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很多种读法，有人主张读书要有所选择，有人主张读书无禁区。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读才是合适的？

当然是读书无禁区了。虽然书籍有很多门类，也有很多种写法，有好书也有坏书，但是人们读起来不会有什么大方面的选择。一般读书的人并非汉语言文学专业人士，而是识文断字的人，只要能认识字就能读书，没有什么禁忌。倘若一个闲人，手头只有一两本时尚刊物，那么，他能读的书也就这几本时尚刊物了。有人摸不到书来读，只要遇到书本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精神资源也匮乏，书本奇少，那些喜欢读书的人只要能摸到书就读起来，就连一份破旧的报纸都不放过，把上面的每个字都读一遍，还要分析一番。没人要求读书人去读什么，读书人可以自己选择。就是读了一些禁书，读书人只要不说，别人也不会知道的。

书籍是文化产品，传播知识和文化，按理说不应该受到封禁。但历朝历代都有违禁书发布，而且违禁书的认定规则不一定，在一个朝代禁止一些书籍流通，但在另一些朝代却可以让这些禁书流行。《水浒传》、《红楼梦》都曾经被当做违禁书籍，后来才解禁，允许公开发行。那么，读书是不是具备时代性？

当然具备一定的时代性，但在一个时代发行的书籍都有很宽广的范围，虽然受到时代的限制，但读书人仍然可以搜集很多方面的书来读，除非统治集团真的禁止了一些书籍的流通。读书人找不到了，当然也就读不到了。那么禁止某些书流行的统治者会不会弄错？当然会弄错。他们总是有种自己认为的思想在作怪，认为某些书籍会出现问题，会危及统治，会对人们形成不好的影响。于是，他们就要把某些书籍列为违禁书籍，不允许流通。但违禁书籍只能禁得了一时，不能禁得了一世。也就是说，统治者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有着严重的自恋倾向。

那么，读书是不是就应该按照统治者要求的那样去读呢？当然不必。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只要法律允许就行，而且读的书越多就越能增长知识，还能增长才干，甚至会一通百通。毕竟，很多门类的道理是相通的，并不是封闭保守的。庄子的《庖丁解牛》能借用一个厨师的口说出大道，而做买卖的商人却能够通过和别人沟通获得一种人际关系学的学问，科学家带领团队搞研究，不但具备专业技术知识和素养，而且还会学会获得管理学的一些知识和能力。读书也是如此，读社会学的书会对人文学科的书触类旁通，读着读着视野就宽广了，也就能吸收更多门类的知识了。社会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都有内在的联系，甚至科学和艺术也有内在的联系，并不能截然分开。读书就要扩大阅读面，只要自己喜欢，能看懂，就要不停地看下去，相当于自学，总有成才的一天。民国时期，沈从文、钱穆两位大师都没有大学文凭，但都到了北大教书。他们自己读的书已经够专业了，也绝对可以成为大学老师。读书尤其是读人文学科的书，只要读下去，就会逐渐深入，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不停地读下去，也能获得很多专业知识，要是能写出一部专著来就名声大噪了。理科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有时候靠自己读书自学并不一定能学会，也不容易成为某一门类的大师。

读书只要认真，就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古人讲“开卷有益”，说的是只要读书就会有好处。毕竟书本知识属于间接经验，人们可以通过吸收和借鉴这些间接经验免去实践的成本，直接获得经验，方便快速。但也要有鉴别，有的书本表达的那些东西并非全对，甚至完全错误，读书人要有鉴别地吸收，或者作为反面教材来看，也未尝不可。人们的认知系统具备相对性，并非绝对存在。所谓的正确和错误只是主流意识形态判断之后的结果，但主流意识形态也具备相对性，不具备绝对正确性。这就是一些朝代禁止某些书发行，但另一些朝代却完全放开的原因。

读书多了，人就会变得聪明一些，视野开阔了，认知系统也就开放了。毕竟，人的认知系统也是具备相对性的。以前认为某些书不是好书，等到读书多了，就会发现以前的观点错了，以前认为不是好书的书现在成了好书，读起来如饥似渴了。相反，以前认为是好书，现在却认为不是好书了。当然，还有三次至四次反复，完全推翻以前自己的观点，重新审视和接受一本以前认定的坏书或者好书，当然也就使认识有所提高了。

如此来看，读书无禁区，不然只会固步自封，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被自己的观点所左右，其实还是被认知局限牢牢框定，不能有所突破了。要是敢于冲破读书禁区，就会逐渐消除这些限制，变得睿智起来。

如果谁提倡读书有限制，那么谁就是限制，应该越过他，自己去读，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冲破权力和自己的限制，会获得阅读的自由，进而获得人生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