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现场
崔灿灿:对话陈丹青(下集)
时间:2019年2月28日
地点:北京陈丹青工作室
崔灿灿:抛开外界的评价,你自己觉得这批模特系列和西藏组图相比是什么样的关系?
陈丹青:不可能比,西藏组画已经不是我的,变成大家的话题了,你讲它,等于在讲大家。我画画时根本不会想到西藏组画,有病啊?
哪天我们这代人全死光了,西藏组图和我一生的画居然有机会放在一起看,又跟别人放在一起看,那时也许比较公允一点吧,现在我可不知道,人不可以提前把自己放进棺材里。
不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可能知道。也不要评价你做的事情,你还没成为旁观者。英国有个大演员,人采访她,问她怎么会演得那么入骨,她说:我怎么知道?
真的。最好的画是糊里糊涂画出来的,我根本想不起西藏组画怎么画出来,就这么画出来了,苦心孤诣画的画都不好。
陈丹青《西藏组画-母与子》56cm×78cm 1980
崔灿灿:为什么呢?
陈丹青:在纽约画的西藏,苦心孤诣,全拧巴了。而且要卖,你会注意镜框旁边的标签有没有红点。没人买,就觉得对不起画廊,人家砸了钱做你。我是中国最早有画廊的人,1983年。可是我在拉萨画西藏组画时,一点没有压力,一张接一张,糊里糊涂就出来了。
九十年代画大型并置,不找画廊,不想在哪展出,一点负担没有,没钱就上街画像。三十年前我就过了功利观,不会为这个焦虑。
崔灿灿:现在绘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跟你的关系是?
陈丹青:就是喜欢,本能。非常快乐的愚蠢。模特一到场,画布搁好了,颜料挤出来,动物性就上来了,瞅着模特,横竖一看,赶紧画,跟五十年前没什么两样,而且我性子急,手快,但画完后就会回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很冷静,心想:什么意思?怎么又画一张?
崔灿灿:在尤伦斯论坛那次你说到很多人是天才型的画家,包括你在《局部》里,天才类似的词用了很多次,我想知道天才真的对绘画来说那么重要吗?
陈丹青:难道不是吗?对当代艺术也重要啊,当代艺术虽然跟手艺没关系,但最棒的几个难道不是天才吗?
天才就是不可解释:怎么这个人做出这件事情来?!在古代,它是指绘画,在今天,它是指一个念头,譬如,杜尚怎么会有一天下午给蒙娜丽萨加了两撇胡子?
不可教,不可学,不可说,不可传递,最后,不可替代,这就是天才。
崔灿灿:是不是一套巫术呢?
陈丹青:很可能啊,随便你用什么词。阿城的说法是所有艺术都是巫,我非常愿意相信他。你当然可以追溯到巫。我很重视为什么绘画早于文字,象形文字还没出现,为什么绘画已经有了,人为什么看到牛,还要画一个牛?为什么?绘画最早的理由是什么?也许就是阿城说的巫吧。
传播学家的说法,西班牙岩洞画是最早的传播,因为那时人跟动物是危险关系,你死我活的关系,我弄死你,就可以吃你,弄不死你,你就把我吃了。所以人为了能够辨认,这是犀牛,弄不过它的,这是羚羊,可以制服,可以吃……虽然几万年前动物名称还没出来,你一旦看见了,要当心。
原来这就是最早的传播,我开脑洞了。但我还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所有小孩差不多最早两三岁,给他一张纸,他就开始乱涂乱画?他连话都不太会讲,为什么想画画?
还有,欧美的绘画完全边缘了,为什么任何颜料店还要排队付钱,还有人要画画,为什么?你不可能成为达芬奇,连个九流小画家都不太可能,但还要画,把花朵或者风景实现为一块布、一张纸,然后很得意——为什么?我不知道。
崔灿灿:在很多绘画里,对象变化导致方法的变化,表述什么主题就会用什么方式。但是你在画模特时,画面方法的变化非常少,至少绘画语言上的变化并不明显。
陈丹青:前面说了,我很早就不关心怎么画。文革当中,周围年纪大的牛逼画家总会教训我:小陈啊,你很聪敏,但你要变,你要找自己的风格手法。
我在心里反对他们,但不敢还嘴。很早我就知道那是徒劳的,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画得好,不是手法。你自以为改变了手法,其实全是别人的影子。八十年代多少人着急改变啊,疯了,人人唯恐没有风格,唯恐不现代——其实都是学来的,抄来的。
所以才有西藏组画。西藏组画就是老老实实学人家。别那么多念头,没用的。
陈丹青《景物》51cm×61cm 1999
崔灿灿:对象本身不会让你有变化吗?当你看到一个繁杂的衣服和一个简单的衣服之间那种关系。
陈丹青:当然,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刚才不是说了吗,每次模特都不一样,姚总会送拿过名次的模特来。
崔灿灿:我在你的人像写生里,看到的感受是非常相似,对象的气息和感受的变化非常小。
陈丹青:我没法知道你的眼光。我不会评价自己的画。但我知道模特是空的,模特期待装扮,变成另一个人。在我这儿,就是去掉叙述性,去掉人文感,去掉表情、性格、内心,只画“样子”。我喜欢英语这个词,叫做“looking”。
我跟所有人一样,曾经热衷时尚杂志,后来几乎不看了,那是我看过最空洞的杂志,那是衣服的广告。所以我质疑为什么要画模特。但只要新的模特一来,还是马上冲动,又想画,我不知道为什么。
写实画家永远期待模特,就像模特期待新的款式。
陈丹青 《同一模特的两种造型》2021年
崔灿灿:但是每次冲动的点都很相似吗?
陈丹青:应该是你告诉我,我无法评价我的画。有一次梁文道在我手机里看了这批画,他说你这不是写实主义,你在找你要的一种感觉。我说是啊,但我无法告诉你我要的是什么感觉。他说,你跟刘小东比,他真的在画现实,你不是在画现实,我说我画的是什么呢,他说找时间再聊。
陈丹青《红色西服》 210cm×230cm 布面油画 2017
崔灿灿:我觉得你画的都是“静物”,无论是模特还是书,几乎是无生命体,很强烈的无生命体的感受。但是你又那么喜欢刘小东,刘小东试图把每一株草、每一个东西都画的活生生的现场感。这样的话,写生对你来说不就是变成一个图像吗,如果那种现场感不被强调,那种写生其实跟画照片的有什么区别?
陈丹青:当然有区别。你不画画,不会注意。连图像也千差万别,根据图片画的图像,生造生编的图像,无穷差别。
写生类的图像又有千差万别。我属于老一套美学,就是从马奈,顶多到早期现代主义,那是最迷人的一段。我甚至偷偷弄一点立体派的意思,不画画的人不太看得出来。
崔灿灿:你在看对象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深入吗?前面说你作品的感受的都很相似,假如我们说绘画深入的点有八度的话,好像每次你画到四度左右就停了,不会有一张突然细节特别多,推敲特别深入。
陈丹青:我不再考虑深入,而是放开。我嫌画得不够简单,不够率性。再有,我画画很快,一画慢的,仔细的,就画得不好。
我的问题在别处。什么问题呢?我还是想画所谓创作,但不知道画什么。
所以我佩服小东,他到古巴、到以色列,总会找到叙述点,我找不到。奇怪的是,我不太在乎,不着急找,你去找,已经不好了,必须有一天爬起床来有这个冲动,某个意象纠缠我,我一定要画出来。年轻时我有得是这种冲动,现在我没有。
我太早告别了那个时代的创作教条,太早告别愚蠢。创作必须愚蠢,就是说,你得满脑子全是你要的那幅画,全世界都是你脑子里那幅画,那是幸福的经验,我失去这种幸福了。
崔灿灿:你刚才讲到你对绘画的方法其实放弃了很多。
陈丹青:不叫放弃,是看法变了。
崔灿灿:从个人的角度没有兴奋点吗?
陈丹青:有啊!你还是不了解画画的人。画画永远是兴奋的,非常非常兴奋。我很久没像最近这么兴奋画写生,前年画了一批意大利人,去年画了一批英国人,不兴奋不可能画画的。五年来画了一大堆,都没地方放。
崔灿灿:看你画面有大量的留白,是你觉得要表述的东西已经结束了,背景不需要再画什么了?
陈丹青:写生不太有条件让模特多次来,他们有别的活儿要干。通常一两个下午必须完工。其次,模特站的背景很杂乱,不好看,不值得画,第三,我越来越喜欢未完成的画,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再就是可能跟画书有关,一开始那些书是带背景的,一块布,一个杂物,后来发现太傻了,回到最单纯的图式:就这本书,旁边什么都没有,画人物写生时,这个方法给带过来了。
陈丹青《60岁的自画像》布面油画 138cm×92.5cm 2014
崔灿灿:我在你画室里看到一张非常特殊的画,你的自画像,你说是你60岁左右时画的。那张画的气息,跟你这几年画的气息完全不一样,那种情绪的饱满和感觉,不再是模特和书里的无生命体。你那张自画像里面的生命体非常强烈,是因为画自己的原因吗?因为你选的那个构成,还有那个眼神?
陈丹青:任何60岁的脸都是可读的,你给我找个60岁的家伙,我就会画出那种感觉,近年我画的都是年轻人。
在英国和意大利画的写生比较有内容,他们是寻常人,不是模特,你知道吗,模特真的就是模特。
陈丹青《白衬衫》布面油画 2017
崔灿灿:我对你画的书和模特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作品里有两种模特,某个写生对象叫做“模特”,你画的,又是一个“时尚模特”,你选择了写生对象里最空白、最乏味的对象,最具有表面性的。就像绝大多数人看画册会被中间的画面所吸引,会觉得两边的白纸都是空白乏味的,而你却看到白纸和书本身的质感。所以无论是模特也好,还是书也好,在我看来是你选择了写生的反题。
陈丹青:你知道徐累吗?他是很厉害的批评家,我愿意听他说话。九十年代他最早看到那批静物,是少数几个肯定我的。1998年他帮我在南京办过第一次静物展览,小范围的,顾丞峰看了说,陈老师你怎么画的这么差,这么空洞。徐累就说,别听他的,这批东西很好,我说我就是想写生呀,他说,你这批画是反写生的。
很有意思。我自己都没想到,现在你说这是写生的反题,那你说这是什么题?人不该评价自己的作品,作者是最糊涂的那个人。
陈丹青《稍息》180cm×160cm 布面油画 2017
崔灿灿:从西藏组画,到现在的模特,有点像个人对个人过去的拒绝和放弃。如果从这个历程来说,有点像当代艺术的自我拒绝,就像极简主义的形式冷漠和绝对规训对罗思科的大澎湃的反击,形成了一次对抽表的复仇。直到勒维特的出现,就要画最枯燥,最没有生命体和指向性的,观念完成了对形式追求的再次复仇,这次要比极简主义更彻底。上次我们聊到“退步”这个概念,很多艺术家不愿意退步,庞大的个人精进感和历史野心指引着他们,自我是建立在与历史绑定的一个关系上。当我看到你作品的几十年的变化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种选择性的“退步”,是你这么多年通过各种知识和经验的激烈,对绘画这件事的认识论的改变。
陈丹青:“观念完成了对形式追求的复仇”?!你的话非常理论!我希望你说得是对的,我得好好消化。
我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像所有酷爱画画的人一样,我一直傻画,知道没价值还在画。可是另一面,我从来怀疑我做的事,同时呢,不在乎我做的事——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我讨厌看到一个画家非常欣赏自己的画,牛逼烘烘。可我又羡慕这种自我欣赏,那是愚蠢。前面说了,愚蠢是幸福的。每天画完我会短暂地得意,像年轻时那样得意,可是很快就没了。
陈丹青《面纱》布面油画 180cm×160cm 2017
崔灿灿:我在跟你的谈话聊天过程中发现,你是很少自我感动的人,很多老先生说话时有非常强烈的自我神圣化和自我感动,很强的悲剧英雄意识。但是你也看悲剧小说,很多人把悲剧小说当做自己一生的宿命,特别是五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有很强烈的悲剧情节。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谈写作,谈你的公共言论,谈的很多东西,你不把它谈的像那种中国式的传统,要说这就是一个修为,日常的事,没有好坏。但是你谈的,我们说怀疑也好,说不屑也好,你生活中每一个模块都像在平等的有趣。
陈丹青:是吗,我不知道。自我感动?有什么好感动呢?
我年轻时见到老先生慷慨激昂,就想赶紧逃走。慷慨激昂其实是伤感主义,伤感主义呢,就是煽情,煽不了别人,煽自己的情。
到纽约看一大圈,我要在画上排除任何煽情。我画并置系列非常冲动,但呈现出来一定要冷。绝对不能在作品里哭,或者笑。我画书,因为它没有表情,表情是页码上那张图,不是我的“表情”。画模特也这样,我不是在画美男美女,那是一堆笔触。
可是很奇怪,我对别人的画忍不住热情,看小东的画我激动的要命,很多人的画,还有电影,我看了激动好久。
陈丹青《红鞋》布面油画 180cm×160cm 2017
崔灿灿:你在文章里说你对弗洛伊德的看法,你说九十年代觉得还不错,后来就没那么喜欢了。
陈丹青:他的回顾展我看了会儿就走掉了。每张同样好。视觉会疲惫。最近我又慢慢尊敬他,在英国看了他早期的东西,还是厉害。我喜欢他,因为他骄傲。我喜欢骄傲的人。你知道,我喜欢木心,他太骄傲了。
骄傲不是看不起别人,而是相信自己。咱们当代艺术让我沮丧的是很少骄傲的人,顶多是狂徒。至于40后、50后,哎呀,说着说着就自己来劲了。
陈丹青《造型设计师谢星》布面油画 220cm×400cm 2017
崔灿灿:很多人上了年龄之后,会有一种努力的平衡感,那种试图拼命的平衡自己,其实很可怕。
陈丹青:有意思。你说的“平衡”是指什么?
崔灿灿:比如在你身上,如果你努力去平衡你的写作、绘画,还有你的言论,你做的节目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像中国传统人说的那种要知行合一也好,怎么样也好。一个人开始平衡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有点要死不活的那个劲了,有点像很多导演,其实他们一生都在平衡,我到底是做商业片,还是做文艺片,来回去把握这种关系。比如刚才我们聊的一样,你对别人作品的评价系统是非常苛刻的一个评价系统,但是你在你自己的作品里又非常放松,你不去建构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人要做到那种一致的话,其实就变成每天要拉扯自己,来回拉扯。
陈丹青:我得想想,平衡自己?还是不太明白。我持续写作,一是因为喜欢,二是老有人叫我写,但不是为了平衡。我并没弄到快要倒下去,站不稳了,干嘛要平衡呢?
崔灿灿:很多人是在拼命平衡自己。
陈丹青:权衡利弊吗?
崔灿灿:对,他的权衡利弊还不是来自于自我,不是来自于利益。而是来自于人设,他其实一直处在既不是这般,又不是那般的状态中,但是他一直想把自己整一化。在很多艺术家身上也很普遍,比如当代身份的焦虑上,努力在平衡自己,特别努力。但如果很坦然的说,我反正就做绘画。但很多画家一直在补漏,他原来画的很好,但他不满意只是画的很好。他或许在证明某种东西,证明自己很当代,“过时”这个概念会让画家坐立不安。证明一定程度上就是平衡,试图在平衡自己的身份认定。
陈丹青:这不叫平衡吧?又是个用词的问题。我喜欢看别人的优点,任何人的优点我都敏感。嗨,太多人对身份焦虑啦。焦虑啥呢?为什么不相信自己?
崔灿灿:身份焦虑。比如我一开始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很多人会有强烈的身份焦虑,那个身份焦虑是,他需要他的人设不断完善。
陈丹青:人设是指社会关系吗?
崔灿灿:不是,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理想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自我和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设定。
陈丹青:哈!那我的“人设”是“知青”。我内心的反应都是知青式的。
陈丹青
崔灿灿:你做《局部》的时候,你的那些稿子都是自己提前写的?
陈丹青:最长要写15天,两三千字,打磨来打磨去,现在这个长一点,每篇四千字左右,至少写十天,我很认真的,说起来你不相信,我每做一件事,根本不知道能不能做,我要很久才进入情况。
崔灿灿:我特想知道你写作的方法是什么?
陈丹青:我不知道,也许有吧。
陈丹青《蓝沙发》2017年
崔灿灿:中间会卡壳吗?
陈丹青:一天到晚卡壳。
崔灿灿:你怎么解决卡壳?
陈丹青:硬写下去,或者放弃算了,写另外一篇。我同时几篇稿子在写。我对词语太在乎,可能变成缺点了。词语不舒服,意思一定不舒服,只能重写,写到自以为舒服。其实人家一下就读完了。
崔灿灿:我看过一些你的书,挺羡慕你的状态,写的那么直白。我写作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老想修辞,老觉得有一种好文章。
陈丹青:我多么想写的直白。你知道吗,直白是推敲的结果。
崔灿灿:你写的很直白,那种短语用法我觉得已经非常直白了。你能放弃一些东西在写作里面,我觉得太难了。我昨天晚上看你在苏博写的那篇文章时想到自己,我写东西最大的一个尴尬就是我老觉得一个事还有很多点要说,所以我的句子越写越长。
陈丹青:别担心,我刚开始写作也这样,阿城教我,他说你不要试图在一篇文章放这么多见解,顶多放一个见解,就可以了,另外的好见解放到下一篇文章,取另一个题目。我到现在还是做不到,但比以前稍微好点。
崔灿灿:我觉得你直白的原因是我喜欢看你的文章段落和段落之间的关系。
陈丹青:对啊,我很在乎分段。这是写作的快感呀。
崔灿灿:看那些段落的时候,我特别怕逻辑切过去。我有的时候五六段都在说一件事,因为我总觉得那个逻辑要顺。但是很多时候,我很难把握那种转出去的感觉,比如我昨天看你那个文章,你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很快提到另外一件事就转出去了,但是我不太会这种转。
陈丹青:你应该会的,慢慢会的,我早先跟你一样,一段一段都讲这个意思,很密,还嫌没讲够。后来慢慢改了。这是技术活,有方法的,问题是,你得会判断。现在你知道问题了,就会改变,你放心。
陈丹青《彩衣与纱裙》布面油画 180cm×160cm 2017
崔灿灿: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展览?因为你展览非常少。
陈丹青:是,很少。办展览就是脱裤子,干嘛老脱裤子呢。有两类展览我会参与,一类是帮朋友,他们不太有机会,我就陪着站场子,另一类,比如中国油画院,他们给我使用带天窗的画室,你总得在院子里办个展览给学生看看。好在这类展览几乎没人知道。
但我劝年轻人一定要办展:你画了画,得拿到陌生场合挂起来,你的好处,缺点,上了展墙会冒出来。尽可能别参加群展,除非有绝佳策展人。眼下的群展都是摆摊儿,跟超市差不多。
接了木心美术馆,倒是给乌镇每年办起展览来,多数是手稿和文物,尼采、莎士比亚、拜伦、伍尔芙、王尔德、古波斯抄本,都借来了。真是荒唐,我没读过这些人的书,可是我亲自设计海报、手册,我忽然很喜欢设计。有个当地小伙子阿涛帮我在电脑弄,现在他也能自己设计了,弄得很好。
你相信吗,我能够策划很有意思的展览。但是荒唐,我从未想到有一天干这种事,包括《局部》。
来源:艺术野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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