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 人间婚恋故事 》，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汪康夫终于收到检察院的回信了。这个消息，他已经等了整整54年。

“我现年79岁。八年孩童，九年上学，七年教书，总共做了二十四年真正的人，之后便是十年牢狱，四十三年喊冤，至今没有见过有罪证据的‘强奸犯’”。

如他所说，自己不是强奸犯，却背负了一辈子的罪名。

事实上，这起冤假错案，在多年前就被各大媒体关注。

如今当事人年近80，终于看到了翻案的希望。

今年8月31日，最高检受理了汪康夫的申诉。

收到消息的他看着自己的日记泪流满面。

这54年以来，他记忆退化，疾病缠身，只能将申诉的点点滴滴记录在日记中：

“在招待所餐厅遇见莲花县的初中同学，他现在是莲花县教研室的教研员，我向他谈了自己的蒙冤之恨，他表示同情。他们都春风得意，而我，恨，恨，恨。”

“我没有强奸女学生。”

“我无愧于社会，却被社会所不容，每遇故人，我便心如刀绞。”

“十年徒刑，罪不在我。这就是我一生的总结。”

“我的遗嘱就是，记得帮我喊冤，我只想清清白白地离开人间。”

除了写日记，从1978年至今，汪康夫还一直写申诉信向各级法院申请复查此案，希望能还自己清白。

不过因为年龄缘故，他只能凌晨两三点起床写信。

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的脑袋是最清醒的。

而且汪康夫一直坚持手写，虽然申诉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每次他都要反复斟酌，多次改动。

“也许这样说，他们就能回复我了。”

面对汪康夫略显幼稚的想法，同乡人宽慰他说，不要再告了，北京的媒体都采访你了，这几年大家也都知道你的为人。

也有人质疑汪康夫说：你不就是想获得国家赔偿吗？

但汪康夫说：“法院原来怎么处理我，现在就应该怎么恢复我，这才是法治社会。”

他想要的，自始至终都是让法律还他一个公道。

或许旁人无法理解，但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明白,当强奸犯的罪名莫名落在自己身上有多屈辱。

就像《十二公民》里的一句经典台词：

“你这万分之一的错误，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更何况，对于一个为人师表的读书人来说，清白真的比命还重要。

时间回到1966 年。

24 岁的汪康夫在江西省莲花县琴水小学任教。

彼时成为老师，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骄傲。

但课还没上几天，他就被公安带走了。

罪名是强奸罪，证据是一份班级女学生的书面证词和 2 名教师的调查报告。

在公安局，汪康夫没有认罪。

“我没有强奸女学生，也绝对相信学生不会乱说。”

但认不认已经没用了。

没有医生检验，也没有受害人的当面对质，靠着三份调查报告法院就定了他的强奸罪：

法院判定汪康夫强奸 2 名、猥亵 10 名女学生的罪行，被判有期徒刑 10 年。

10年劳改很漫长，等到汪康夫出狱时，他已经34 岁了。

同龄人都已成家立业了，唯独他一无所有，身败名裂。

还是老同学帮了一把，让他做了代课老师，月薪三十元，没有退休金。

但是比起工资，名声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村里出了一个强奸犯，这在任何年代都是要被唾沫星淹死的事。

汪康夫不甘心，身正不怕影子斜，怎么就成了强奸犯。

1978 年，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汪康夫决定，要为自己讨一个清白。

他辗转打听当年“被强奸”的女学生的下落，并尝试写信给其中两名学生打听缘由。

结果牵出了一个惊天的消息。

一女学生说：“接到你的来信，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以为你调去别地教书了。”

另一个女学生说：“如果说你强奸了我，我还会嫁的离你那么近啊。”

换言之，两位受害者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对此，汪康夫只觉得魔幻：

“10 年牢狱，被害人竟然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害人，这个罪让我怎么认？”。

这个罪他当然没法认。

因为多年后，当潇湘晨报的记者再次找到那些“受害”女生询问实情时，才得知：

原来当年那些女生都被教导主任叫到办公室谈话过。

有人说她是在老师诱导下写的“歼”字，之后被改成了“奸”。

有人说当时她拒不承认，但对方却回她：“这个杯子就在这，你说没有就没有吗？”

被“猥亵”的10名女生中，有一位叫康国劳，她回忆当时的情况。

“那个老师说汪老师对女孩子有调戏，也包括你。人家说你有就是有啊，这个杯子在这里，你可以说没有这个杯子吗？”

康国劳回复：“没有就是没有。”

她并没有签字。

总之，当初被判定受害的 12 名学生，如今除一人去世，一人未联系到外。

其余 10 人均否认曾被汪康夫猥亵或强奸过。

汪康夫说，不怪她们，当时她们还都是11岁的娃，现在只要有她们这句话就够了。

于是汪康夫开始向法院申诉。

1978 年，他将学生的回信上交法院，结果被判定为串供。

两年后，汪康夫再次向莲花县人民法院申诉，依旧被驳回。

一直到1986 年，吉安中院跟检察院联合调查，结论是立案程序不正常，证据不足，以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构成强奸罪，建议撤销原判予以纠正。

眼看就要申冤昭雪，但最后申诉还是被驳回。

于是汪康夫开始怀疑是不是他申诉信写的有问题，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他每次都要反复斟酌。

只是他想不到，不仅是这三次“申诉有问题”，此后的40多年里，都遥遥无望。

1987 年，吉安中院驳回申诉。

2011 年，江西省高院拒绝接受材料。

2020 年，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该案进行复查，随后又中止审查。

汪康夫说他曾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寄过七八十次申诉信，但都没有得到回复。

因为自己人微言轻。

不过，在后来某媒体的采访中，汪康夫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担忧。

原来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需处中校，在江西农村土改运动中被化为“反革命”。

时代的一颗尘埃，落到他身上，终是变成了一座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大山。

而之所以没有把汪康夫压倒，是因为他有一个力挺他的夫人。

汪康夫的妻子周三英，是在汪康夫出狱那年嫁给他的。

在世俗的眼光中，无论起因如何，面对犯罪问题时，是不可能交付终身的。

更何况，中国还有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周三英成了例外。

事实上，结婚前，周三英就听说了汪康夫的事。

她特意问丈夫：你到底有没有这事？

汪康夫说没有，但凡有一点，我就不告了。

周三英信了，嫁给他之后，再没有怀疑过汪康夫。

在汪康夫为了聘请律师掏空家底后，周三英还把娘家人给的结婚红包拿出来给汪康夫买邮票和信纸。

随后几年，随着律师费上涨，周三英又开始出去卖菜赚钱。

有时候还出去给汪康夫借钱。

汪康夫是人民教师丢不起人，我就去借，反正我“成分”不好。

面对这样“老实”的周三英，邻居一边揶揄，一边劝她算了吧。

日子长着呢，老汪也就这了，你得想想自己，想想孩子。

邻居的话很刺耳但也是实话。

汪康夫、周三英和三个女儿合照（图源：在人间）

尽管周三英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汪康夫的事，她始终为丈夫保留着体面。

但汪康夫的事早已经牵扯到了孩子。

他们的三个孩子只上了初中，上到职高就退学了。

只有最小的女儿上了大学，还得靠哥哥姐姐们供才行。

汪康夫也知道，“如果没有那十年，我至少有能力培养他们到大学。”

可人生偏偏没有如果。

不过，周三英从没把邻居的风言风语转述给丈夫，更没有自己劝说过丈夫放弃。

“没有就是没有，就要坚持到底。”

很难相信这样强硬的话语是从一个柔弱的女人嘴里说出来的。

更难相信，她真的用一生去相信自己的丈夫。

就这样在两个人的努力下，汪康夫的事迹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后，大家也明白了他是被冤枉的。

汪康夫也从“强奸犯”，慢慢变回了乡邻口中的“汪老师”。

但周三英也知道，口碑的转变对汪康夫而言是不够的，他要的是法律意义上的“清白”。

“如果我们在世时没有结果，到时候还是要让孩子们继续申诉。”

这句话里，除了爱，还有肝胆相照的义气。

很多人也表示：他有一个好妻子，这很重要。

是呀，汪康夫和周三英之间已经不仅仅是亲密爱人，也是相互协作的战友。

当爱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他伸出援手。

当爱人需要证明自我的时候，给他信任和等候。

好的婚姻，可以没有钱，也可以不浪漫，但一定要有休戚与共的义气。

如今，79岁的汪康夫，还在家中焦急又无奈地等待检察院继续跟进。

希望这回，他真能得一份清白。

夫妇俩在家中吃饭，家徒四壁

但事实上，情况并不乐观，在8月31日汪康夫收到受理反馈的前5天，他就接到了江西省检察院的一通电话。

对方说，负责调案卷的人在医院住院，暂时无法拿到案卷。

汪康夫问：“那要等多久啊？”

对方说：“这个时间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如今的汪康夫已到了耄耋之年，患有心脏病，检察院让他等，可他已经等了 54年了。

他还能再等多久？

这个教导主任究竟是谁？新闻还在继续跟踪报道，最终的结果也还没出来……

在他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件陈年旧案，但于汪康夫而言，这是用尽一生都难以平复的冤屈。

就像他说的：“我活了 78 年，伸冤 54 年，却只做了 24 年的人。”

如今，周三英又和丈夫一起，开始了怀着希望的等待。

周三英说，如果这次能够还丈夫清白，她想和汪康夫一起出去旅游一趟。

“他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P.S 最后的最后，我愿意尊称汪康夫一声“汪老师”。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似乎一切都是可以用大时代的混乱作为借口，但是每个人承受的苦难和创伤，却是真实存在的。

而他的夫人，则是他在漫长苦难岁月中，唯一的糖。

值得庆幸的是，汪老师的案子已经被最高检关注到，并提醒他补充申诉材料，我们这篇文章，也希望帮助汪老师发声。

还一粒微尘，一个清白人间。

很久之前，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读到了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小孩子的孩子救小鱼，那些鱼被冲上岸，奄奄一息。

他的家人说，你别傻啦，这么多小鱼，你哪里救得过来，谁在乎啊。

小孩子又把两条小鱼送回海里，然后说：你看，这条也在乎，那条也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