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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死,从来就不真的只是“一个人的死”。
乍看这个案子并不特别,就只是近年来常听到的那种故事:因为DNA检验技术突飞猛进,警方从陈年证物上找到蛛丝马迹,终于比对出某件冷案的凶手。
而且此案凶手似乎并不像“金州杀手”那样作案无数,所以身分被揭发也激不起太大的水花,超过40年的追凶历程,如果“讲重点”,可以用五百字就说完,而其中可能有三百字是在渲染尸体被发现的状态多么古怪
但一个人的死,从来就不真的只是“一个人的死”。
阿莉丝·培理的死亡,牵动了无数人往后的生命轨迹。
真正的故事在那里。
她只是去教堂祈祷
1974年10月12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阿莉丝·戴基玛·培理(Arlis Dykema Perry)跟她的大学生丈夫布鲁斯·培理(Bruce D. Perry)在史丹佛大学校园里散步,途中为了要不要检查汽车的胎压,他们起了点小争执。
布鲁斯决定回家,信仰虔诚的阿莉丝却说她想去史丹佛纪念教堂祈祷,于是夫妇两人在晚上11点左右分开。
▲史丹佛纪念教堂夜景
然而过了午夜以后,阿莉丝还没回来,布鲁斯开始担心了,开车绕校园找人也没找到,只好在凌晨三点半打电话给警方,请他们帮忙找寻失踪的阿莉丝。
布鲁斯与阿莉丝都是1955年出生的北达科塔州人,今年还不到二十岁,他们高中时就是那种经典款情侣档:男生是运动健将,女生是啦啦队员。
阿莉丝的父母原本不太赞成小女儿这么早婚,最后还是拗不过他们。这对夫妇结婚至今还不过三、四个月,一切都还是新的,连吵架都很新鲜。
她只是去教堂祈祷啊,教堂12点就锁门了,为什么会一整晚不见人影?
布鲁斯在家焦虑不已,只希望这一切有合理的解释,只要找到她就会知道了。 即将破晓的时候,警察来敲门。
他们要布鲁斯到警局填正式的失踪报案表格,然而行动却急迫到不让他去换衣服,他只好在寒冷的清晨穿着短裤跟T恤去警局。
进了警局以后,警察一开口就吓坏了他:“我们知道你太太有外遇,而且你发现了对吧。”“她跟你说她怀孕了,然后你就控制不住愤怒,是这样吧。”
在两小时的诱导与盘问之中,惊恐的布鲁斯问了好几次:“我太太在哪里?”没有人回答他。
到最后,是负责替布鲁斯采指纹的警方技师,告诉他阿莉丝出了什么事。
嫉妒的丈夫,还是可疑的夜班警卫?
阿莉丝死了。
她陈尸在教堂内靠近圣坛的长椅下,显然承受过性侵与高强度的暴力对待,事后凶手还特别摆弄过尸体。她的眼镜不翼而飞,有可能是被凶手带走。
(为求记录完整,以下将说明尸体损伤细节,但跳过也不影响下文阅读,请读者自行斟酌,欲阅读者请选取反白:有一根手柄不见了的冰锥敲进了阿莉丝的后脑勺,这是致命伤,但她脖子上还有勒痕;她的身体上有被殴打性侵留下的痕迹,下半身赤裸,下体被插入一根白色蜡烛,还有另一根白蜡烛放在她的胸部之间,这些蜡烛是从圣坛上取下的。由于阿莉丝的遇害地点与尸体状态,有些阴谋论者真心相信此案是神祕的撒旦信徒干的好事,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说真的,多的是人类不需要任何邪恶信仰误导,光靠自己的纯粹恶意,就做出性虐活人或亵渎尸体的行为。)
发现她的人是史丹佛夜班警卫史蒂芬·克劳佛(Stephen Crawford)。根据克劳佛的说法,他在23:45关闭了当时空无一人的教堂,把每一扇门都锁上了。
凌晨两点巡逻时经过,门也都还是上锁状态。然而在13日早上5:45左右,他去替教堂开门的时候,发现西侧门从里面被人硬是撬开了,进去以后就发现尸体。
▲尸体被运出教堂的一幕
圣塔克拉拉郡(Santa Clara County)警方做了谨慎的搜证与过滤。对他们来说,最可疑的人还是死者的丈夫布鲁斯,还有遗体的第一发现者克劳佛。
稍微看过一些刑侦推理故事的人,大概都可以理解这种推论背后的逻辑:如果是情杀或仇杀,配偶总是最可疑的,尤其阿莉丝这样一个单纯的乡下女孩,来到史丹佛才一个多月,认识的人屈指可数;如果是陌生人见色起意,满有可能就是第一发现者在故弄玄虚,而且克劳佛本来就是掌握教堂钥匙的人。
意志坚定的布鲁斯与空军退伍军人史蒂芬
这两位命案重要关系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布鲁斯是个意志异常坚定的年轻人:他小时候有气喘病,却努力靠着想像练习(专注于呼吸、想象肺部充满空气、克制恐慌)减少发作,成为杰出的高中田径选手,因此拿到史丹佛大学的体育奖学金。
当初纯朴的布鲁斯只知道史丹佛有奥运名教练,压根不知这里是学术顶尖名校,不过就在大一这年,他上了知名神经内分泌学家西摩·列文(Seymour Levine)的课,因此确定了他的学术兴趣:他想更深入研究压力造成的生理影响。
在度过辛苦充实的一学年以后,布鲁斯在暑假回乡跟阿莉丝完婚,然后在9月带着新娘一起搬进史丹佛的已婚学生公寓。
▲阿莉丝·戴基玛·培理
他继续读大学,阿莉丝则开始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当柜台接待员,事发时她不过上班两星期。 那年夏天他们才承诺要相伴一辈子,怎么也没想到还不及半年,死亡已经把他们隔开。
另一个命案关系人,夜班警卫史蒂芬·克劳佛,当年是个28岁的青年。他是空军退伍军人,1971年加入史丹佛大学公共安全部门(Stanford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担任佩枪警官。
所谓的“公共安全部门”,指的是一种统包性的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单位,警务、消防、急难救助等等广义的公共安全事务,都由这个单位管辖。
史丹佛公共安全部门的管辖范围就是校园内,执法权力是来自史丹佛大学与圣塔克拉拉郡警之间签署的法律备忘录,必须遵守州法律与郡地方条例,可以进行逮捕。
到了1972年,新上任的主管决定重新检讨警察的佩枪资格,结果有四分之三的人被刷掉,克劳佛也是其中之一。
这些人可以选择转任不佩枪的校园警卫,克劳佛虽然满腹牢骚,还是接受了这种“降级”,继续在熟悉的校园内工作。
警方从陈尸处的白蜡烛烛身上采集到一个掌纹,还从尸体下面的祈祷用跪垫上发现精液痕迹(当时没有DNA检验技术,只能藉此找出血型),然而经过比对以后,跟布鲁斯还有克劳佛都不符。
▲史蒂芬·克劳佛
明显肝肠寸断的鳏夫布鲁斯通过了测谎,正式被排除嫌疑。克劳佛也通过测谎,警方找不到任何证据能积极证明他的说词不实,只能把他放到一边去,继续清查其他可能性。
警方甚至设法把可能犯案时间内出入过教堂的每个人都找出来了,却毫无所获。
有一位FBI侧写师推测,凶手年龄在17到22岁之间,习惯独来独往,会写详尽的日记,还喜欢从命案现场拿走“战利品”,但警方并未找到符合描述的人。
连续杀人魔泰德·邦迪(Ted Bundy)落网后,警方一度怀疑他也杀了阿莉丝,然而加油站收据证明案发时他不在场;恶名昭彰的“山姆之子”大卫·伯科维兹(David Berkowitz),入狱后自称在邪教聚会里见过杀死阿莉丝的凶手,然而警方查核以后,发现伯科维兹又是在瞎扯求关注。
案情就此陷入胶着,彷彿跟着阿莉丝一起陷入死亡的长眠。只有还活着的人,继续被无情的时间往前推。
25年能够如何改变一个人
在如此残酷的状况下失去妻子,亲友们同情布鲁斯,也希望他能够早点振作。
他们建议他尽快恢复生活常轨,继续读书,尽可能别去想阿莉丝的死。布鲁斯却没这么做,他暂时从史丹佛休学,到处漫游了几个月;他口袋里没多少钱,通常借宿在亲友家,偶尔甚至要露宿街头。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已经发生的事。
他在1992年的一则访问里提起当年: “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置身于一部电影里——偶尔我会这么想:‘老天爷啊,我真不敢相信这种事现在还在继续。’我长时间感受到痛楚哀伤,还会想着这一切实在太不公平。我试着去想象到底是什么让人干出这种事。起初我满腔怒火——但我不知道要往哪发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某种程度上,我还得要捏造一个发怒的对象。后来我就干脆放弃这么做了,这样是在妨碍我继续过日子。当我接受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以后,杀死她的人长相如何、为人如何,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布鲁斯后来并没有发展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就他自己的分析,应该是因为他当时选择直接面对创伤。
有研究显示,如果说服战场上的士兵在战斗过后立刻反思并讨论他们的感受,就比较不会发生PTSD。
撑过最痛苦的阶段以后,布鲁斯发现自己的性格有了改变,变得更有自信——因为他想象不到,他还能碰到什么事情比他已经经历过的还糟?
而且事实是,他熬过了丧妻之痛,甚至还能再度感到快乐。他觉得自己更成熟也更自由,更不在乎一般的社会价值观。
他重回史丹佛读书,但周遭知情者的同情目光让他很不自在,于是决定转学到麻州安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他在那里尽情上他想上的课,没有理会毕业所需的学分要求,然而在没拿到大学文凭的状况下,他还是于1977年成功申请上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医学院,一路读到取得博士学位;后来他同时兼顾临床与研究,成为专门研究儿童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儿童精神科医师。
在1992年接受访问的时候,37岁的布鲁斯·培理已经建立了新的家庭,过着忙碌充实的生活。
他承认这段经历让他对病患更有同理心,但坚持早在阿莉丝过世之前,他就已经对PTSD这个领域产生兴趣,如果阿莉丝没有死,他可能还是会走这条路。
在他现在的生活里,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年轻时的惨痛经历。
▲当年的报导
同样在1992年,另一个命案重要关系人史蒂芬·克劳佛,却是落入被警方逮捕的窘境——虽然他在1976年就离开史丹佛了,但直到此时才被人发现,他在职期间从史丹佛的人类学系及图书馆里偷走了一些美国原住民工艺品跟雕像,还有近两百本珍稀书籍。
他被捕后供称他对校方及警方把他当成阿莉丝谋杀案的嫌犯感到愤怒,所以偷这些东西算是报复,结果被判缓刑6个月。
在这件尴尬事发生的第二年,他搬进了圣荷西的一栋公寓,成为一位“看起来人很好,但不太跟其他人打交道”的房客。
25年后,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死去。
DNA技术与从未放弃的警探,令冷案重启
虽然没有新发展,还是有许多人惦记着这个残酷的案子。
2014年,圣塔克拉拉郡警在《史丹佛日报》(The Stanford Daily)对此案的四十年回顾报导里,表示他们一直都还在积极侦办中,而且现在有新的科技可以处理旧证物,或许能找到新线索。
这可不是空口说白话;数十年来警方一直跟所有关系人保持联络,戴基玛家与克劳佛都不时会接到警方的询问。
2016年,圣塔克拉拉警方又开始积极约谈克劳佛。他们从阿莉丝当晚穿着的牛仔裤上残留的精液里,验出了DNA。
这时候的克劳佛,已经是个身体状况不佳的独居七旬老人,这一波约谈的压力,让他写下一张潦草的自杀遗书——但此刻其实还不是终点,他还有两年。
2018年,圣塔克拉拉警方终于准备好充分的证据,可以逮捕克劳佛。于是在6月28日早上,警方出动去克劳佛的公寓逮人,克劳佛声称他需要几分钟时间换衣服。
换什么衣服?44年前那个寒冷的10月清晨,谨慎的警探们就怕可能有杀人嫌疑的鳏夫趁隙逃跑,甚至不让布鲁斯·培理有机会搭件外套。
如今来逮克劳佛的警探们也怕节外生枝,没有等他自己出来,他们就用房东提供的钥匙开了门——然而一进屋,他们就看到克劳佛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把枪!
克劳佛的住处空间狭小,警探们紧急撤退,然而他们退出门外不久,就听到屋内传来一声枪响。44年来从没坐过一天牢,却也从未真正自由过的克劳佛,一枪打穿了自己的脑袋。
有些疑问,终究无法解开 尽管凶手什么也没说就死了,有了DNA证据,圣塔克拉拉郡警长萝瑞·史密斯(Laurie Smith)还是宣布此案已侦破,同时表示此案发生前一年她才刚到警局服务,阿莉丝只小她几岁,她一直对此案有很切身的感受。
最后了结此案的警官李察·阿兰尼斯(Richard Alanis),则始终把阿莉丝的照片放在自己的皮夹里,提醒自己,她的生命跟这个多年冷案是有价值的。
▲布鲁斯·培理
破案消息传出后,已经有了新家庭的布鲁斯·培理对媒体保持沉默,或许不想再挖旧伤疤;而阿莉丝已经88岁的母亲珍(Jean Dykema)虽然感激警方终于破案,却很遗憾凶手没有再早一点抓到,因为阿莉丝的父亲马文(Marvin Dykema)已经在三个月前亡故。
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或许是自知来日无多,急切地想知道到底是谁杀死了他的幺女。苦求真相而不可得,他是带着遗憾死去的。
克劳佛的死,让许多问题再也没有答案(好比说他的作案动机、是否还有其他受害者——就目前的发展来看,似乎没有)。
但至少,对于现在还活着的、被这个死亡牵动的所有生者来说,阿莉丝的故事总算有了确定的结局。
真正的平静长眠,现在终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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