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 刘我风
通讯员 李然
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周大新的长篇封笔之作《洛城花落》自年初出版后,在网上引来90后的热烈讨论。
男主女主都是985毕业,都在北京,都有体面的工作,应该说受教育程度给他们生活的物质和精神补养是足够的,让他们都能建立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但是当两个人相亲结婚遇到现实中特别具体的问题时,比如说房贷、工作、孩子、父母等,如何相处成为考验他们婚姻的坚硬障碍……近日,出版社在上海邀请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先生、著名律师杨晓林先生,与作者周大新一起同线上线下的读者互动,并接受媒体群访。
相爱应该是爱对方的生活,不是爱对方的条件。但现在相亲相的主要是条件
问:梁永安老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还是一位网红,很受年轻人的欢迎。这个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是通过相亲结婚的,最后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可否首先请梁老师谈谈,相亲能找到真爱吗?
梁永安:男女通过相亲来相识,听上去不像现代人的一种状态。我们说以往人的活动范围很狭小的,一个农民的活动范围一生也不会超过25公里,他的婚姻靠媒婆跑来跑去就解决了,自己不用管。但相亲跟媒婆之间是一个过渡,它跟自由恋爱是不一样的。
今天的人相亲,在流动社会里面,真的是太难了。我在日本工作几年,我觉得日本的相亲比我们成熟。相亲之后男女双方就不见面了,如果有好感,就分别委托私人侦探把对方的祖宗八代、身体情况、学历情况、恋爱历史全部调查清楚,然后再去约会。再约会就说明什么都调查清楚了,没什么大问题了。后来结婚速度就比较快了,因为也不对自由恋爱抱太大的希望。
我们90后相亲最大的问题是,你遇到的这个人,你无法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以前在一个村里看这个青梅竹马光着屁股跑,都知道,现在都看的是片段,这个片段完全不足以建立一个情感的基础。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相亲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相亲是在谈婚姻,不是在谈爱情。一开始其实谈的就是婚姻,以为是在谈恋爱,实际上是在谈婚姻,然后那个标准、那个条件。
我觉得我们相爱都是爱对方的生活,不是爱对方的条件。但现在相亲主要相的是条件。
这个能不能带来幸福呢?这就有个时代性的问题。以前的农业时代,人和人差不多,在一起柴米油盐就过去了。钱钟书讲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爱情,只有恩情,就是在婚后可以建立恩情。当然那个社会就比较简单,情感一针一线就来了。
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的,今天是变化的社会,是现代的社会,人在成长中内心积累了很多很多四面八方的东西。所以你去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里面的那些差异,那些相互之间的逻辑不相符、不一样。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适合恋爱,可以谈校园恋爱,也可以结婚,但是不能生活。一旦生了个孩子,生活里面的那些矛盾都展开了,像这本书里一样。一展开以后,就发现没有爱情支撑的婚姻是多么脆弱,是多么沉重,多么让人想回避。
这本书里你看到这两个人本质上就是好人的悲剧,没有什么坏人,但是最后就是过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当代特别有时代特有的生存痛苦和焦虑,这是我最大的感触。
小说很有前瞻性的,这个个案在被告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法院直接判离了
问:杨晓林老师是著名律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您作为法律专家怎么看周老师这部作品?
杨晓林: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1993年大学毕业,然后分到了国家特大型企业党校当老师。刚开始兼职做律师的时候,把自己的业务方向定在了非常高大上、非常前沿的知识产权方向,一直到2003年底来到北京,为了生存不得已就选择了当时被我们律师同行普遍不看好的、都不屑一顾的婚姻家事业务做一个过渡,做一个生存的入口。
我们的法院为了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往往会人为设定一个潜规则,就是原告第一次起诉离婚,在被告没有什么重婚、婚外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赌博吸毒、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以上这些铁的证据,现实当中法院一般在原告第一次起诉离婚往往判不准离婚。要人为地给双方一个和好的机会,你再隔半年以后你再来吧,如果你要坚持来离婚,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才可以判离。而第一次起诉,在被告不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判离,这种概率是极小的。
这样做对不对?可能除了法官以外,律师、学者包括当事人都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一双鞋合不合适,冷暖自知。感情好不好,是不是破裂了,只有当事人自己内心清楚。而让外人尤其是法官甚至说是很年轻的还没有结过婚的法官,判断人家的婚姻还没有破裂,这个就太强人所难了。但是在现实当中就是这样。
周老师的小说很有前瞻性,他写的个案就在被告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通过双方律师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组织相应的证据,法官改变过去简单化的处理,给双方一个充分发表观点的机会和时间,最后法院直接判离了。所以这既是文学作品,但是它又折射到现实当中去。希望更多的律师法官能看到,怎么样来处理离婚案件,改变过去在离与不离问题上的一个简单化的处理。
婚姻这个房子随时可能被风、被雨、被大雪或者冰雹摧毁。这需要不断维修
问:自周大新老师这部《洛城花落》出版,“婚商”这个词在网络上成为热词。最后请问周老师,您真的如小说中所说,在生活中当过媒人吗?写这本小说真正触发您内心创作冲动的是什么?
周大新:我确实当过媒人,都是给亲戚的孩子们介绍,介绍了两对都成功了,都挺好,现在还过得挺好。小说里面这一段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生活。但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的孩子离婚了。除了在北京的战友们、熟人朋友们的孩子离婚,我回到老家我们那个村里也有很多年轻人离婚。
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过去在农村,一般都是结婚就是终身,就是白头偕老,没想到乡村的青年今天对婚姻的观念也更新得很快。再加上整个社会上统计数字出来以后,也让人挺震惊的,就是我们每年的结婚人数大概在八九百万对,离婚就是四百来万对,将近一半,这个比例非常高,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关注。那么多离婚悲欢离合的故事触动我,让我来写写这个离婚的事情。
其实离婚就是把家庭建筑物的内部景观给它呈现出来。
我写这本书就是想把这个家庭建筑物内部的景观给它呈现出来,让我们没有进过这个建筑物的年轻人先打下一个概念的东西,为他们进入婚姻这所建筑内部做一点心理准备。同时也让已经走进婚姻这座建筑的人警醒,这个建筑物的建筑材料不是钢筋水泥,不是像我们这座大厦一样这么坚固,它是用木棍、茅草搭建的一个茅草房,这个房子随时都可能被风、被雨、被大雪、冰雹给摧毁掉。这需要在建筑物里的两个人不断地进行维修,要经常地维修。如果不加维修就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倾倒在地,然后两个人变得没有家了。
今天我们很多离婚的年轻人,虽然可以再婚、再恋爱、再找朋友,但其实这一次离婚给每个人的内心都造成了伤害,这个伤害只是有轻有重这种区分,没有说完全不受伤害地可以从这个建筑里撤出来,没有这种情况,不过是轻重而已。所以我觉得讨论这个事挺有意思。
我希望这本书看了还是能成就更多的婚姻,让我们年轻朋友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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