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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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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外国资本的介入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8-1945年日本侵占博山的近8年中，日本共从博山掠夺煤炭有11238811吨，其中盗运出境的达7551340吨。当时博山有近11万个家庭，每个家庭每年消耗1吨煤炭计算，那么日本掠夺博山的煤炭总量可以供这11万个家庭100多年的用煤需要。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博山煤炭是伴随着掠夺而发展起来的。

一、德国人进博山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纷纷对华进行军事、经济侵略。为了供应船舰的远航需要，他们在中国开采煤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美驻华公使曾提出过开采山东煤田的计划；1870年7月，就有洋商勾结博山奸民强行价买，在夏家山、杌子岭一带封禁山场，凿井开采，最终未为官府所允[1]。这是外国资本主义最早觊觎博山矿藏的记载。

这期间，德意志帝国政府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在德国有意于掠夺中国的一些人，一再提出在中国沿海或在贴近中国的地方，获得一块领土以作据点的建议和计划。

（一）李希霍芬眼中的煤城

1860年，普鲁士政府曾派遣一支东亚远征军来中国寻求市场。这些远征军的重要成员后来大都成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要员，其中就有李希霍芬。李希霍芬的全名是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Richthofen）。他是东亚远征军的一个重要成员，同时也是地质学家兼地理学家[2]。李希霍芬，这个名字，对很多博山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位普鲁士人1869年单独来过博山，并且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博山。

1868年至1872年四年间，李希霍芬七次旅行中国，在当时中国的十八行省贯穿了不下十三省。他在七条路线的考察中，记录了大量野外地质资料，采集了大量的化石、岩矿标本，绘制了考察地区的地形图、素描图、地质图和地层剖面图，搜集了大量的经济军事情报。考察的间歇，他及时撰成报告，把所观测到的景象，按承诺向外商会报告。

1869年李希霍芬在第三次旅行中进入山东，重点调查了山东的煤炭资源。4月13-14日，李希霍芬从章丘县路径周村来到博山县。从章丘出发时，他遇到了麻烦，遭到当地政府的追问。到达博山煤田时，他也曾引起矿工的怀疑和愤怒，以至他只好费劲周折躲在一个有钱的地主家中方免于难[3]。他于4月15日至18日，分别对博山县的经济和地形地貌、煤矿和谷地的自然状况进行了考察。

“我们到了博山县（Po schan hsien），或者说烟囱镇（Yen scheng tschann），这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大的工业城镇。在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了长长的推车队伍，装载着煤、焦炭、铁器、陶器、烟草、谷物和一些包裹严实的货物（看来是玻璃）。我数了数，一小时内就有65辆装烟煤的车经过……这里的生活和中国其他地方完全不同，所有人都在干活，不停地运转。整个城镇看起来就像一座黑色的工厂，浓烟升起的地方是一些作坊所在地。”[4]博山的劳动景象，让这个德国人惊呆了。

李希霍芬参观了博山的采矿业、玻璃制造和陶瓷生产之后，对博山的经济发展状态感到非常震惊：“这是一座工业城市，是到目前为止我遇到的唯一的工业城市。所有人都在工作和忙碌。这座城市有着工业区被烟雾熏黑的特别外貌，浓重的烟雾标识出个别企业的位置和状况。因为优质煤炭只蕴藏在几个较好的矿床并且很早就导致了各种工业经营，而这些经营本身也有数个世纪的历史了。聪明的当地居民富有创造力，但因为专利制度在中国尚不存在，所以某些技术秘方只能作为发明者家族的垄断品而代代相传。”[5]

对于博山的经济发展状况，李希霍芬感到很满意。4月18日，当地多名商人慕名来访，李希霍芬趁机向他们咨询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他在日记中做了详细的记录，从日产量到单位价格均有记录。“博山的煤矿现在名气很大，我估计每年能出150000吨煤，对于中国的煤矿来说这一产量的确已经很高了”[6]。透过李希霍芬的文字不难发现，他从踏上博山这片土地，第一眼就盯上了煤炭。

李希霍芬最初试图从当地商人那里获得一些有关当地经济的信息，但事实让他有些失望，他从他们那儿没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李希霍芬记录到：他们从没考虑过产量和销售的统计数据，只知道博山生产铁、玻璃、陶器和红色颜料，而且这些东西可以挣钱。只要马路还能过车，他们就不会关心改善交通方式。反过来说，他们也应该不反对他人的领导，能够很快习惯欧洲人和欧洲公司。他认为，中国官吏虽然反对建筑铁路、电报，以及由外国人经营现代化工业，但对煤的开采应该是不拒绝的[7]。李希霍芬的这番话，对后来德国入侵中国起了很大作用。

李希霍芬对博山煤炭的描述，起初在德国人看来过于乐观了，但后来当诸多煤矿通过一纸租借条约统统归入德国人的采矿界的时候，人们才不得不对李希霍芬那些近乎煽情的表述刮目相看了。

令人庆幸的是，李希霍芬在博山的侦探行为并没有逃出博山人的眼睛。当他到达博山煤田时，立马引起了矿工的怀疑和同样的愤怒，像在其它地方遇到的一样，他也见识到了博山百姓对于欧美人在中国的罪行的愤慨，以至他只好费劲周折躲在一个有钱的地主家中方免于难[8]。但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他把这样的“待遇”写成“有很多人围着我们，但是他们都很安静也很友好。我根本就没有听见有人叫‘洋鬼子’，或者说其他污蔑的话”[9]。博山人对德国的反感，在以后德国人在博山掠夺煤炭的经历中得到了验证。

作为科学家，李希霍芬的考察显然是细致且专业的，其贡献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的调研报告却将行经省份详细信息一一列入，为后来德国入侵中国提供了参照。

（二）胶济铁路：源自一份条约的签署

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一列车头上印着“Li Hau Fen”字样的蒸汽机火车徐徐进站，这列火车就是为纪念第一个提出修建胶济铁路的人而命名的。“Li Hau Fen”翻译过来就是—李希霍芬。

1867年，李希霍芬在考察中国18个省份后，认为胶州湾有着优越的装船条件，提议建一条从青岛横穿省内到省府济南的铁路可更便于运输煤炭。青岛是德国侵略中国的前哨，而铁路则成为他们进一步向中国内陆渗透的桥梁和跳板。这引起了德国当局的极大兴趣[10]。

1904年胶济铁路张博直线博山站/淄博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淄博矿务局志》，煤炭工业出版社，1993年

1898年3月6日，也就是在离德国海军士兵登陆山东胶州湾后仅仅100多天，中德便签署了《胶澳租借条约》。这份文件包括了胶澳租界、铁路矿务等事宜和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共3端10款。条约连标题算上不过1539个汉字，就是这么一个薄薄的文本，最终使得胶州湾551.5平方公里土地上274个村庄和近8万农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11]。翁同龢在当天晚上日记中的话，悲叹且让人扼腕。

3端条约的第2端基本上都是关于山东铁路的。第一款这样规定：中国国家允准德国在山东改造铁路二道：其一由胶澳经过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其二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其由济南府往山东界之一道，铁路造至济南府后，始可开造，以便再商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此后段铁路经过之处，应于另立详细章程内定明。在最初的正式文件上，这条铁路被称为山东铁路，后来被叫做胶济铁路。

在当时，建设铁路的几乎所有物资（材料，桥梁、机车和车厢），都是由山东铁路公司都柏林经理处从德国采购的。青岛至济南干线长394公里，青岛至济南的干线以及张店至博山、淄川至洪山支线，全长共计440.7公里，1904年6月1日全部建成通车[12]。

德国人把胶济铁路修到博山，并且采取“迁路以就矿”的办法，是专为掠夺淄川、博山地区的煤炭等资源服务的。通车后德国人便开始大规模开采沿线矿藏，并经青岛港运回德国[13]。那么，德国人为什么在胶济铁路上再建造一条支线伸向远离胶济线的博山呢？

博山火车站堆积的煤炭和焦炭/日本和气六郎《青岛写真案内》

胶济铁路上有坊子至坊子炭坑、金岭镇至铁山、张店至博山三条支线。张博支线最长，其他两条极短。胶济铁路沿线一带矿区，可分为东西两段：东段潍县一带，仅有坊子一隅，且该区面积狭小，所含煤质又劣，历来试采者均告失败；西段包含章丘、淄川、博山三县之大煤田，其中淄、博两地煤矿，不仅为胶济铁路上重要矿区，亦为山东煤产之中心点[14]。据1929年版的《矿业周报》记载：鲁省采矿区共计144处，其中淄川有24处，博山有69处。淄博两地矿区之多，几乎占了全省的三分之二[15]。

李希霍芬曾带着博山煤炭样本回了德国，他在其《山东及其门户胶州》一书中写到：“经过国家地质研究所试验室分析，其比重为1.31-1.48，焦炭含量为82.5%-84%，瓦斯含量为16%——17.5%。据此，可以断定：这种煤很耐烧，火焰闪亮，富含优质焦炭。”[16]不难发现，博山丰厚优质的煤炭资源是修张博支线的原因。

（三）德国的掠夺野心

在李希霍芬到博山的次年，也就是同治九年（1870），6月份，英商马克•德珂勾结地方奸民强行购买博山夏家庄、杌子岭（五龙村）一带封禁的山场，要凿井开采煤炭。6月20日，马克•德珂到博山县署向县令王维鹤交涉，扬言要在博山竖英国旗帜，但是遭到了官方拒绝[17]。

1897年，德国政府以“曹州教案”为藉口出兵侵占了胶州湾。次年3月逼迫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界条约》，从而攫取了在山东建筑铁路的权利。该条约的第二端第四款规定：“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如胶济北路在潍县、博山县等处……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其矿务章程，亦应另行妥议。”同时还攫取了在铁路两旁30里内开采各种矿产的权利。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的当年，德国就派遣探矿队来山东，除勘探了坊子、淄川煤田外，还先后勘探了博山、章丘普及等矿区。关于博山矿区，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博山附近以石炭崖之丘陵为界，丘陵南方为土人开采，要在此处经营，必须收买多数土井，甚为不利。但是，经过权衡，德国人还是认为博山较之其他煤田开采的利益要大。

1899年10月10日，德国投资1200万马克成立了德华矿务公司。1910年，山东地方政府在绅民收回矿权的呼吁下，令劝业道肖应椿出面和德驻济副领事霍才豪交涉，要德交还除了坊子、马庄（淄川）、金岭三矿山以外的其它矿权。德方不但不接受，德化公司反而提出了更为无理的要求：除潍县、博山两县境内暨沿胶济路迤北金岭镇至张店一带为本公司向有矿界外，其余各矿均还中国。这样就把坊子、淄川二矿区扩大到了潍县和博山。

肖应椿对坊子矿界做了妥协，但对淄川矿界扩展到博山却不敢贸然答应，因议“博境全留，淄境各半，以天台、昆仑两山为界，山北归公司，山南归华人。”德领事贝斯拒不接受，又屡屡施加压力。但是，山东地方政府始终不敢许诺，只好以“淄博穷黎将激以生变”的实情相告。德领事和德华矿务公司慑于人民的反抗才未敢坚持将淄川矿界扩展到博山县的无理要求[18]。那些“将激以生变”的“淄博穷黎”，无疑是博山的老百姓。

二 日本对博山的掠夺始于煤炭

从1915年起，日本商人在驻青岛守备军的怂恿下，开始掠夺博山煤炭，直接或间接经营博山各煤矿的人数达到了百余人。当时东和公司和中村精七郎、兆田正丰等是日本对博山矿区进行经营渗透掠夺矿权活动的主要机构和代表人物。随着日商的大量涌入，驻博山日本人激增。1918年5月，日驻济领事吉田茂向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建议在博山设立领事分馆，以便进一步控制博山矿业。于是，日本便从军政商三个方面共同向博山矿区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掠夺。

（一）通过“预付资金”的方式控制资源

从1915年秋开始，日本的私人垄断资本和中、小企业家利用中国政府的软弱和博山中、小民营煤矿资金不足的弱点，采取向民营煤矿先预付资金订立低于市场价格的买煤契约的办法来控制矿权，后来以租采或收买的方式直接吞并了许多煤矿。1918年5月，日本驻济南领事吉田茂在给外务省的关于博山地区状况报告中透露：“现在中国人经营的矿区数达30余个，年产煤约40万吨，但该地矿区几乎全都与我国人发生了关系。”[19]在这个报告中附有一张投资明细表，列出了与日资有包买煤炭关系的煤矿32家，5000元以上、不到1万元的4家，1万元以上的2家，2万元以上的5家，3万元以上的6家，4万元以上的1家，5万元以上的3家。包买契约年限最长的为10年，包买煤数量最多的是50万筐，每筐以150斤计，折合3.75万吨。在总投资额644633元中，设备费251097元，占33.95%，营业费146742元，占22.76%，用于矿区的143701元，占22.29%。由此可见，日本人通过预付资金的方式，对32家中、小民营煤矿的产、销过程几乎全面控制。1920年浅田龟吉对博山矿区进行调查，发现与日资有关系的民营煤矿计74个矿区。

日本私人垄断资本对博山民营煤矿进行经济渗透最典型的是东和公司对信成公司的控制。信成公司成立于1912年，在黄家大洼做了4个井。东和公司见信成公司煤质好，可炼焦，于1916年预付资金3万元，与该矿缔结了买煤契约。1917年3月又预付押款5万元缔结了续约，续约内容除包买黑山前根的煤炭外，还包买了当时信成正在呈请的福山坡、王家峪、大岭根的煤炭。同年7月，日方以信成没有按原契约履行为借口，逼迫其缔结租借开采合同，期限为15年。此后，信成公司归东和公司经营，矿区面积达6123.05亩。

（二）通过“合办”的方式直接掠夺

日本由“预付资金”进而到租借开采煤矿，激起了许多矿业者的抗议和人民的愤怒。1918年，围绕着日本对博山矿权的掠夺，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了所谓小矿区问题的交涉。192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小矿业修正条例》，此后，日本便采取避开触动小矿业条例的办法，把对博山煤矿的侵略方式由以贷款投资为主转为合办投资为主。

起初，日本人还不敢直接出面向中国政府呈请开矿，而是先勾结某些华人订立密约，然后以华人的名义向地方政府呈请开采。1917年，日本人阪口新圃事先和刘晋甫、安厚村二人私下缔结了合办协成公司的密约，以刘晋甫、安厚村的名义向政府呈请开采博山罗圈沟、乔家庄、北胡城、上下瓶子沟和淄川的大海眼、白塔凤凰山、南定、杨家寨南北、二里庄、二里沟小庄、苏家庄北、大昆仑村北、大庄、小庄等13个矿区。罗圈沟、北胡城两矿区分别于1917年9月和1923年2月得到批准，直到日本人石凡忠实与刘吉甫于1923年1月10日才联合呈请合办。1925年9月得到批准，两矿区总面积919327亩，合办资金20万元，中日各半，期限为30年。1924年成立的中日合办博来公司，投资150万元，名义上矿权人是中方的陈翰轩，实际为日本东和公司的三宅骏二。这个中日合办公司日产量高时达600吨，是当时博山诸矿中生产规模最大的一个。后来，日本人不仅直接出面合办煤矿，而且手段越来越恶劣。这些合办公司使日资在地方煤矿中牢牢扎根，并且成了他们进一步扩张其经济掠夺的样板和基地。

日本在博山事务室开会现场/日本和气六郎，《青岛写真案内》第151页，《日本侵华图志 第5卷 山东问题与济南惨案 1914-1929 》

日本东和公司早已租采了信成公司的煤矿，1921年又提出合办。信成矿业主陈翰轩与日本人三宅骏二在1923年3月向中国农商部呈请办该矿，9月得到批准，次年7月宣布正式合办，取名中日合办博东公司。初议合办时，其资金定60万元，以后一再扩大。1924年7月增至100万元，1929年发展到150万元。资金明着为中日各半，实际华方除以矿区作价50万元外，其余全向日本方贷款。董事、监事表面上中日人员对等，但实质上华方人员几乎全被限于事务方面，工程方面十之八九由日本人担当。这样，从资金到人员、从生产到经营的大权全部掌握在日方手中，所产煤炭，只能以特别价格（每吨原煤平均低于市场价格4元左右）销于日本东和公司。自1924年到1933年，10年中该公司共产煤686711吨。这些优质煤经东和公司销于日本的占6/10多，销于上海的占3/10，胶济线和济南青岛的不过1/10。1939年1月，日本山东矿业公司出资300万元收买了博东，更名为山东矿业公司黑山采煤所，至1945年，6年间共掠夺煤炭1252573吨。

1935年，日本把持下的博东公司为了侵吞民营煤矿，诬告民营东鲁煤矿采煤越界。博山地方官府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将东鲁煤矿业主逮捕入狱，致使该矿被迫停产6年。至1940年，终被强令“合办”。1939年以后，博山民营煤矿先后由日本贷款投资转为“合办”的有6家。

1940年3月，日本成立了山东煤矿产销公司，控制胶济铁路沿线煤炭的生产、销售和分配，以及矿山设备和职工粮食的供应。中日合办煤矿都先后加入了这个公司，生产、销售和分配均纳入了日本的掠夺计划之中。同时，山东煤矿产销公司强令中、小煤矿加入，并以如不加入就以关停矿井停止营业相威胁，于是博山的40余家中、小民营矿在日本的逼迫下也加入了产销公司。

（三）博八：通向博山煤炭腹地的支线

胶济铁路张博支线最后一站为博山。为开发博山八陡一带的煤矿，民国九年（1920），日照人马官和等集资40万元，呈准交通部创修轻便铁路，又分出一条支线。支线的起点与胶济铁路支线博山站连接，中设红门、山头、二亩垙子、八陡四站，经过羊栏、神头、山头及二亩垙、马家堰、黑山等矿区，以白谷囤为终点。1922年底博八轻便铁路竣工，全长16公里[20]。

八陡一带，早在宣统年间，我国商人徐永和就在此地开采煤炭。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日本乘德国战败，入侵山东，占领了胶济铁路，并将该矿区给予日商东和公司开采。

胶济铁路通车后，博山处于张博支线终点，交通便利，其煤矿、陶瓷、玻璃、土产等相继开发，逐渐成为山东中部的矿业中心和胶济沿线的重要城镇，商品出入频繁，玻璃、瓷器、布匹、杂粮、杂货进出贸易，日见发达，煤炭业更是为繁盛。昔日偏僻的山村县城，顿成一区域商贸中心。东南各县之土特产如花生米、花生油、草帽辫及蚕丝等，均集中于博山县城，再由胶济铁路运输出口。1923至1924年为极盛时期，博山煤炭销往铁路沿线城市，最远到达上海。陶瓷远至安徽、河南、江苏、河北及东北三省。玻璃营销除本省外，以河南、天津为最多[21]。

作为私人兴办的博山轻便铁路收取运费偏高，“博山轻便铁路运价每吨一元五角，合每公里九分三厘八毫，胶济铁路运煤运价，每公里七厘三毫，两相比较，该轻便路之运费，竟较胶济铁路高十三倍......以致沿线各矿，未能尽量发展”[22]。沿线煤矿商人受博山轻便铁路高价所累，不断呼吁胶济铁路当局收买此路，以减轻其运输负担，最后，胶济路局终于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以78万元的代价收买了该支线[23]。

胶济铁路沿线各煤田产量(1930-1934年)[24] 单位:千吨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博山煤五年的总 产量占五个产煤地区之和的65%，这与博山储煤量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与博八和胶济铁路的修建有关。据1932年的统计，博山煤炭产量为158.8万吨，其中煤焦约70万吨，商业交易总值约2000万元之多。工业出品约值133万余元[25]。博山车站客货进款达200余万元。据1923年记载，博山人口只有5万人[26]，到1932年，也不会超过6万人，以此算来，其经济的确已达到较高的水准。因此，博山逐渐脱离对周村的依赖而成为独立的地区商业中心[27]。

文/徐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