人应答。

fRUITYSPACE，刘舸、A和miemie 摄影/阳子

我曾向刘舸的朋友们求证“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聊什么？”老翟、鼓手李子超和贝斯手刘舫（又称小人儿，是刘舸的堂弟）分别给出回答：待着、逗一逗、讲笑话。

“一般是谁在讲笑话？”

刘舫说：“谁知道谁讲。”

李子超则说：“一般是刘舸讲。”

在无厘头之夜的最后，我提出明天采访可以在fRUITYSPACE进行，刘舸说：“咱不在那，我来找一地。”次日，他发来地址，定位显示在海淀区花园北路，背靠北京大学医学部。

午后太阳直射，刘舸抱着一个键盘出现，我费力地跟上他两条长腿甩下的步伐，一路向西，最终被他带进北医三院的家属院。路上，刘舸指着旁边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幼儿园告诉我，那是他小时候待过的地儿。

我原以为小区里或许藏着一个社区咖啡馆，但结果是在一个圆形花坛旁的数个长椅中，刘舸找了最干净的一个，指着说：“就坐这吧。”

榆树拔地而起，遮盖了半个天空。地上散落着一些榆钱，“这玩意能吃。”他说。我捡起一个，他又说：“你真吃啊，这没洗呢。”我又放下。

分不清种属的鸟类叫声混合着蝉鸣，环绕四周。一个骑三轮车的中年人围着花坛反复绕圈，喇叭里叫卖声不断响起：“洗油烟机，换纱窗……”

坐定之后，他从包里抖落出一件T恤，是他更早时玩朋克穿的，“你看这是啥？”他自问自答，“这是性手枪的T恤，是西太后最早设计的摇滚T恤，牛逼吧？”

“牛逼。”我附和，以为他要送给我，问他：“你带这件T恤干嘛？”

“穿啊。”他说，“这天儿多热啊。”

刘舸向我展示他的T恤摄影/阳子

“我想多了。”和刘舸对话，我常有这样的感觉——那是一种跳脱出世俗逻辑的荒诞感。采访行进至十分钟，因为穿着短裤的双腿不断被蚊子侵扰，我下意识地抱怨了几句。刘舸拿起和键盘放在一起的冲锋衣——我以为他想要帮我解决困境，毕竟他穿着一条长裤。

冲锋衣的袖口已经磨破。“我这衣服功能性非常强大，可以保暖，但同时它又不是很厚；虽然不是特别防雨，但能速干，还能防风。出门在外必备。”

刘舸用它把自己的上半身严密地包裹起来。“你说得对，全是蚊子，我得做好防护。”

刘舸

少年野生

坐在他从小长大的北医三院家属院，刘舸告诉我，这里往西是北航，往北是北科大，往南是北师、北邮、北交大......再往远走一点，林立着更多的顶尖高校。

但实际上，刘舸对大学，以及由其构建的精英主义毫无兴趣。他概括说：“可能从小生活在大学里，天天见这些人，对知识没什么想法。”

初中时期，刘舸还可以做到“好好学习”，全然是因为“还学得会”。到了高中，已经完全听不懂了，高考升学的路径在他这里开始坍塌。高一下半学期，刘舸彻底离开了学校。

时值90年代，中国的摇滚乐方兴未艾，刘舸最初从亲戚家接触到唐朝、黑豹这样的大牌乐队。到初中毕业时，他已经养成在五道口或是西直门外淘打口碟的爱好。进入高中，Blur和Antiflag已经成了刘舸每天上学的必听乐队。

而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刘舸成为当时朋克乐队“哎吆”的主唱，开始在五道口演出。因为个子够高，他在舞台上总是格外显眼，仿佛蹦起来会撞破房顶。一段时间之后，哎吆已经成为当时北京朋克摇滚团体中的佼佼者。

“主要是因为我。”刘舸说。

《躁动的心》，哎吆乐队，2002

后来离开哎吆乐队，刘舸加入了Kill Tomorrow，一支被弟弟刘舫形容为“更极端”的朋克乐队。

朋克时期的刘舸像一张磁带——A面是反抗，教育体制让他觉得好多人都在管着自己，“他们没权利管我。”B面则是孤独，“小时候的一些表现，就是因为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因为你特别孤独，想让更多的人跟你站在一起。”

在反抗与孤独交织的青春期，创作意识开始萌芽。当时身为主唱的刘舸并不负责创作，日常的生活就是听歌——在自己家，在别人家，“一直听”，他说这是自己的“学习阶段”。

再后来，当完成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时，刘舸离开Kill Tomorrow，向“朋克主唱”的身份挥手告别。

在如今的表述中，他说自己最讨厌嬉皮士。“那些人真的都是装逼，都是假的，他们不创造什么东西。”

这或许是对过去自己的全盘否定，也是和朋克生活的彻底决裂。

刘舸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我之所以每天过这种生活，穿成这样，就是放弃了很多正常人可以走的路，我为了什么？后来明白了，我为的是音乐，我要做我想做的音乐，不是为了坚持什么精神。所以我瞬间改变了，跟那些人划清了界限。”

“我不想这样，太无聊了。”

The Molds开端粗描

弟弟刘舫比刘舸小三岁，在廊坊的管道局系统里长大。从小，他就跟着哥哥翻墙头、逮蝈蝈、打台球、去家附近的工地钻地道。而在对音乐的兴趣上，刘舸同样是弟弟的启蒙。

刘舫记得，刘舸带给他的第一盘打口磁带是Nirvana 的不插电专辑，并告诉他“这是最牛逼的”；拥有了自己的吉他之后，刘舫学会的第一首歌也是刘舸教的，是 Nirvana 的《Come As You Are》。

从前刘舫听的音乐更多集中在清醒、新裤子、地下婴儿等乐队。在刘舸的影响下，Oasis、Rancid、Antifalg涌入刘舫的耳朵。利用家里的机器，刘舫经常把英语磁带抹掉，翻录成摇滚乐。

刘舸退学后，曾对刘舫说：“以后我玩我的，你走好你的路”。

“那时他几乎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过于自我。”刘舫说。

刘舫，乐空间后台，2021 摄影/miasong

哥哥退学后，整个家族只剩下刘舫还在读书，因此被全家寄予厚望。

“我们这一辈学习都不好。”刘舫说，“偏偏我中考落榜，没考上管道局的高中，当时家里失望透顶，我跟他们说‘你们别着急，我可以复读’。”

对于二人的成长路径，刘舸的形容是“自己一开始就歪了，而刘舫一路在正道驰骋，但最终还是歪到一边”。

复读之后，刘舫考进管道局的高中。有次见到刘舸，哥哥说：“我认识一人跟你一个学校。”后来刘舫知道，他指的是范博（曾担任Joyside鼓手，后与边远组建浪乐队）。

范博比刘舫大三届，毕业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在高中母校颇具传奇色彩。高二的时候，同学问刘舫高考想考哪个学校，刘舫不知道，同学说：“要不咱努努力，跟范博一样考电影学院录音系吧。”刘舫听了，觉得合适。

一年以后，刘舫考上石家庄一所艺术院校，攻读录音专业。

就在刘舫探寻未来道路的时候，刘舸不想玩音乐了，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知道更多别的领域的事儿”。

刘舸在上海，2021

他有一个朋友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推荐他去上北电开设的胶卷冲洗班。就这样，刘舸在暗房里度过了半年。

他喜欢在黑暗里工作的感觉，进去之后首先在小黑屋里吐满烟，然后开始冲洗。那段时间被他称为“内心世界探索”时期。

之后刘舸试着写了一些歌。2006年，刘舸和奥迪发起双吉他计划，起名The Molds——“霉菌”，风格定位为根源摇滚。

组建之初，The Molds常在D22演出。按刘舸的说法，那时候就是玩儿，没有好好做乐队的想法。不久之后，奥迪因为厌倦演出退出乐队，贾伟和刘虹位加入。

刘舸、贾伟、乔西（左起），上海，2021

贾伟是刘舸的初中校友，比刘舸小几岁。那时他刚开始做阴三儿，和刘舸说，想学打鼓，刘舸就教了他一点基本功。虽然二人侧重的风格不同，但刘舸觉得“在一块玩儿的感觉差不多”，便让他做乐队的鼓手，“实际上不算真的会打鼓，但标准放低点，也能打。”

刘虹位则是在D22看到The Molds的演出之后想要成为乐队的贝斯手，不过最后阴差阳错成了乐队的第二吉他手。

2008年，刘舫大学毕业，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专升本班，被范博埋下的理想终于实现。在班级第一堂课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刘舫有些感慨：“虽然中间走了一些弯路，但最终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当年的愿望。”

那时，The Molds的成员阵容尚未稳定。来到北京后，像小时候一样，刘舸说教他弹一首歌——《荒野大镖客》——那也是刘舫学会的第一首The Molds 的歌。刘舫很快就弹了下来，刘舸说，要不然你来弹贝斯吧。

刘舫从此成为乐队的贝斯手，一直到现在。

2008年，乐队以当时的四人阵容，正式更名为“The Molds英年早逝”。具体解释为：“喜欢的音乐人通通英年早逝。”

刘舸在The Molds回归的首场演出，上海，2021 摄影/东吉

组建之初，刘舸希望The Molds的音乐听起来像The Cramps。后来，这个谱系扩大到另类摇滚乐队 The Pogues 和噪音流行先驱 The Jesus and Mary Chain。“我从不尝试以惊人的技巧演奏或制作男子气概的音乐。对我来说，这就像制作朋克一样，只是更具音乐性。”他这样解释。

2008年年底，在刘舸的家里，刘舫带着电脑和声卡，俩人一个弹贝斯，一个弹吉他，并用鼓机做了鼓的音色，就这样完成了The Molds的第一张自制EP《A Cowboy Never Saw A Horse》。

《A Cowboy Never Saw A Horse》，The Molds，2008

刘舸后来曾如此描述这个过程：

刘舫AKA小人儿，我的堂弟，因为台球桌上的赌局这两年一直是我哥，我最坚强的队友，在我刚开始写这张专辑里的老歌的时期就在苦心研究录音，扬言要在毕业以后给我录一张demo。我们后来确实也做到了，而且做得不错。应该是用了几个晚上，在我位于六铺炕的故居中诞生了差不多十年前的那张自制DEMO。

那时，The Molds最常演出的场地仍然是D22。除去演奏自己的曲目外，也有大量的翻唱作品。

“为什么在D22演出呢？”

“因为你只要在那儿演出，永远可以喝酒不用给钱。”

新的“霉菌”生长

The Molds从组建至今，刘舸挑选队友的标准都是“能一块玩的朋友”——技术可以练，最重要的事是大家能一块儿待着。也有过技术好的乐手想加入The Molds，但被刘舸拒绝，“我跟他不熟，没工夫再建立联系。”

苛刻的入队标准，加之乐队的管理一度散漫，从2009年开始，The Molds进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停滞期。

自制EP发行之后，乐队又先后上线了四张现场靴腿专辑，分别在Obiwan、MAO、TEMPLE BAR和fRUITYSPACE录制，大多也是老歌续唱，新的创作遥遥无期。后来，刘虹位和贾伟离队，The Molds只剩下刘舸和刘舫兄弟二人。

那段时间，刘舫能明显感觉到瓶颈的存在，自己音乐审美的图谱本就受刘舸影响，两个人在一起很难做到突破与创新。

窘迫持续数年，直到后来乔西加入才得以打破。

乔西生日，上海，2021 摄影/miemie

2007年，刘舫刚学会弹《荒野大镖客》的时候，乔西还在终南山脚下的一所大学里读书，每天的生活是“弹琴发呆做白日梦，和漫无天日的灌酒”。

作为初代豆瓣用户，他在小组讨论的 D22 演出消息中发现了The Molds。《荒野大嫖客》一度成为他最擅长的歌曲，偶尔与朋友翻入废弃食堂喝酒的夜晚，这首歌成了他的保留曲目。

有时，他抬头看着“陶渊明看过的星空”，胸中既透彻又憋闷，心想着 “可是我，也是个荒野大嫖客啊！”

大学尚未毕业，乔西便迫不及待地前往北京实习，并与刘舫见面。此前他们就已经成为QQ好友，因共同的音乐喜好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在北京，The Molds和乔西都在各自的命运轨道上度过了近十年的沉浮。2016年，在刘舫的邀请下，乔西正式加入乐队。“你总该去做一个不回头的选择，并为之承担应有的责任。”他说。

刘舫和乔西（左起），上海，2021

在一篇自述中，乔西回忆起这些往事，写道：

“十年前我躺在草地上弹着《荒野大嫖客》的时候，不会知道我其实弹错了其中一个和弦，更不会想到我会在临近30岁加入这支乐队。”

那个冬天，乔西每日去刘舸家里“私会”，“夜里喝着咖啡提神，频繁分享着唱片，时不时即兴一会儿。”随后的两个月里，二人做出了《Chatless》、《Solitary Gold》、《Street Shooting》、《Cloudy Bay》几首歌的基础动机。

那时，刘舸仍拒绝使用智能手机。年底的某一天，他在《Chatless》即兴录音的框架上做好了词曲，用邮件发给乔西，那是新阵容完成的第一首歌。连着抽了三四根烟后，乔西感慨：The Molds 回来了。

而刘舸则将乔西的加入形容为“在坟墓上获得了新生”。

“又多了一个人”

乔西加入后，乐队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着三人阵容。受制于人员不足，原本弹贝斯的刘舫被迫去打鼓，刘舸和乔西则互换吉他与贝斯。到2018年专辑巡演之前，刘舸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在老翟的撮合下，他邀请李子超加入。

面对邀请，李子超欣然答应。“刘舸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好的吉他手。我什么都不用想——刘舸想玩，我就跟他玩。他是最好的吉他手，我必须要跟他玩。那我还能因为什么？没有了。”

至此，The Molds以四人阵容，稳定至今。

The Molds乐队在fRUITYSPACE，2018

关于刘舸与李子超，以及老翟的缘分，还可追溯至更早。

2012年，从迷笛音乐学院退学的李子超开始在“鼓楼吃面”打工。老板雷骏是北京最早的朋克乐队之一蜜三刀的主唱。在这家面馆里，他希望给乐队们提供一个演出后歇脚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面、喝酒、谈天，用另一种方式留存朋克精神。

一次，工作之余的雷骏拿起店里的木吉他弹唱地下丝绒的《Sunday Morning》。李子超倍觉诧异，“我感觉这种风格不是skinhead或者punk那种风格，不是雷哥喜欢的那种。” 但是雷骏用一种“硬汉”的感觉唱了出来，李子超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次唱歌对我的触动很大。”

《Sunday Morning》同样是刘舸格外偏爱的歌曲，常在The Molds的专场演出中翻唱。那时，刘舸也是鼓楼吃面的熟客，因为话不多，李子超见到他也不好意思打招呼，觉得他“看着很凶的”。但在采访的间隙里，李子超又连说了三次“挺帅的”，两次“我非常喜欢”。

后来，在雷骏的介绍下，两人相识。

李子超在排练室玩一个小钢琴，上海，2021

2013年，老翟在东四开了FRUITYSHOP 黑胶店，他很早就听过The Molds的歌，觉得不错，“范儿挺正的。”后来在鼓楼的MAO看了The Molds的现场，“演得乱七八糟。”

刘舸也去过FRUITYSHOP，“当时他有一张JAMC的黑胶放在那里，是《YOU TRIP ME UP》的单曲黑胶，比较稀有，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他不卖。我说，嘿，这人怎么这样，不卖为什么要放在这里。”这便是刘舸和老翟初次见面的记忆。

2016 年 3 月，老翟离开唱片店，和姚澜一起租了一个地下室，挂牌“fRUITYSPACE”，开始对外营业，这里也成为刘舸最常打发时间的地方。同年，李子超入伙王子衡的救命小酒馆，老翟下班后，会去SOS喝酒打牌。

已经熟悉的几个人因为都没什么事做，有时老翟会在下午叫上刘舸和李子超到家里玩音乐。那阵子，三人玩了一个乐队，“编了好多东西，也不发，没事就演个出。”2017年冬天，他们常在fRUITYSPACE排练，最后在跨年夜的演出上亮相。文案中如此介绍：

两个热爱五、六十年代经典流行乐的吉他手在找到了一位鼓手后

准备在这次演出中演奏一些粗糙的轻松旋律

17年底，李子超从上一支乐队Chui Wan中退出，在和老翟、刘舸一起玩的同时，偶尔也会去The Molds客串一下。

也正是这一年，基于fRUITYSPACE的基础，老翟创立了音乐厂牌Space Fruity Records，开始与The Molds合作，为其承担录音及发行事宜。

在老翟看来，这是乐队和fRUITYSPACE“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结果。“后来大家很熟了之后，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厂牌，来支持一下。咱们就自己录，我来找地儿。”

2018年年初，乐队推掉了半年内所有的演出邀请，老翟与姚澜为乐队尽力租借了所有设备，大家在一起“闭门造车”完成了The Molds成立12年来的首张正式专辑《Born Astride The Grave》。这张由Space Fruity Records正式发行的全长专辑，涵盖了乐队在新格局下重新编曲的早期经典作品以及一些新作，李子超参与了其中《Chatless》单曲的录制。专辑上线24小时，收听量突破了一万次。

对于这张专辑，乔西说：“先让这些美好发生，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乔西、刘舸（左起），上海，2021

2020年4月，The Molds发行EP《L'ULTIMO SALOON DEL WEST》（又名《西城最后的沙龙》）。关于创作背景，乐队在官微里写道：

“2019年年初，The Molds成员听从宿命，准备暂停乐队四散而去，隔海相望。与此同时，意大利制片人Enzo Groom联系乐队，为西部片新秀导演Antonio Margheriti的第二部长片《L’ultimo Saloon Del West》打造电影原声，专辑由作曲家Dominick Decocco制作完成。”

事实是，意大利导演、制片人和制作人的名字来自昆汀电影《无耻混蛋》里混蛋们假扮意大利人时起的假名字，那部电影自然也并不存在。正如唱片介绍中所写：

取一个假乐队名，为一部压根不存在的西部电影做原声？是的，这是The Molds又一次唐吉坷德式的小玩笑。

这个idea最初由乔西提出，而他创作的单曲《Dancing With The Dead Lover》后作为插曲出现在热播网剧《隐秘的角落》中。

可以说《L'ULTIMO SALOON DEL WEST》是the Molds全新阵容下的智慧结晶。在音乐响起的瞬间，镖客孤独走进西部荒野的画面栩栩如生。EP上线之后，有乐迷评价，“像看了一部西部电影。”

对于这张李子超全程参与的EP，我向他提了一些问题，但他并不会阐述自己是如何理解一首歌，又给予了乐队怎样的支撑，几乎所有时候，他回答问题时的无厘头与刘舸不相上下。

李子超的加入给The Molds带来了什么——答：“带来了一个新的鼓手。”

最大的变化呢——“多了一个人。”

“老翟说你的加入给乐队带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我试图让他解释更多。

“那有人加入当然是新鲜的血液，翟哥就是会说这种没有意义的话。”

李子超

大地回春，借尸还魂

2019年初，The Molds完成专辑巡演后宣布告别。刘舸飞往澳洲北昆士兰州的某个海滨城市，乐队成员四下散去。

告别演出的文案中写：“生活不就是这样么？在如此反复中前行，进步，原地徘徊，直至结束。”与The Molds以往的路径构成某种暗合。

刘舸的澳洲生活可概括为“户外、爬山、骑自行车、游泳”——没有太多事可以选择，只有大自然；没有朋友，只有“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各种昆虫”，“他们对生活的乐观和生命力之顽强让我这样一个来自北半球寒冷地区的人望尘莫及，并且显得很脆弱。”

有时，他穿着黑色西服，在树下徘徊，在墓地弹唱一曲《Girl On Death Row》——一个当地土著人的母亲杀死了自己的八个孩子，他们全部葬在那个墓地。“我觉得在那个墓地，心里有一种不一样的平静。”

大自然让刘舸的生活健康了一些，因为“烟比较贵，抽不了这么多烟，对身体特别好。有一段时间我还跑步，后来也放弃了。”他想念北京的朋友与食物，“想念这些，”他用手指了指放肆生长的榆树和花坛里的草木，“赤道边上没有这些，都是热带植物，特别大。”

刘舸摄影/贾伟

2021年3月，刘舸从澳洲回国，被安排在酒店进行隔离。他调侃道：“我携带着一些来自南太平洋热带红树林沼泽里的最新理念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她毫不吝啬地给了我一个14天的禁闭。”

隔离期间，刘舸每天的活动是弹琴，以及循环着看贝尔的《荒野求生》，“那样能让时间过得快点，而且给自己打气。”

他拍下自己的“隔离必备单品”，包含：四包万宝路香烟——像是归国后的报复性消费；一包“何老太”花生米；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他用它们写出了《艺女忧伤》的歌词；一包雀巢速溶咖啡；一只手表；一个黑色胶卷机；两本英文书籍——没看，称是“装逼摆拍的”。

很难在刘舸写下的歌词中发掘出文学对他的影响。他说起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原来我颈椎没毛病，看《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有一天我说，我操，不行了。”

每当这些时刻，我就想起他少年时在各大高校中游走的情形。在刘舸身上，从来没有对精英主义和知识分子的崇拜，反而更善于用戏谑的语言消解一切价值。问他最钟意的一首歌，答案是《The Theme Song》，原因是“那就是一首比较完整的流行歌”；对于早期一直写英文歌词，他回答“那时候所有乐队都流行写英文，大家都写，我也写啊”；而陀师，他也没多喜欢，只觉得让自己写的歌词“苦大仇深”。

现在他不想要“苦大愁深”了，试图转型，并提炼出The Molds之前塑造的意象，“什么坟墓啊，什么发霉啊，死去的爱人啊，”那些或许是被外界贴上的标签，“都太晦气了，要变得轻松一点。”

对于新EP《酷月山》，刘舸想给人“温暖中带着一丝潮湿和伤感”的感觉。他在澳洲用键盘写下两首歌的动机。第一首音乐《乡愁》，“主要是表现我的思乡之情。”而《艺女忧伤》的发生更为偶然，在一次写歌词的过程中，刘舸随便写下了“过气女演员”几个字。

歌曲的配器也发生了变化，《酷月山》更多地加入了电子琴和热带打击乐。

《MT.KOOLMOON酷月山》，The Molds，2021

生活在澳洲确实给刘舸带来了些许转变，或许是因为一直待在大自然的原因，也或许只是对过去自己的再一次的否定。他没给出具体的答案，只说是烦了，“我不喜欢——出一个专辑，然后下一张还那样。没意思，有机会的话还是做点新的尝试。”

The Molds似乎从不在同一种风格中过多停留。李子超回忆自己被问到过的“最具冒犯性的问题”是关于安全区内的创作。我问他，The Molds是否会停留在安全区？“The Molds没有安全区。”他回答，“我不大担心乐队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刘舸。”

The Molds在户外演出，2021

The Molds成立十数年来，闲散程度不言自明。刘舸曾说：“因为我从来不热衷于经营乐队，也不想坚持什么，重组之类的事儿都是缺的，最害怕入流，无所谓主流非主流都不能入。”

而如今，他开始有些许的时间焦虑。 反复问他当下的困惑和痛苦，他说“没时间想这些事，时间真的不够用。”刘舸用其独特的戏谑态度抱怨着，“我现在连出去喝酒时间都没有，只能在家睡觉前喝点水。”

归国之后，刘舸从北京搬到上海，在乔西家定居（借宿）下来，试图提升做事效率。他没法在北京待着，因为太安逸了，“（在北京）每天都是跟这个朋友吃，跟那个朋友吃。”

刘舸和刘舫在乔西家（左至右），2021

他害怕重新回到原来做事效率低的状态。“我不想那样。我想试试在上海怎么样，因为在那儿谁你也不认识，每天就只能干自己的事儿，想你要做的这些事。”

老翟说，这可能是因为不服老。刘舸老了吗？——“你看我这发量。”他甩了甩自己浓密的卷发——似乎也没有。无论如何，一切都像是新的开始。像他在theBadMolds公众号——那是被经纪人miemie强迫成立的，为了督促乐队记录相关状态的容器——第一篇文章的末尾写道的：

“我终于回来了，一切又要戛然开始了。大地回春，借尸还魂。”

悲伤地，再讲一些冷笑话

在北医三院家属院的长椅上，我抱着电脑和录音笔，正襟危坐，向他描述着听《艺女忧伤》时的轻快感。

刘舸坐累了，试图变换姿势，坐在椅背上，或者蹲在长椅上。在自由的变换中，他忽然沉浸地给我解释起《艺女忧伤》。“实际上是通过描写一个过气女演员的状态，诉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悲观的一面。”顿了顿，他接着说：“但没必要让大家知道，我不希望听歌的人去想更多背后的故事。”

“所以你比较悲观吗？”我问他。

“大部分时候是吧。好多东西你不敢面对，好多事儿无法改变。你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改变不了。”

“跟你自己的选择没有关系？”

“对。我也想跟普通人一样，找一个正常的工作，但是我就找不着。我每次面试，最简单的——酒吧服务员的面试我都通不过。我也想试试别的生活。最后发现，你的命运就是这样。”

“你会怀疑自己吗？”

“会啊。遇到这种时候，你会怀疑你自己就不是一个（有）健全心智的人，缺太多东西了。”

刘舸、乔西（左起），上海，2021

他漫不经心地说出这些话，以至于那种悲伤似乎更切中我而不是他。我想起《Time Out》杂志在采访他时，对他的描述：

他不像一个耸肩和喃喃自语的健谈者。高大瘦弱，精致的五官因年龄和艰苦的生活而变硬，刘舸的特点是懒惰的魅力，如果不是那么厌世，就会显得脾气暴躁。他坐在椅子上，缓慢、沉重、疲倦地回答问题，声音似乎是从他的肚子里发出来的。

刘舸说自己消解悲伤的方式是“在各种朋友面前叨逼叨”。住在乔西家，“一起床我就碎碎念，给他们都叫起来。”

“都说什么呢？”我问他。

“一潭死水。”

老翟对这些事习以为常，“嗨，你看他平常说话，就那样，那就是他正常的状态。”他对刘舸“上不了班”这件事没有丝毫的怀疑，“他那种性格的人，就只能玩儿乐队，这是他的一个精神寄托。”

“除此之外，别的事都没太大所谓。对他来说就是有烟抽，有饭吃，有地儿住就行。他可能是我认识的人里边儿最能把这个落实到生活里的人。”

2013年，刘舸接受采访时说：“我想赚一点钱——刚够买香烟和啤酒，我不需要很多。”

刘舸和miemie

他曾总结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缺点是“没有耐心”，父母对他太好了。想要什么东西，立刻就能被满足。但这并未体现在音乐上。2021年5日，在《酷月山》录制的现场，刘舸弹了足足二十余遍《艺女忧伤》，才身子向后一瘫，“差不多了，我估计我就这水平了。”

那是Sleeping Dogs乐队位于地下的录音室，需要下好多楼梯才能抵达，刘舸说那就是“十八层地狱”。

电影还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表述与音乐表达中。在澳洲，他写：“我不管在哪儿都不是一个开心的人，要是我能生活在（银翼杀手）那样的城市里没准会开心一点。”

尽管他用“library music”来定义The Molds的风格趋向，但乐队里没几人能解释清楚这是什么风格，刘舸笼统地描述为“电影配乐都用这个”。如今，这个常被称作“荒野大镖客”的男人，已经很少看电影了，“因为不想进入别人的世界了，累了。”

最后，我把刘舸在整个采访期间一口气说得最多的话献给大家，关于“他最后有没有去煎饼节”：

“我去了，不怎么样。吃了，也不怎么样。那天是最热的一天，太背了，太倒霉了。没什么有意思的，不好吃啊！它不是好多煎饼摊嘛，有那种受欢迎的，排大队，排特别长的队，然后特他妈热，我不可能排那么长时间队买一个四十块钱的煎饼。而且我当时也特饿，随便找了一个没人排队的——然后就一个煎饼嘛，跟普通煎饼没什么区别，二十多块钱一个，说实话还没有他妈的外边煎饼好吃。因为它是二十块钱，它要是比外面的便宜估计我还觉得它好吃点。排大队那个可能真的好吃，但是我真的没机会，所以对我这种悲观的人来说，是不会有机会吃到那种排长队的煎饼的。”

The Molds乐队在乐空间签售，2021

巡演场次

9.10（周五）西安 @西演LIVE·光圈CLUB

9.11（周六）成都 @NUSPACE_纽空间

9.18（周六）广州 @不大空间Enspace

9.20（周一）深圳 @深圳B10现场

9.21（周二）厦门 @RealLive_And_Books

10.22（周五）杭州 @MAOLivehouse杭州

10.23（周六）苏州 @山丘咖啡hillhouse

10.24（周日）上海 @MAOLivehouse上海

12.3（周五）宁波 @宁波灯塔音乐现场

12.4（周六）温州 @盲堂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