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辰 | 金村传说：怀履光与洛阳文物之谜|出土文物|墓葬|大墓|履光|文物

但凡涉及中国考古史、文物史、收藏史等研究领域，“ 金村文物”——一组出自洛阳却流失海外近百年的中国古代珍贵文物，总是令人魂牵梦萦，情愫万千。 “金村文物”让人欢喜让人忧，更有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提及 “金村文物”，一个人和一家博物馆始终无法绕开：怀履光（图1）和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下文简称ROM）。本文通过梳理ROM器物典藏资料和多伦多大学存档资料（图2），客观介绍怀履光在金村文物流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供广大读者尤其是因金村大墓被盗文物流失而对怀履光耿耿于怀的学者们参考。

图1 怀履光像

图2 怀履光早年写给博物馆的信件手迹（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典藏档案资料）

金村文物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流失过程亦迷雾重重。2005年，洛阳市文物管理局和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编辑的《千年阅一城》中写到：

1928年的夏秋之际，金村一带天降大雨，村东大约1.5公里处，底〔地〕层塌陷，露出洞穴，当地村民甚感奇怪，入洞探索，知为古代墓室，即行盗掘。随后，开封基督教传教士、加拿大人怀履光等亦闻风而至，搭棚立灶，胁迫利诱当地村民公开大肆掘盗。从1928年至1932年长达4年之久，先后掘盗大墓8座，出土数千件极为珍贵的古代文物。这些文物都被装进了大大小小的箩筐，再用马车运到洛阳，然后转手倒出海外。在窃取了大批稀世文物之后，怀履光曾写了一篇题为《在支那发现的一群稀有遗物》的报道，刊登于《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后又纠合了一些人撰写了《洛阳古〔故〕城古墓考》一书，从此金村大墓驰名世界（1）。

怀履光聚众盗掘大墓并组织贩卖文物的故事，确实在洛阳一带流传已久，金村文物因怀履光的一本书而名噪一时亦不假。1988年，洛阳博物馆出版的《洛阳出土铜镜》一书中写道：“1928年，在洛阳汉魏故城东北隅，即今孟津金村以东，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等盗掘了8座周墓”（2）。书中，作者对洛阳战国铜镜的流失耿耿于怀，对怀履光的所作所为多有微词。

近年，中山大学徐坚教授对金村文物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在2012年出版的《暗流：一九四九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中，对金村文物的来龙去脉做了客观也相对准确的追溯。书中徐坚力图证明怀履光虽在购买出土文物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实际上并未直接参与当地村民的盗掘，事实是“怀履光和梅原末治改变了金村和金村器群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3）。“怀履光《洛阳故城古墓考》不仅在资料层面上首次尝试全面复原金村，在研究方法上也足以确立一种新的范式”（4）。徐坚试图挖掘历史，还怀履光以清白的愿望良好，但在说明怀履光未直接参与金村发掘活动方面，证据和分析仍可增强。

从另一视角看，加拿大博物馆方面对怀履光早年征集中国文物的贡献自然另有说辞。2006年ROM庆祝新中国展厅开幕时，博物馆馆刊中有一篇纪念怀履光的文章，称其“富有使命感，是ROM享誉世界的中国收藏的奠基者之一。怀履光在中国38年的非凡经历，砥砺了其对中国及中国考古学的理解”（5）。

不难看出，中外学术界甚至中国学术界不同学者之间，对怀履光看法不一。那么，怀履光究竟何许人也︖他为何成为了如此具有争议的人物︖

怀履光其人

怀履光（公元1873～1960年），原名威廉•查尔斯•怀特（William Charles White），生于英格兰，1881年，随父母移民加拿大，求学于多伦多大学神学院（即威克利夫学院，Wycliffe College），毕业后成为基督教圣公会神职人员，曾服务于多伦多圣奥尔本（St.Albans）大教堂。1897年，24岁的怀履光被派选到远东地区传送福音，传教地区是福建省建宁县。从此，他改穿汉服，留起长辫，学说方言，很快便以“中文说得和国人一样好的洋人”闻名于当地，并取名怀履光，开始了在中国长达38年的传教生涯（6）。

1907年，怀履光因传教得力，在建宁成功吸纳了众多教徒，被调到福州主持教会工作。1910年，37岁的怀履光成为当时圣公会全球最年轻的主教，被派到河南主持中国北方教务，遂移居河南首府开封。直至1934年退休回国，怀履光在河南居住了24年，彼时正值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军阀混战，开封一带正是各路军阀军政交替频繁之地。怀履光面对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于心不忍，于是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借助国际援助，对灾民施以援手。多年来，他以教会的力量为河南民众提供人道救助，获得了民国政府的诸多嘉奖。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人曾以民国总统的名义颁发给怀履光的奖状（图3），现仍保留在ROM。他也因此与民国军政要人和文化名士结下了不解之缘。

图3 民国总统授予怀履光的奖状（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怀履光深深倾慕于当地的古代文化，被中华文物的魅力吸引。因而教务活动之外的闲暇时光，怀履光就用来考察当地风俗文化，收集、玩赏古物，并开始为英国和加拿大报纸及刊物撰写文章，介绍他的中国传教生活︑中国社会情况和中国古代文化等方面的见闻。作为河南主教，怀履光交游甚广，与各界人士都打交道。其中，有两人对其生活和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即出生于加拿大的美国学者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以及加拿大传教士兼齐鲁大学教授明义士（Menzies James Mellon）。

怀履光从这两位学者处学到了许多有关文物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知识，这段经历改变了其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从传教士变身为著名的汉学家。1924年的1天，怀履光趁回多伦多休假，造访了ROM，结识了当时的考古博物馆馆长查尔斯•柯雷利（Charles Currelly），并表达了其可以为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的想法。怀履光对中国历史的丰厚学养和古物市场的了解，让他赢得了柯雷利馆长的信任与尊敬。因为曾为博物馆在中国收购文物的代理人——天津永福洋行老板英国人乔治•克劳佛斯（George Crofts）不幸于次年病逝，怀履光正式成为在中国收购文物的代理人。从此，怀履光有了一份新“职业”——ROM专职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在他的心目中，这一职责与侍奉上帝一样重要。

因为身处中原文明发源地中心，加上河南主教的特殊身份，怀履光开始寻找和利用一切机会为博物馆收藏文物。和传教一样，在收藏方面他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利用自己在河南各地的下级教士关系网和古董商朋友圈，怀履光有机会最先得到各地新出文物。在1925至1934年间，他为ROM征集了八千余件中国文物。1930年，民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古物保护法》，1931年7月3日《古物保护法施行细则》颁布实施，使得流出中国的古物数量骤减。毫无疑问，搜集和出口中国文物的黄金时代结束了。由于中国政治环境的剧变，1934年，怀履光终止了为ROM收藏古物的活动。1933年8月4日在致柯雷利馆长的信中，花甲之年的怀氏表达了自己的心情：“现在能为博物馆做更多收藏的机会已经结束了……我在这里和我的继任需做的交接工作已经完成”（7）。次年3月15日，怀履光携夫人从上海搭乘“亚洲皇帝号”（Emperor of Asia）邮轮回到了多伦多。

1934年，怀履光发表了英文著作《洛阳故城古墓考》一书，由别发书局（Kelly & Walsh Publishers Ltd.）在上海刊印出版，其良师益友福开森为书作序。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器物描述和图录两部分，收录了392件他认为出自金村大墓的各类器物。正文部分有八章短文，按他当时的理解和认识，介绍了金村大墓的地点、时代、墓葬结构、随葬品、车马坑和铭文分析等内容。该书一经出版，旋即受到中西方学界的高度重视。怀履光在书中认为，金村大墓应属公元前6世纪三家分晋前的某位韩君。此问题本文暂不讨论，因不少学者在不同场合对金村大墓也作了年代猜测，将另文再议。

《洛阳故城古墓考》发表80余年来，影响深远。凡是希望了解和研究金村文物者，都需参详此书，以得到金村大墓发现和发掘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今读者对怀履光写作该书时的背景已无法了解，亦难辨书中信息的真伪。然而事实上，仔细研读过该书的学者们定早已觉察，书中许多关键信息语焉不详。其原因，正是本文尝试阐明的观点，即怀履光本人在金村大墓遭盗时不在现场，也没有机会直接和参与者交流，他得到的有关金村文物的背景信息，基本是二手甚至三手消息。因此，这本书提供的有限信息的可靠性就大打折扣，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难解之谜。

谜之一：怀履光如何认定金村文物

要了解怀履光与洛阳金村的关系，首先需知道怀履光如何认定金村文物。关于金村大墓发现的时间，现在较流行的说法是1928年夏天，在包括徐坚《暗流》一书在内的近期发表的中文论着中均为此说。相传当时天降大雨，引起田土下陷，大墓才被发现。此传说现在看来不甚合理，因为金村大墓属战国土坑墓，而非后期的砖室墓，不太可能因塌方而被发现。

《洛阳故城古墓考》中的说法是1929年，但这应该是怀履光开始接触金村文物的时间，不一定是大墓最初被盗时间。

生于1929年的吴圭洁，年轻时曾涉足洛阳古玩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他提到金村大墓的发现应是在1927年：

1927年冬，挖掘古物之风又移到东乡金村一带。在挖掘到一座战国后期的王侯大墓时，挖出金银器几十件、玉器百十件、金银错铜器几十件。因这一带刚开始发掘，（洛阳）城内古玩商人离这里又远，村人就将金银器拿到郑州卖给银楼；铜器、玉器直到次年正月始以两千多元价钱卖给本村张资美、张锡卿、王道中三人……两三年内，这地方发掘了战国晚期的帝王和后妃大墓七八座（8）。

张资美等3人代表村民与古董商联系，在当地是长期从事垄断交易的村长级人物。根据这段回忆录，金村文物多半是在1928年时才由张资美等人带出村，在洛阳、郑州、开封一带交易。他们同时组织村民和当地武装力量，开始全封闭式地挖掘盗取文物。于是从1928年开始，在随后长达三四年的时间内，金村大墓被有组织地非法盗掘，其间因军阀内战而短暂中断。据吴圭洁回忆：“张资美等就发了23万元的横财……1931年前后，他（怀履光）从张资美等3人手中套购去的古物有一二十万元”（9）。

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以开封为首府的河南常是南京政府军和各路军阀部队交战之地。怀履光如是描述当时情况：“每天都有南京来的飞机飞过头顶，甚至对郊外的非军事设施地区也投掷炸弹”（10）。可即便在这样的情境下，金村出土文物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在河南仍然吸引了不少为西方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收购中国文物的中外代理人。怀履光显然不是唯一的一位，他在1931年的信中提到：“我已注意到斯德哥尔摩博物馆来的欧法･卡尔伯克（Orvar Karlbeck，公元1879～1967年）在这里（指开封，作者注）已经5个星期了”（11）。怀履光清楚地认识到，拥有瑞典政府背景的欧法•卡尔伯克逗留河南，明显是冲着金村文物而来。同一封信中也提到后来成为海外第一大中国文物出口商的卢芹斋（C.T.Loo）也频频在开封等地露脸。

怀履光在1930年2月4日致柯雷利馆长秘书格林威小姐（Ethlyn Greenaway）的信中，第1次向博物馆提到“金村”文物。这封信实则是他从开封邮局寄给ROM的一批文物的说明：

这些文物大约是在（1929年）12月16日收购的。由于这里内战，造成邮政包裹投递地址的错误，导致这批货物的寄出耽误了一段时间……这几件（编号96～98）文物是来自于洛阳故都的一个遗址，那里离今天的洛阳（河南府）大约有3英里。洛阳故都是周代和汉代的都城（12）。

信里提到的文物包括一件青铜跪坐人像（图4），5件鎏金青铜车马器（图5）和一对青铜承弓器（图6）。其中青铜跪坐人像引起了怀履光的特别关注，在一周后（2月10日）的另一封信中，他提到：“我刚刚听说从同一个坑中还出土有两3件类似的人物青铜器……我的古董商正在与其拥有者（他们还在洛阳市郊的周代故都遗址那里）进行商谈，希望能给我们优先购买的机会”（13）。估计对方要价太高，怀履光拿不准博物馆能否接受，所以让开封的古董商去协商，为博物馆保留一段时间。但可能买家不少，怀履光尚未等到博物馆的答复就决定先斩后奏：

图4 青铜跪坐人像东周（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路博物馆藏）

图5 鎏金青铜车马器东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路博物馆藏）

图6 青铜承弓器东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路博物馆藏）

又有一件此类青铜跪坐人像文物出现了，我必须马上做决定，来不及等你们的电报答复了……这的确是精美无比的艺术品，我一看到它就有志在必得的想法……至于出土信息，它是几个星期前从洛阳故都的那个遗址中出土的……这个遗址不一定是个墓葬，而且，这两件青铜人物像也不能说一定出土于同一座墓葬（重点斜体字是怀氏所加）（14）。

这件青铜跪坐人像的确堪称金村文物的瑰宝（图7-1）。面部表情栩栩如生，圆脸大眼，蒜头鼻，厚唇。头戴简易顶冠，开襟衣裳，最吸引人目光的是身上的腰带（图7-2），琵琶形带钩与同时代出土的实物如出一辙。人物半跪半立，两眼直视前方，双手向前合拢，持一圆筒形物件，中空，可能当时用于插件。

图7-1 青铜跪坐人像东周（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7-2 青铜跪坐人像琵琶形带钩

从这些信件可判断三件事实：一是在1930年之前，怀履光根本不清楚金村大墓的具体信息，即金村大墓于两年前（公元1928年）被盗掘时，怀履光不仅不在现场，而且鲜有耳闻；二是怀履光给博物馆收购的金村文物，较确切的时间是在1929年末，并于1930年初寄往多伦多；三是截至此时，怀履光对金村大墓的了解基本来自开封古董商，其信中多次提到一位开封古董商（Lin Shian），即蔺石庵。

蔺石庵（公元1880～1941年），亦称蔺仕庵，在开封银行街五十五号（后改为山货店街四十三号）一幢四进宅院经营开封最大的古董商行——群古斋，基本垄断了河南古玩行业的文物生意（15）。他和当时北京、上海文物出口商卢芹斋、黄柏川、岳彬、倪玉书等人来往密切（16）。怀履光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依托蔺石庵为博物馆收藏来自洛阳、安阳、郑州的古代文物。群古斋经营主要以河南地区出土的古代铜器、玉器、唐三彩、宋元瓷器四大类文物为特色，所藏的这几类中国文物，在海外收藏界堪称翘楚。

从怀履光写给博物馆的信中可知其这段时间征集到的所谓金村文物，是从蔺石庵等开封古董商行的朋友手中得到，且怀氏向柯雷利馆长抱怨他们索价太高，但由于金村墓葬出土文物价值不菲为时人周知，他不得不在竞争对手之间玩竞价游戏。一次怀履光将从一位郭姓古董商处买来的几件文物向蔺石庵展示，蔺氏极其懊悔，百般斥责他的代理人没有提前下手。当时怀履光尚不清楚金村文物是出自墓葬抑或建筑遗址。至1930年4月间，怀氏似乎收到新消息，马上写信给柯雷利馆长：“最后看来，挖掘的是一座秦代墓葬，而非宫殿遗址。墓葬中棺木都腐烂了，也没有人骨，但墓葬中约出土有三十多车木炭。在这些木炭中，他们找到九件带有乳钉的编钟，按大小应该是一组”（17）。信中内容显示出怀履光对墓葬年代仍不确知，认为是一座秦墓，说明他购得的部分文物可能属于西汉早期；另外，亦表明该墓已被盗挖至底部。

1931年初，怀履光在信中写道：“现在的政治环境好多了，一切恢复原样了。所以洛阳那个不得了的地方又开始有人挖掘了。这个地方出土了不少秦代的文物。蔺说他从未听说过有比这个地方出土文物更加精美的地方了”（18）。若真如上文所述，前一年4月前金村墓葬就已被挖空，那么此处再次盗掘的是不同地点的墓葬，还是同一墓葬群中的另一座墓︖现在看来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虽然怀履光当时对金村大墓了解不多，但金村文物的魅力已经完全征服了他。而且他认为金村大墓出土的文物，一定符合考古学家柯雷利馆长的胃口。因此，早在1930年3月他就写信给柯雷利：“我已经关照这位古董商（即蔺石庵，作者注），要求他为我们保留和这两件青铜人物像一起出土的所有文物，甚至包括残片！”（19）。

这就是怀履光为ROM疯狂征集金村文物的开始，缘起于这两件小铜人，时值1930年初。

谜之四：怀履光究竟为ROM征购了多少“金村文物”

ROM究竟有多少文物是属于怀履光帮助购得的“金村文物”，过去一直是一笔糊涂账。研究者一般误认为《洛阳故城古墓考》中提到的近四百件文物应该都在ROM。但事实上，书中发表的金村文物精品，在流失出境前就已广受关注，其中部分精品已由欧美和日本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已知美国的博物馆中，收藏金村文物的有华盛顿史密斯研究所佛利尔美术馆、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其前身是福格美术馆）、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等，欧洲有大英博物馆、柏林博物馆和瑞典国立博物馆等。当然，因为怀履光的执着，从数量上来说，ROM是当之无愧的“金村文物”收藏大户。

但是，书中数百件现已散落世界各地的文物，难道都是从金村大墓出土的吗︖怀履光历经千辛万苦也未能踏进金村一步，得到的消息都是转过好几道手的，这说明当时地方上对金村大墓盗掘是有组织的，消息被封锁得十分严密，因此很自然造成了市场上相关金村文物买卖的极度混乱状况。这让本不属于金村大墓、出自其他时代和地点的洛阳文物也张冠李戴被赋予金村的名头，为的是卖个好价钱，满足趋之若鹜、蜂拥而来的中外买家及其代理，而怀履光正是其中的大买家。

《洛阳故城古墓考》出版后，不少学者就对文物的来源产生疑问。20世纪40年代陈梦家就犀利地指出：“这些文物的出处非常混乱，所以已经不可能区分哪些文物是从哪个墓葬里出土的……金村文物在时代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可以分为好几个部分”（34）。

当年英国伦敦的大收藏家郝柏特·英格曼爵士（Sir Herbert Ingram），曾于1949年以挑战性口吻写信给已经时任多伦多大学教授的怀履光：“如果你能逐步逐条一件件地告诉我们这些文物的确是从洛阳的墓葬中出土，那么事情就可以简单得多。这样我们可以给出它们正确的断代。但是很遗憾，根据有些线索特别是来自中国人的消息得知，你买的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这些墓葬出土的。所以这些文物的年代是不能被证实的”（35）。怀履光如何回信答复，因没有留下档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说法在怀履光去世四年后，被另外一位当年在河南实地逗留过的瑞典收藏家证实。上文提到的瑞典人卡尔伯克，曾于1964年7月27日写信给当时ROM远东部研究员芭芭拉·史蒂芬（Barbara Stephen，公元1931～2014年）：

有人实实在在地告诉我，当村民们开始发掘金村大墓时，主教先生告诉开封的古董商们，他希望买下所有出自该墓的文物。结果是我们都知道了，他的那本《洛阳故城古墓考》一书中的许多文物并不是来自于该墓（36）。

至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在和中国同行，特别是洛阳的考古学者商讨金村文物合作研究时，往往陷于一种无名的尴尬。因为ROM的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就已经认定怀履光的金村文物的来源不可靠，但是外界却一直强调ROM拥有《洛阳故城古墓考》大部分甚至全部金村大墓出土文物。有不少朋友希望笔者支持翻译出版怀履光的这本书，笔者却感到在未弄清楚怀履光收藏的动机和背景之前，简单的文字翻译只会加深大家对金村文物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2000年后ROM启动了对金村文物的档案和文物典藏资料的调查项目。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整理出一份怀履光最原始的、自以为是来自金村大墓的文物清单。

我们依据六方面的资料核对了数据库中登记入藏的中国古代文物：《洛阳故城古墓考》书中发表的文物；怀履光从开封邮局报关器物清单中标注有“A墓”的文物；怀履光信件中提到和青铜跪坐人像同出的文物，以及提到出自A墓的文物；ROM的原始器物典藏记录本NBBOOKS上标注出自“A墓”的文物；怀履光为博物馆记录的原始征购文物清单上（和A墓及青铜跪坐人像有关）的文物；怀履光于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的附加清单上的文物（由怀履光回到加拿大后重新修改制作的）。

这项工作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年左右，最后我们锁定了1248条数据库记录。因为有些器物带有两个藏品号（即两个记录号，比如器身与器盖），所以最后核对出来约有1182件在ROM登记在册的所谓“金村文物”。

这份清单中最早的两件（带钩及错银铜壶）分别于1927、1928年入馆，而事实上，怀履光迟至1929年才意识到金村大墓文物的存在。这两件器物被怀履光发表在《洛阳故城古墓考》中。它们在这份清单上出现，说明怀履光在写作出版该书时，凭主观判定加入了一些他认为与金村出土文物类似的早期入藏文物。

1929至1931年间，共有97件带有金村标注的文物入藏，包括错金银车马器、青铜跪坐人像、编钟、铜镜（图12）和精美的玉器（图13）。现在研究认为，这部分文物是最接近真实的金村墓葬出土的文物。

图12 蟠龙纹镶嵌绿松石铜方镜战国（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13 玉龙佩战国（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1932年有31件器物在金村文物清单上，其中18件从风格和类型上十分接近上一部分，应该可以考虑是来自金村大墓的物件。

1933年中有983件怀履光认为来自金村的文物，但这批文物种类繁多，风格各异，时代不一。尤其要提到的是，有一大批青铜建筑和帷帐构件（图14）尤具研究价值。但是因为没有确定的考古内涵，目前无法判断其年代和功能。还有不少文物的年代明显应断至西汉甚至东汉。所以这部分文物中，已经很难区分哪些真正出土于金村大墓。

图14 青铜建筑构件数例战国（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虽然ROM登记在册的怀履光之金村文物数量庞大，但真正属于金村战国墓葬出土的文物到底有多少，其答案可能永远成谜！但特别要说明的是，相较其他欧美博物馆，ROM除花重金买下不少精美无比的金村文物，还收藏了市场价值低廉但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物残片和不为人关注的器类（如上文所述建筑构件）。从长期研究金村文物的角度来看，这批文物具有巨大潜在价值。这也是怀履光在20世纪初为加拿大新兴的研究型博物馆做出的重大贡献。怀履光在1933年致顾子刚信中提及：

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些青铜器残块，他们多认为这些是垃圾，没有什么用，但我认为这是最有价值的。我已经囊括了不少，其中还发现了不少有趣的问题（37）。

结语

怀履光认为金村大墓的发现极为重要，他极力收集出土信息，因为他感到有责任将其了解的内容发表，以供学者研究。

1932年9月，他写信邀请福开森一起著书立作：“你可以来写那些编钟及其上有意思的铭文……我可以来对付墓葬的位置和性质”。他接着说，“我认为我手上的这些与金村文物相关的信息应尽早公布于众”（38）。事情发展比想象中要快得多。不到两个星期，他在另一封给格林威小姐的信中这样说：“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给我施加压力了，让我和他合作，将这些墓葬的内容用中文发表”，他解释说，这是福开森的主意，“这将是一个非常初步的研究，因为这项工作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来仔细研究这些重要发现及其意义”（39）。至十月中，怀履光写信要博物馆尽快把文物照片寄来，准备年底前的排版印刷。1933年2月，怀履光告知博物馆本书英文稿已经完成。5月，他和上海的别发书局签好协议，希望在圣诞节前可以发行。但因为照片质量问题，有些需要返工，所以最后本书在1934年3月底至4月间面世，那时怀履光刚刚回到了多伦多。从这个过程看，《洛阳故城古墓考》的出版实属仓促，怀履光基本上没有时间在书中作详细的考证。

遗憾的是，计划中的中文版未能发表，我们掌握的档案资料中也没有任何说明和解释。不过从怀履光给我们留下的笔墨中可了解到，怀履光和出版社已有出版英文版第2版的计划。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别发书局在上海的办公室被日本飞机炸毁，手稿全部消失。今天在怀履光留下的文档中，有一页没有日期的手稿，题有“再版序言”，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第一版中，我们不太可能明确说明这些文物是如何得到的，我们的中国朋友和同行也因此感到羞愧。但是，这种不安已无必要了，因为我们认为的那些最最重要的信息，现在终于可以记录在案了。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学者们一直在要求出版本书的修订版，他们同时承认博物馆为保护和研究金村出土文物所做的一切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金村文物在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价值（40）。

但《洛阳故城古墓考》修订版再也没有问世，怀履光从此也没有留下关于它的只言片语。至于关于金村文物出土的“那些最最重要的信息”，可能就是永远的金村之谜了。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怀履光在河南为ROM收集金村大墓的文物是违背道德伦理的，他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文物”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方法可以说也存在不少问题，不过当时考古学研究在中国也还处于萌芽阶段。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为西方博物馆和私人藏家而收藏中国文物的，并非仅有怀履光一人，其他人的行为可能更具有掠夺性和野蛮性。而且在金村这件事上，洛阳当地军阀民众的私自挖掘行为和古董商的买卖行径起到了主导作用。必须承认，怀履光是在河南抢购金村文物的西方人中最关注出土信息的人，也是唯一在当时人事纷杂的态势下，仍执着收集金村文物出土信息的人。虽然最终这些信息的可靠性非常低，但他的这种努力还是值得在学术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

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怀履光在《洛阳故城古墓考》第一章中的一段话：

按我们在现阶段所掌握的信息，我们无法完整地确立这些从金村墓葬所出土文物的年代，同样也不可能了解这些墓葬的年代。也就是说，在有更多确确实实的证据之前，我们根本无法对这批文物所产生的文化涵义作出有力的和有意义的表述（41）。

所以，经过十年来对档案文献和ROM文物典藏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今天我们关注的流失海外的所谓“金村文物”，实际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从洛阳地区（含金村墓葬）出土的、年代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文物组合。

注释

（1）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千年阅一城[M].郑州：中州出版社，2005：154-156.其中提到的怀履光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的《在支那发现的一群稀有遗物》一文为不实。

（2）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3、4）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82，286。

（5、6）JACK,LEE-A.Man on a Mission[J].Rotunda:the Magazine of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2006,38(3):30-41.

（7）怀履光1933年8月4日致柯雷利馆长信（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档案资料）。

（8、9）吴圭洁.洛阳古玩行史话[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9辑.郑州.1984：138-159。

（10）怀履光1930年5月6日致柯雷利馆长信（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档案资料）。

（11）怀履光1931年2月6日致柯雷利馆长信（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档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