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地方财政研究》2021年8月
摘要：中共建党百年以来，从救中国到发展中国，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继而也致力于为全人类进步的宏伟蓝图而奋斗。党领导的财政工作一直是我党事业的重要保障和支撑，历经供给型财政、生产建设型财政、改革开放后的分权型财政的演变，又进而明确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和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创新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基本经验有在理论层面可总结的“四论”：基于“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人民中心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济—财政系统论”；基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宇宙观的“财政发展阶段论”；以及基于共产党人“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宽广胸怀的“财政工作专业论”。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将在继往开来中更为成熟、坚强、卓越地作为“核心力量”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事业，在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继续深化改革，在新时代坚持与贯彻大局意识和系统思维，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并以中国特色“大国财政”结合创新型“数字财政”支持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贯彻落实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内嵌于党的事业的国家财政事业的蓬勃健康发展，不断增进中国人民与人类社会的福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财税改革；党史；财政史
一、引言
诞生于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100周年纪念日。回想当年，正是在推翻帝制而“走向共和”无方、亿民彷徨、振兴无绪时，我党横空出世，决定性地改变了历史进程，从一个初建时仅十三名代表和全国共计不足百人小组织成员的弱小政党，于28年间率领人民革命成功而建立开创“站起来”时代的新中国，又经过奋发进取和曲折探索，党领导下以改革开放“大踏步跟上时代”迎来了“富起来”的超常规发展过程。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对福建地区考察时强调，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1]。中共建党百年以来，从救中国到发展中国，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继而也致力于为全人类进步的宏伟蓝图而奋斗。历史上我党领导的财政工作，一直是党的事业的重要保障和支撑，在党诞生之后的奋斗的过程中，依次经历了供给型财政、生产建设型财政、改革开放后的分权型财政的演变，又发展到明确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和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创新目标。革命战争时期，财政工作主要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提供给养保障，呈现出典型的供给型财政特征。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及时地以供给型转为生产建设型为主；从采用统收统支财政体制运行开始，亦积极探索分权举措，实行了总额分成等分级财政体制，引领和支撑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各项生产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财政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基本路线而服务全局，胜利地支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江山鼎革“推倒三座大山”，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的各项任务实施，并在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迈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以后，一直到中国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建立及其后的深化改革，党领导下开展了国家与企业丶中央与地方、公权体系与公民分配关系的积极创新探索。
本文认为党领导的财政工作在中国以渐进性为显著特点的改革进程中，可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渐进中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以财政作为宏观治理中解锁“高度集中体制”的重要突破口，通过行政性分权来实现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逐步推出，从而实现推动宏观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与此同时实现对自身职能向公共化方向转变的探索。从1978年下决心推行改革开放伊始，一直走到1992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这一个时期是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个较长时期的量变积累期或重要试验期。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是，自1992年中国确立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继而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和完善的新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党领导的财政工作相应地在1994年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性分权制度改革，建立了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框架。以此为标志，党领导的财政工作合乎逻辑地更为聚焦公共化目标，这一目标将弥补市场失灵作为主要工作重心，同时辅以随着改革深化以增量拓展或存量结构性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相关措施，持续地完成传统体制职能的退出、间接调控体系的建立以及对改革进程驾驭相关实力与能力的提升，不断实现着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促进、配合与支撑。
财政作为政权行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相关工作，一直是服务于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与国家建设的。建党百年之际，也正值“两个一百年”交汇的时间节点上，本文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回顾，试以学理思考而将其中的基本经验作理论总结，并对未来财政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如何继续发展作出前瞻。
二、回顾：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奋斗及领导财政工作的历程与成就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世纪前期，正值中华民族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中推翻了千年帝制却“走向共和”无方之际，党以《共产党宣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为初心，落实于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奋斗宗旨，在其成立后的28年间，创造性地取得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革命路线的胜利，由星火而燎原，取得全国政权。自八一起义、秋收起义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红色政权开始，较完整形态的财政工作，就成为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支撑条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以来，72年间作为执政党而推进国家全面建设，党领导的财政工作，又不断对中国发展全局作出贡献。可从如下四个层面来概括地回顾我党诞生、奋斗及领导财政工作的历程与成就。
（一）内忧外患救亡图存中，推翻帝制而共和无方之际的建党——历史长河中“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在上海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正式开幕的，最后一天的会议还因为巡捕搜查而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正式宣告了党的成立。这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意义非凡、伟大而影响极深远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习总书记指出，我党成立的意义可总结为“三个深刻”，“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2]。
我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其严峻的背景：自英国首先爆发工业革命以后，中国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落伍，只是在清朝封建帝制封闭锁国的统治之下，对此浑然不觉，甚至还陶醉于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景象之中，殊不知与世界上先进经济体相比已然日落西山。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度”颓态毕现，一路积贫积弱，下滑在被欺凌、被瓜分的危局中，陷入列强环伺、内忧外患、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境地。在经甲午海战惨败、戊戌维新速夭、八国联军洗劫之后，转入20世纪的百年间，终于有三件大事依次发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继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胜利而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正是在推翻帝制而“走向共和”无方、亿民彷徨、振兴无绪时，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决定性地改变了历史进程：一个初建时仅12名代表和全国共计不足百人小组织成员的弱小政党，却于28年间率领人民革命成功而建立开创“站起来”时代的新中国，又经过奋发进取和曲折探索，党领导下以改革开放“大踏步跟上时代”迎来了“富起来”的超常规发展过程。
正是在改革开放之中，中国人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谨慎乐观的前瞻：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期盼和为之献身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已经“从未如此接近”；党领导人民迈入“强起来”新时代，继续推进的中国改革开放正在为古老中华更有力地注入新生活力，同时也将强有力地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世界。
（二）以《共产党宣言》“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为初心，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党的奋斗宗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为路线，由星火而燎原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论述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所在，而落实到中国场景、中国实践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4]，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以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革命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新民主主义为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认识到“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又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5]，经过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28年的时间，终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而改天换地，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自八一起义、秋收起义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红色政权的财政工作成为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支撑条件，财政形态与体制经历与时俱进的各阶段变革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撰写的决议当中已明确提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5]，随后又在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当中，特别提出“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实际上，自八一起义、秋收起义之后，我党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开始，财政工作就已经成为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支撑条件。由井冈山时期而至今，从功能逻辑上来观察，财政工作对我党事业的支撑，依次历经了供给型财政、生产建设型财政和改革开放后的分权型财政的演变，直至确立公共财政和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如图1所示）。
革命战争时期，财政工作主要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提供给养保障，呈现出典型的供给型财政特征。财政收入来源方面，在井冈山初创时期，“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5]，以后，遵循财政运行规律注重发展生产而由经济支持财政；至延安时期，明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为稳定国民经济、医治国内战争创伤、支持迅速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和应对旱涝等灾荒，（“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收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人民政府组织了对灾民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6]），党领导下实行了统一财经新体制，并在此基础上以财政发力推动了国内百废待兴的经济社会生产建设工作，比如“大规模的水利建筑工作”、“救济和安置事业人员”、“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在东北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6]等等，较快对接到以“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求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及时地以供给型转为生产建设型为主；从采用统收统支财政体制运行开始，亦积极探索分权举措，实行了总额分成等分级财政体制，引领和支撑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各项生产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以后，一直到中国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建立，党领导下开展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以及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积极创新探索。首先，在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方面，开启了分权型财政探索之路，依次经历了1980年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1985年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1988年至1993年的多种形式包干制，直至走到1992至1993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终于在1994年实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分税制配套改革，以适应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客观要求。其次，在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方面，1978年至1982年间，探索了企业基金制和利润留成制试点，接着在1983年至1985年间，由点到面、由易到难完成了两步“利改税”，并在1987年至1993年间，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与股份制改革试点，以及“税利分流”试点，并自1978年以来，不断探索国企财务会计制度的恢复重建与改革[7]。1994年中国建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后，又在财政深化改革中积极推出了过渡期转移支付、部门（综合）预算管理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收支两条线”及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和信息化管理改革等。
1998年至2008年间，中国财政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导向下将“公共性”、“均等化”、“规范化”等基本原则与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念结合，使分税制财政体制继续深化，推进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实现了“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和中央增收全部用于中西部转移支付，并促进企业公平竞争）；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长效机制得以建立，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得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施行，多项税制改革（包括取消农业税等）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推出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积极实施。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以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又引出了作为基础支撑的“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8]。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完全符合学理的严谨表述——作为政权体系“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执政党领导下的财政事业，处理的是公共资源配置问题，而公共资源配置的优化，一定会拉动和影响整体资源配置优化。财政预算体现国家政权活动的范围、方向、重点和政策要领，以“钱从哪里来，怎么来？用到哪里去，怎么用？”的财力安排规范政府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使政府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财政分配支撑的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及其履行中的公共资源配置，必然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并客观地要求推进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
（四）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财政工作取得长足进展与成就，做出对于全局的重要贡献
财政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基本路线而服务全局，胜利地支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江山鼎革“推倒三座大山”，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的各项任务实施，并在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迈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正如科斯生前所评，中国的奋斗也是世界的奋斗。在最主要的相关经济体“你追我赶式”大国崛起的世界发展历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可望成为最典型的经过坚韧不拔努力而“和平崛起”、与竞争方“共赢”的文明升级案例。在中国以渐进性为显著特点的改革进程中，中国财政改革的过程可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在改革中以财政作为宏观治理中解锁“高度集中体制”的重要突破口，通过行政性分权来实现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逐步推出，从而实现推动宏观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与此同时实现对自身职能向公共化方向转变的探索。从1978年下决心推行改革开放伊始，一直走到1992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这一个时期是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个较长时期的量变积累期或重要试验期。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是，自1992年中国确立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并逐渐步入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和完善的新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党领导的财政工作相应地在1994年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性分权制度改革，建立了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框架。以此为标志，党领导的财政工作合乎逻辑地更为聚焦公共化目标，将弥补市场失灵作为主要工作重心，同时辅以随改革深化以增量拓展或存量结构性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相关措施，持续地完成传统体制职能的退出、间接调控体系的建立以及对改革进程驾驭相关实力与能力的提升，不断实现着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促进、配合与支撑。
党领导下财政服务全局的一路砥砺前行之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从上世纪“全球各经济体排名的第十余位，带有超常规特征地一路急起直追而在2010年超越日本，上升为世界第二位，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从全球200个左右经济体排名的最末阵营，不断提升至2020年的一万美元以上水平，已居于上中等经济体的位置，并很有希望于十四五时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阵营成员。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外贸占全球贸易比重、一系列主要产品产量等，已稳居世界第一，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不断发展进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节节提高。财政的功能作用，内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全局，并将不断作出其对于全局的贡献。
三、学理思考：中国共产党领导财政工作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
基于前述中国共产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回顾，可将其中的基本经验结合学理思考进行四个方面的理论总结，试概括为如下“四论”：
（一）基于“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人民中心论”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名篇——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讲话的标题，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党的七大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一内容写入党章，后又以“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内容纳入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八条。在这一宗旨之下，我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正是顺理成章的“人民中心论”，即始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引领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强调，我党和我党领导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即是“为人民服务”的，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利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9]，中国共产党所争取的目标是中国人民的自由与幸福，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则是以求得国家的昌盛繁荣和富强以增进人民的福祉，要建立彻底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并阐述了我党与其他政党所不同的显著标志正在于“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9]。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干部报告中阐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心三分之二意为人民服务”[10]。我党历届领导人，都对此思想进行了源源不断的发展。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11]；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党的群众路线阐述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2]；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明确表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在《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13]，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13]，并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三个“始终”的要求，“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13]。
遵循和贯彻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鲜明地放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引领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工作始终紧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可歌可泣、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奋斗中，是一切为了救中国、发展中国而为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和生活的幸福，战争时期的供给型财政、建国以后传统体制下的生产建设型财政、改革开放后的分权型财政探索、公共财政理念的树立与贯彻，以及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建现代财政制度，都体现着我党在对财政工作的领导中一切为了国家昌盛而人民幸福这一宗旨。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工作始终紧紧依靠人民。供给型财政时期，我党的财政经费或供给来源，是依靠人民组建的军队打出来的战利品，是依靠人民的生产及赋税形成的主力财源，财政为了人民同时也必然要依靠人民。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而这是以“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9]；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等重大胜利，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些正是我党领导的财政工作依靠人民的体现。
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工作，是引领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马克思说过：“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利益有关”[3]；基于这一原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思想，其内在逻辑的阐发，也正是体现在毛泽东的如下著名论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4]，党领导的财政工作，服务于“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好日子”的目标，在历史中一路奋斗前行，都是在践行马克思的这一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后，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空前成功地体现了引领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巨大成效，正继续在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济—财政系统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提出和阐述了“唯物史观”，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5]，进而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事实出发，揭示出社会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文化、宗教之类的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又发生能动的反作用的基本原理，形成了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理论。财政从本原上说，是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基本盘，从根本上决定着财政可分配的社会产品和可采取的分配方式。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就要坚持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生产关系和财政分配关系的依据，坚持以经济基础来说明国家政权以及国家理财政策与方式的本原，坚持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说明分配关系与财政政策能动性，在系统的、有机的历史事物关系的联结框架之中把握与说明财政的本质[16]。
我党领导的财政工作，正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之下“跳出财政看财政”，即把财政首先放在经济社会的大系统之内，把握好“经济-财政”关系的系统论，认清“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服务于经济”的原理，进而顺应财政分配的客观规律，正确设立财政方针、体制与政策，开展理财工作。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专门撰写了多篇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指出解决经济与财政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17]，精辟地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以收缩必不可少的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19]这些论述，深刻而透彻地表明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形成的我党“经济-财政系统论”的核心内容，成为指导财政事业发展、克服狭隘财政观点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时代中国全局的与财政的发展改革，所须处理的综合平衡问题，都需要继续在牢固树立“经济-财政系统论”思想观念的前提下，来做好具体的财政工作。
（三）基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宇宙观的“财政发展阶段论”
马克思主义由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结合而成的科学宇宙观，认为事物永远在发展变化，不同发展阶段上因时制宜、承前启后的与时俱进，永远是需要正确把握的命题。财政事业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极为注重正确地设定和掌握不同历史阶段上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确定符合“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宇宙观的财政型态选择，促进制度优化与机制创新，反映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本文前述历史回顾中，已勾画了党领导下财政事业服务全局而于各阶段上基本型态演变的脉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有不断与时俱进的各个阶段的递进，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正确设定和掌握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财政工作总方针，并优化制度创新机制。毛泽东在延安时总结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前一句话表现的是全局观——经济发展了财政才能做好，后一句话强调的就是财政的职责服务于全局，要保障整个革命战争、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奋斗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供给需要，以供给型财政的框架定位，落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一旦站稳脚跟，就开始“一五”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这必然要求原来的供给型财政向生产建设型财政的转变；到改革开放以后，又必然要充分考虑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整体制度安排的改造，必须积极落实向地方、并通过地方向大量基层企业的分权；在“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探索终于推进到决定性的“经济性分权”分税制改革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财政型态，要转向公共财政，转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更具间接调控特征而服务于全局的财政分配体系。这种制度优化和机制创新，是无穷尽的“进行时”的过程，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认识论和宇宙观，从而可以防止和排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干扰，不断实事求是地深化认识，在与时俱进中形成正确的财政转型和发展成绩。
（四）基于共产党人“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宽广胸怀的“财政工作专业论”
财政是一种带有专业性质的工作，这也就对于财政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高标准的要求。实际上在党领导下，多年来财政系统工作中的同志们，在努力领会中央战略指导精神的同时，积极地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理财思想和实践经验，不断地推进财政工作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来助益党的事业、履行政权职能。
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宽广胸怀而言，必须倾向于学习和继承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切积极成果。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时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8]。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南方谈话的时代内核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创新发展，要创新，就一定要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在正确把握世界潮流和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学习、借鉴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实现关键问题上决定全局的突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19]。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历史上，从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开始，一直到当下，这种重现学习借鉴的专业主义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
中国推进现代化，最明显的客观要求，就是整个现代化战略实现过程中，财政要以高专业化水平来发挥应有的作用。实践中的直观表现上，是财政工作专业上所积累的经验与要领，必须来自兼收并蓄，既要有拿来主义，也要有中国特色通盘考虑之下的守正创新，即守正出奇地正确把握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在财政改革和全局改革之初，对于改革方案谁也无法一下拿出一个面面俱到的蓝图，推进改革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那就得广泛了解人类社会古今中外财政发展所有的经验教训，包括借鉴、学习工业革命以后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美欧日等等经济体“他山之石”的财政管理经验。自财政“分灶吃饭”的分权开始，在国际经验借鉴这方面，始终为决策层、管理部门高度重视，也直接支持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财政承包制分权以后发现还有种种弊病而反复探索怎样进一步深化改革，最后确立要搞分税制为基础的“经济性分权”的分级财政。分税制正是积极借鉴了国际经验，而由当时领导层拿出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在1994年以极复杂的方案设计（包含中国国情下的种种妥协与过渡因素）而抓住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和要领，成功地实现了历史性转变，配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在改革中间一步一步地实现。在新时代，面对“从未如此接近的伟大民族复兴愿景”，又感受着“行百里半九十”的新的历史考验，中国的财政改革与发展，仍然必须坚持“专业论”思维，既借鉴国际经验，又深刻分析认识中国自己的国情和实际情况，来形成尽可能符合规律的认识和建设性的意见，服务于“中国梦”的梦想成真。
四、前瞻
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将在继往开来中更为成熟、坚强、卓越地作为“核心力量”，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事业。财政与国家共时性关系[20]所揭示的原理亦基于学术视野阐明，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将在自身子系统的改革创新与服务全局大系统的改革发展中，更好发挥国家治理基础与重要支柱的功能作用。财政工作系统，必须继续在党的领导下迎接挑战，于拼搏奋进中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履行使命。此方面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认识其主要的创新特点。
（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深化1994年后形成基本框架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的改革，理顺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构建地方税体系，全面优化各级预算制度、体系建设和绩效状况
从传统体制到市场经济新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到底怎样能够合意地发挥“多个积极性”，一直就是探索的主线，从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始终在寻求财政体制的变革与改进。早在传统体制下，就提出了怎么分权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从毛泽东研讨“十大关系”、寻求以“多个积极性”释放活力的眼界看，实际上就是在寻求财政怎样服务全局来合理而充分地发挥“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作用。“以政控财”，首先是国家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社会管理者的公共权力，处理筹集收入的问题；将税收和非税收入筹得之后，必然要顺理成章地落实于支出安排的统筹；通盘考虑的预算，是“以财行政”，运用由财力代表的公共资源，去履行政府应尽的各项职能。
从发展逻辑看，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发展奇迹”，是以市场经济逐步替代计划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以制度优化解放生产力的进程还存在明显不对称之处。中国一般产品市场已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仍流动性不足，壁垒繁多，大宗基础能源、资源市场，仍然存在价格形成机制的扭曲，人为压低要素价格，助长粗放（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还迟迟未能有效化解。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质性推进“顶层规划”下的全面配套改革中，从要素流动等基础性制度建设入手，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合理地运用市场和政府力量的结合，顺利实现向较高水平的“升级版”经济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增长路径转变。这里最为关键的要领是，应考虑从根本上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衔接短期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化解制约中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弊病因素。
在深水区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中，财政的供给侧改革是重要组成部分，并首当其冲，从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首先审议通过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和其后历次中央会议与文件对财税改革的指导意见来看，首先，必须抓好深化1994年后基本形成框架的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的体制改革。按照中央要求，下一阶段特别突出的重点任务，是要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即政府在其各级到底做什么，不做什么，职能要进一步合理化转变，所有的事权要列出一览表，较复杂的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事权，要可操作地对接到支出责任清单，在量上形成可操作的依据，配之以操作管理上的细则规定。这几年不断推出相关文件，正是力求最终全面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一财政制度供给改革中，通盘的财政体制要进一步加快理顺。笔者愿强调一种整体思路，即应该按照政府扁平化为三级（中央、省和市县这三级）的框架，明确由各级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赋予本级政府合理而清晰的事权，然后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再跟上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原则，形成“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稳定的制度框架，再加上中央和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和必要的辅助性横向转移支付（比如对口支援、生态补偿）。在配套改革、攻坚克难中去实现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有利于适应现代财政制度客观要求而服务于经济社会长治久安。
其次，要加快构建地方税体系，这是已说了多年的任务，党的十九大对此进一步予以强调，但实际上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是在改革深水区里难度很大的任务，某些重点事项要取得进展，称得上步履维艰：比如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必须有现代税制，现代税制里必须有配合分税制不可缺少的地方税体系，而地方税体系里必须有房地产税这样的财产税制度建设，中央明确要求加快立法和适时推出房地产税改革之后，由于种种制约条件，近年相关部门的文件已经不再提加快立法了，从“加快”退到了“稳步”，又从稳步退到了“稳妥”。但大势所趋，这个重点事项不解决，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是无法形成合格方案的，因为现可看清要寻求创新突破的地方主力税种，首先就是这个财产税——它有一系列的正面效应，除了对分税制的配套功用，还包括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打造，也包括对收入分配的优化，以及现实生活中怎样更好地在地方基层使百姓因相关税收而提高公众参与意识，提升整个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建设水平。如何在激烈的争议中，贯彻中央精神，走出它的“税收法定”过程，从无到有分步地建设起来制度架构，这是个历史性的考验。
第三，在财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之下，一定要全面优化各级的预算制度，推进预算体系建设，提升预算绩效水平。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后，已经提出了全口径预算，要求预算透明度进一步提高，并强调用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支持财政运行的科学化、合理化，提出要在财政支持政府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实施全面的绩效考评。所谓全面绩效考评就意味着：事前要有量化的预测，根据量化的预测编制预算，而且要实行三年滚动的预算；执行的过程中要动态跟踪，做必要的中期考评；事后在决算的环节，还要做总结性考评，引出以量化结果支撑的奖惩。这些也就是要建立健全政府正面清单、责任约束的奖惩制度、问责制度，这当然是政府体系与财政部门“革自己的命”的一个非常实质性的考验。
（二）在“财政过紧日子”的新阶段，坚持以“跳出财政看财政”的大局意识和系统论思维，优化预算、赤字、税收、支出安排，积极合理运用公债、政策性金融等政策手段，全面提升财政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与货币政策更好协调配合，优化宏观调控，加快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财政过紧日子”，是针对政府财政收支之间矛盾尖锐化的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差距的扩大，实实在在反应到财政状态上，以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感受上，就是相关日常运转变得紧紧巴巴。这一说法值得重视的主要原因，还与当下宏观形势当中的中美关系交恶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突发冲击直接相关。中国财政方面的实践经验，并非没有经历过赤字连年的困难时期，正所谓“再紧的日子也得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在财政坚定地为中国经济社会全局服务的过程中，针对当下的一系列挑战性问题，更好落实财政分配与政府治理职能正常运转的可持续。基于此，“财政过紧日子”这个问题的应对，联通着应对新局面的一系列理性抉择。总体看来，就是应当坚持以“跳出财政看财政”的大局意识和系统思维，优化预算、赤字、税收、支出安排，积极合理运用公债、政策性金融等政策手段，全面提升财政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与货币政策更好协调配合，优化宏观调控，加快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相关理念落实到四个具体层面，即体现为“理财有为”、“理财有道”、“ 理财有智”、“ 理财创新”以及“理财协调”。
所谓“理财有为”，是指应当充分认识到“财政过紧日子”是整个国民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一系列相关特定矛盾比较集中和综合的反应，而无论财政分配环节这种紧张状态落实到工作感受上是怎样的严峻，仍然应当理性与清醒地将注意力聚焦在整个发展大局的持续性上来。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大局所对应的具体层面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巩固抗疫胜利成果，持续防范疫情演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引领宏观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以及未来可能带来的相关负面影响，冲抵下行因素，努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接“新的两步走”这一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党领导的财政工作，特别应当基于“跳出财政看财政”的广阔视野，首先要敢于担当、承受压力、迎难而上服务于大局贡献应有作为。
所谓“理财有道”，所指是要通过不断提升治理水平来推动财政资金开源节流，一方面要生财有道和聚财有术，另一方面也要持续做好精细化管理工作，体现用财有方中的精打细算。 开源节流中的政策优化，还应紧密结合制度的建设和创新，从基本趋势来看，有必要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在攻坚克难的深化改革中逐步使中国政府体系的的财源结构，更符合于现代社会的客观要求。
所谓“理财有智”，是指财政工作在必要情况下，采用财政赤字以及公债发行等手段等更为积极的处理措施，而不是简单地因循将赤字和公债作为不良理财状态和行为的认知，特别值得在历史层面和国际经验层面总结经验，积极考虑如何更好地将相关手段审时度势、服务全局的条件下安排好、运用好，积极应对财政收支的相关压力。从我国实践层面上观察，2020年财政赤字率的安排在3.6%以上，2021年的赤字率也继续安排在了3.2%左右，体现了必要的扩张性，也显示了财政于综合权衡后在安全区之内进行的一些理性调整的操作安排。围绕已有热议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既需要注意借鉴现代货币理论（MMT）可提供的启发性因素，更需要理智地掌握好中国在国情等诸多制约因素之下优化相关机制的可行性方案。
所谓“理财创新”，是指应继续锐意推进相关体制机制的变革，运用“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放大机制，如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创新机制的运用，仍值得继续总结经验开拓推进，以积极回应财政资金供给相对于整个社会有效投资需要仍然十分有限的实际情况，变被动为主动。
所谓“理财协调”，是指财政政策需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等配合呼应，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通盘协调。货币政策在“稳健”的基调下灵活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和升降息方面的相机抉择、“两新一重”中带有强烈产业政策色彩的“新基建”、决策层继“一带一路”倡议后陆续作出的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带和海南自贸港区等重大部署则是典型的区域政策，再加上区域方面的结构性调整、收入分配方面的保民生政策、优化再分配政策、精准扶贫政策等托底配合实现与巩固全面小康的社会政策，皆须与财政政策协调、呼应、配合在一起，方能推进达成“财政过紧日子”情势下财政工作持续坚持服务全局、发挥应有作用以及达到应有较高水平的目标。
我党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中已经反复强调，一定要克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焕发活力。“财政过紧日子”的阶段，财政工作特别需要结合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深挖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体制根源，通过深化改革来调动行政系统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鼓励地方和基层办实事、敢担当、有作为，使整个政府管理系统的综合绩效得到提升。财政工作必须在贯彻党中央这一鲜明导向之中，致力于优化宏观调控，加快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大潮中，以中国特色“大国财政”结合创新型“数字财政”，支持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内嵌于党的事业的国家财政事业的蓬勃健康发展，不断增进中国人民与人类社会的福祉
从现阶段全球形势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信息革命的局面可谓是日新月异，已经得到蓬勃发展、由硅谷引领的数字经济创新潮流，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都极为巨大和深远，，掌握其发展规律是全世界、全人类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在中国追赶—赶超的现代化战略贯彻中，要努力抢占数字化“新经济”的若干制高点。这种数字经济发展中“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革命性的作用、颠覆性创新的作用，已经突破了原来管理部门中已经有经验积累的财政管理套路，也在突破着我们在管理中要运用的税收手段、税制相关要素组合的格局，这显然对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政于相关考虑上要服务的，就是中国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去和平崛起而实现现代化。应当秉承“跳出财税看财税”的更高视角，对整个发展大潮流作尽可能深入的观察和正确的把握，对接到信息化、数字税等方面所涉及的管理部门实际工作。中国在追赶过程中，已经涌现出数字经济的若干头部企业，他们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绝不止步于国内，其经济价值也颇显丰厚，可高效便捷地联结供需，降低了交易费用，极大地激发了可观的发展潜能，有利于让大企业和小微企业形成实际的“共赢”局面（如“淘宝村”、“淘宝镇”的涌现），基于经济价值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形成了稳定可观的社会价值，但也产生了一些诸如“二选一”式垄断因素的偏差。财政税收的政策优化，需要大处着眼，配合有关部门兴利除弊，维护创新的主潮流，配合相关管理政策的改进防抑偏差，推动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中国作为“和平崛起”努力过程中的大国，有中国特色的大国财政，一定还要紧紧跟随信息革命而打造创新型“数字财政”，在“金财、金税、金关、金审……”等政府信息化建设“金字号”系列工程的基础上升级，卓有成效地形成高水平综合绩效，支持中国高水平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贯彻落实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双循环积极相互促进方针，打造新发展格局。
中国作为“唯一一个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民族国家，曾有过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但在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却于告别“康雍乾末日辉煌”后严重落伍。拜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人民的奋斗之功，当下可看到，近两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期盼和为之献身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已经“从未如此接近”，以改革为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中国的总体发展在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的上升与超常规发展中的成就，已令全世界瞩目，并且在沿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主潮流继续发展的主线上，清晰地由邓小平当年勾画的“三步走”战略构想，进一步具体地锁定到党中央关于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49—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目标，即在未来30年，要使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成真。回顾百多年全球视野内的历史演变，我们已有充分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依据，充分肯定由邓小平明确表述、党中央近年再次予以肯定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这一判断，超越了“战争与革命”“谁战胜谁”的原有时代判断而成为我们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这一主题，完全可以由关于供给侧创新的研究给出严谨的学理论证：一方面，在人类社会供给侧创新推到“共享经济”这个前沿概念的时代进程中，全球各经济体（包括总量排位第一和第二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产业链日趋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大趋势上越来越有可能“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在国内、国际实务中推进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包容性发展与和平发展；另一方面，在供给侧创新早已形成了“核威慑”的国际战略格局均衡制约条件之下，第三次世界大战已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这也正是邓小平所说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构成因素。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和两个角度的学理论证，可构成认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原点，并且已经和并将继续由实践证明，这可成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一起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式发展的最为客观的支撑条件、共识催化剂和强有力制约因素。当下感受到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并没有改变这样一种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上的基本趋势和必然走向的主流认同，而且内含着“东升西降”客观过程特征。全球化中出现的逆流，可以掀起一些浪花甚至是惊涛骇浪，但终究将被主流所压倒，中国在“以人为本”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有必要也有希望与外部世界求同存异，在中国继续追赶发达经济体现代化水平的进程中，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并且要以坚定不移、攻坚克难的深化改革，形成发展后劲，化解各种矛盾与风险，使中国于“十四五”时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以“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和平崛起，实现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存共荣，迈向中国和整个人类社会更值得期待的美好明天。内嵌于党的事业的中国财政事业，也必将以其砥砺前行中的蓬勃发展，继续不断增进中国人民与人类社会的福祉。
五、结语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奋斗及领导财政工作的历程与成就，我党自上世纪前期诞生以来，于中华民族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中推翻了千年帝制却“走向共和”无方之际，以《共产党宣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为初心，落实于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奋斗宗旨，在成立后的28年间，创造性地取得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革命路线的胜利，由星火而燎原，取得全国政权。从八一起义、秋收起义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红色政权开始，较完整形态的财政工作成为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支撑条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以来，72年间作为执政党而推进国家全面建设，党领导的财政工作，又不断对中国发展全局作出贡献。
进一步从学理层面思考我党领导财政工作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以及我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基本经验，则可总结为“四论”：第一，基于“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人民中心论”；第二，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济—财政系统论”；第三，基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宇宙观的“财政发展阶段论”；第四，基于共产党人“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宽广胸怀的“财政工作专业论”。中国推进现代化，最明显的客观要求，就是整个现代化战略实现过程中，财政要以高专业化水平来发挥应有作用。实践中的直观表现上，是财政工作专业上所积累的经验与要领，必须来自兼收并蓄的人类文明积极成果，既要有拿来主义，也要有中国特色通盘考虑之下的守正创新，即守正出奇地正确把握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在新时代，面对“从未如此接近的伟大民族复兴愿景”，又感受着“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新的历史考验，中国的财政改革与发展，仍然必须坚持“专业论”思维，既借鉴国际经验，又深刻分析认识中国自己的国情和实际情况，来形成尽可能符合规律的认识和建设性的意见，服务于“中国梦”的梦想成真。
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将在继往开来中更为成熟、坚强、卓越地作为“核心力量”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事业。我们要在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继续深化改革，在新时代坚持与贯彻大局意识和系统思维，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与优化，并以中国特色“大国财政”结合创新型“数字财政”支持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贯彻落实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内嵌于党的事业的国家财政事业的蓬勃健康发展，不断增进中国人民与人类社会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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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ospect of the Financial Work under the Leadership of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IA Kang, SUJingchun
Abstract:Since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hundred years ago, from savingChina to developing China, it has been a political party for the happiness ofthe Chinese people and a party for the cause of human progress. The financialwork led by the part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guarantee and support forthe party’s cause. It has undergone the evolution of supply-oriented finance,production-construction-oriented finance, and decentralized finance afterreform and opening-up. Then it clearly proposed the innovation goal of themodern fiscal system to build public finance and serve the modernization ofnational governance.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leading financial work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includes the four theories :People-centered Theory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serving the people;economic-financial system theory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financial development stage theory based 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the Professional Theory of Financial Work basedon the Communists’ broad-mindedness spirit of absorb all the positive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hasbeen celebrating its centenary, will be more mature, strong, and outstanding asthe core force to lea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Chinese nation, continue to deepen reforms on the main line of supply-sidereforms, adhere to and implement overall awareness and systematic thinking inthe new era,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t alsowill support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up with the big country finance 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innovative digital finance and implementas well as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vigorous and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nance which is embedded in the party’s causewill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humansociety.
Key words:100th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scal and taxation reform; theCommunist Party history; fiscal reform history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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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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