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教师鸣冤55年：“我没有强奸女学生！”|受害者|女学生|强奸|强奸犯|猥亵

“我没有强奸女学生，没有猥亵。”

这句话，汪康夫反复说了55年。

他曾是江西的一名小学教师，也是“强奸犯”。

如今他79岁，疾病缠身。

比起病痛，“强奸犯”这个罪名更让他备受折磨。

他倾尽全力，只想讨回清白。

可鸣冤五十余载，都未果。

他写下最后的遗愿：

“我希望还公道于我。”

终于，8月31日，汪康夫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回复：

材料收悉，正在审查中。

这是坚持申诉43年，换来的最新进展。

尽管再绝望，汪康夫依然相信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这一次，他能否讨回清白？

他不敢细想，也想不明白：

“受害者都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这个罪让我怎么认？”

1966年5月16日晚，汪康夫突然被告知：

“公安局的人要带你走。”

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带走了。

到看守所后，工作人员责令他老实交代“罪行”。

他觉得莫名其妙。

工作人员问他：“你有没有强奸学生？”

他回答：“没有。”

在之后的多次审讯中，他坚定表示没有强奸。

1966年10月19日，判决书公布。

被告人汪康夫在任教期间，道德败坏，品质恶劣。

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上半年，先后不择手段，进行强奸女学生2名；猥亵女学生10名。

一审判决汪康夫有期徒刑10年。

消息一出，众人唏嘘不已。

更多的是错愕。

“汪老师的为人和教学水平，大家都很认可，怎么会干出这种事？”

同样错愕的还有汪康夫自己。

他不认罪并上诉。

同年12月30日，二审维持原判。

他在二审宣判笔录上再次写下：

“我没有强奸女同学。”

当时，汪康夫24岁。

年轻时的汪康夫

减刑一年，他度过九年的劳改生活。

1975年，他出狱回家。

家还是那个家，只是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

一如身为子女，没能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

又如作为教师，却背上“强奸犯”的罪名。

遭人唾弃，被千夫所指。

他咽不下这口气，决定申诉。

只是没想到，申诉之路会长达50多年。

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周而复始。

甚至大多时候，申诉信石沉大海。

他总担心，会不会是哪里没写明白？

于是，一字一句反复修改。

他给案件中的“受害者”写信，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很快，“受害者”回信了。

信中的内容，又给他以重重一击。

一名“受害者”在信中说道：

“收到您的来信，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以为您调去别地教书了。

如果法院认您强奸了我而判您10徒刑，这真是可怜。

您和我确实无谣情，我可作铁证。”

另一名“受害者”则表示：

“这是冤枉，冤枉，大冤枉！没有就是没有，不能乱说。”

也就是说，连“受害者”都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

这让汪康夫惊讶不已。

2020年，“受害者”们纷纷站出来帮他作证。

她们已高达60岁。

谈起当时的情形时，她们均表示不知自己是受害人。

当时有人把我带到学校办公室，拿出一份手写材料。他们问我看懂了没有，我说没有，他们就要签字，我就签了字。

有个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硬说我与汪老师有不正当关系，要我写检举材料，我不肯写，她说不写就不准回家吃饭，我看到桌子上有同学写了检举信，我照抄了一份。

当时不知道写什么，就按照老师说的写，记得最后一句是“他强奸了我”，当时写的是“歼”。

一位女老师把我反锁在房间，让我写有关汪老师的材料。我写不出，连续被关了好几天，每天很晚才回家。

学生们的证词，让汪康夫看到希望。

他更加坚定申诉的决心。

同时，他还要找到当年参与调查、负责收集证据的两位老师。

她们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

在媒体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其中一位。

她表示：

“我找过女学生谈话，但女学生并没有说过强奸她们”。

种种证据摆在面前，汪康夫如鲠在喉。

他心想，连参与调查的证人都发声了，这下能申诉成功了吧。

可哪有那么容易。

从申诉伊始，直到2020年，他写过几百封申诉信。

全部叠起来有7.5公斤重，累计超过120万字。

他把申诉信投向当地法院、检察院，再到江西省高院。

可每一次的回复都是：

“证据不足。”

“时间太长，档案材料不齐全。”

他还先后聘请过6位律师，最后都不了了之。

记者曾问他：会担心身体熬不到重审那天吗？

他说：

“担心，但也没必要过于担心。

如果我突然死了，我要告诉我儿子，继续喊下去，一直帮我喊下去，

这就是我的遗嘱。”

看到这句话，我五味杂陈。

他浑身是病，却一心只想要清白。纵使身体每况愈下。

当初9年的劳改生活，他患上严重的胃溃疡和肾结石。

出狱后，情况恶化，会经常胃疼、便血。

有一次，他直接晕倒在地。

家人到处拼凑才凑够150元，打算送他去检查。

他拒绝了。他想用这笔钱来请律师。

对他来说，身体上的疼痛不算什么。

心理上的疼痛，才致命。

他经常躲在房间里，极少与外人交流。

街坊邻里以为他“做贼心虚”，对他恶语相向。

一看到他，就骂“强奸犯”。

他总是沉默，从不辩解，任由被羞辱。

回到家里，默默写下：

“我绝不轻生，只要公理不灭，冤情终将大白。”

当被问及“申冤”路上，最失望的是什么时候？

他说：

“好像一直都处在低谷中，没什么高兴的时候。

因为这个罪名，他忌惮与人交好，害怕连累他人。

别人都觉得我清高，其实我是自卑。”

这一路很难，庆幸的是，有个人来到他身边，坚定不移地支持他，陪着他。

知他清白，懂他不易，倾尽所有保护他。

她就是汪康夫的妻子周三英。

当时，周三英知道他的“事迹”，但她笃定：

“这也是个苦命人，他一定不会欺负我。”

两人义无反顾结婚。

婚服是借的，办酒席的钱是借的，连家里的碗筷也是借的，可周三英不在乎。

婚后，他们一起种菜，等成熟了就挑去卖。

每一次，汪康夫都挑最重的担子，快速把它挑回家放好，又出去接过妻子的担子。

他舍不得妻子劳累，把妻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但看着他的申诉信一次次被驳回，妻子动摇了。

她觉得有必要摊开聊聊这件事情。

她问道：“你到底有没有？”

他回答：“真的没有，但凡有一点我就认了，何必再把事情翻出来？”

她信他，毫无条件。

“既然没有，那就申诉，我支持你。家里的事不用你管，我都能担当。”

她说到做到，包揽大部分农活，把家打理得井然有序，并照顾4个孩子。

汪康夫则坐在书桌前整理资料，写申诉信。

十年如一日，从青年到老年，从意气风发到耋耄之年。

这让周三英彻底相信丈夫：

“一个真正蒙冤的人，才会如此在意自己的名誉，才能在长久的无望里坚持。”

申诉需要用到大量资金，可家里没有一分积蓄。

只能靠周三英出去借。

能借的地方都借，不顾脸面，也从没有一句怨言。

可孩子们渐渐长大，开销越来越多。

大女儿看到家里揭不开锅，主动提出来辍学。

周三英不答应，可始终拗不过女儿。

当全家人为生计犯愁时，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

同村小学校长邀请汪康夫去当代课老师。

他答应了，但吃一堑长一智，在课堂上，他变得比以前沉默。

一下课，他马上回家，尽量避开人群。

他的教学成果很出色。

一度获得“全县小学语文最佳一堂课一等奖”，还公费去北京旅游。

这一生，除了申诉，他从不在其他方面花过钱。

可这次北京之旅，他买了一件背心送给妻子。

他笑着说：

“对她不是喜欢二字了，是爱，是依赖。”

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相伴一生。

也是从那时起，乡邻改变了对汪康夫的态度。

从羞辱到赞赏，从“强奸犯”变回“汪老师”。

申诉还在继续。

大家都劝汪康夫放弃，不要再挣扎了。

他说：

“我只想能堂堂正正活在阳光之下，他日清清白白离开人世间。”

在清白到来之前，他一直恪守心中的“界限”。

有一次，他和“受害者”见面。

“受害者”紧紧握住他的手，哽咽着说：

“汪老师，你还好吗？

老师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六十多岁了。

汪老师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都是污蔑。”

说着说着泪流满面。

汪康夫安慰她：

“我不怪你们，那时还小。”

她让汪康夫到家里坐坐。

他拒绝了。

“等到我重新做人的时候，我再去坐。”

对于“受害者”，他从来没有责怪，甚至还偏袒她们。

当时，“受害者”出来澄清时，遭到网友的咒骂。

汪康夫第一时间站出来发声：

“她们不是有意诬陷我，她们是无辜的。请不要攻击她们。”

当初因几张所谓的“罪证”，让他在狱中煎熬九年。

他要用一生来清洗泥渍，却舍不得学生受一丁点“伤害”。

雪上加霜的是，他还患有心脏病。

2015年，他备好了和妻子的棺木。

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只要活着一秒，就要申诉到底。

55年来，他在日记中记录下点点滴滴。

其中，有一段话，令人无力且悲痛。

我活了 78 年，伸冤 54 年，却只做了 24 年的人。
全家节衣缩食供我申诉，孩子们连冬天的鞋子都没有，母亲、妻子有病也只好拖延不治。
要说我有罪，这才是我的罪啊！

在招待所餐厅遇见初中同学，他现在是教研员。
我向他谈了自己的蒙冤之恨，他表示同情。
他们都春风得意，而我，恨恨恨。

我无愧于社会，却被社会所不容。
每遇故人，我便心如刀绞。
十年徒刑，罪不在我。

汪康夫的一生，愧疚而绝望。

一位人民教师，本该受人尊敬。

可他的一生被毁了。他的子女，因贫困纷纷辍学。

这个“罪名”，毁掉的不止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

可反观那两位“逼迫”学生写下举报信的老师呢？

一位在北京，衣食无忧。

记者采访时，频频被她女儿打断。

她女儿说：

“我妈是老年痴呆，她说的一切都不能相信。”

另一位移居广东。

记者给她打电话，她儿子得知其来意，立刻挂断电话。

时隔多年，她们仿佛已经把汪康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