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病九死！解放前两场瘟疫曾重创厦门，现在读仍触目惊心|传染病|光绪|厦门|瘟疫|肺鼠疫|鼠疫

【深度理性建设性寻找打动人心的厦门力量】

1901年，清光绪27年，厦门。西医陈玉瓦与亲戚合开一家“同昌药房”，兼行医，收入不错，夫妻感情也很好。

这一年，厦门鼠疫流行。陈玉瓦出诊，不幸被传染，一回到家，就口吐鲜血，自知必死。他把妻子郑瑞娟叫来，当着家人的面，嘱咐后事：“同昌药房的股份，每年可以分得股利几百元，足够你生活。如果你不愿意守寡，你随时可以另嫁。”

听完这话，郑瑞娟泪流满面，默默无言地回到自己房中，取来吗啡服下，顷刻毙命。那时，陈玉瓦已开始昏迷，但听到家人大哭之声，他还是努力睁开眼睛。知道郑瑞娟服毒自尽后，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强撑起病体，与妻子告别，并叮嘱外甥准备棺材，先将妻子入殓。2个小时后，陈玉瓦也撒手人寰，紧随妻子而去[1]。

01 九死一生

发病6.55万人，死亡5.88万人

这个悲伤的故事不是我编的，它来自厦门文史专家黄绍坚博士的博客《鼠疫，厦门曾有的“黑色恐怖”记忆》。在这篇文章里，黄绍坚先生用详实的资料、冷峻的笔触，雕刻出了两场持续了整整68年的大疫情。当年，厦门患者的死亡率高达89.71%，可谓十人之中，九死一生。

黄绍坚的大名，对很多厦门文史爱好者来说如雷贯耳。但对众多的厦门人而言，他是一个神秘人物，在百度上，也搜索不到他的任何个人信息。其实，黄绍坚先生拥有博士学位，还曾是厦门大学文史副教授。他治学严谨，尤擅长闽南文史的发掘与考据，善于讲故事，发表文章无数。

根据黄绍坚先生查证的《福建省志·卫生志》统计，从1884年至1951年的68年间，鼠疫在厦门先后流行54年次，累计发病7574例，死亡6379人，病死率为84.2%。[1]

而据《厦门市志》统计，自1884年到1951年的68年间，厦门市鼠疫流行59年次，有2051村（街）次发生鼠疫，发病6.55万人，死亡5.88万人，病死率达89.71%。[1]

在当年的那场“黑色恐怖”疫情面前，如今厦门正在面对、正在第三次清零的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可谓只是厦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两相对比，凸显出当今科技的力量、普通人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治理的成功。

02 两位医生

罗正卿与郁约翰均死于鼠疫

关于当年鼠疫对厦门的折磨，黄绍坚这篇超长的文章中，还讲了更多的故事。在鼠疫的巨大阴影下，前面讲的陈玉瓦医生，不是厦门第一位为抢救病人而献身的医生，也不是最后一位。

更早之前，厦门西医罗正卿，已经因为同样原因而献身。罗正卿，名端庄，以字行，从小进入西医馆，学习8年后，赴香港医院研究解剖学。1889年（清代光绪15年），他回到厦门，开设“寿人堂医室”。对待病人，他一视同仁，不论贫富、远近、早晚，有请必至；兼之医术高超，药到春回，罗正卿医生赢得广泛尊重。

1898年（清代光绪24年），厦门鼠疫流行，罗正卿在出诊时受到传染，自料无望。死前，他叫来爱徒周慕卿，留下遗言，要他“虚衷求学，实心救世”，并将自己的医务室及秘方，全部授予周慕卿。周慕卿没有辜负罗正卿的殷殷期望。1940年代，周慕卿成为厦门西医内科界的名医。[1]

为防治鼠疫而献身的医生中，还有一位著名的郁约翰医生（Dr.JohnOtte，1861-1910年）。郁约翰是美国归正教会传教士，鼓浪屿“救世医院”的创办者。“救世医院”，后来成为鼓浪屿上著名的“厦门第二医院”的前身之一。

1910年4月6日，郁医生被请去厦门城区为人治病，他一下子诊断该病人患的是严重病毒型的鼠疫肺炎。尽管类似情况他均习惯于实行预防，但他的神经系统还是可怕地遭到了传染。14日清晨，可怕的鼠疫肺炎（肺鼠疫）的症状被确诊出来……

郁医生记挂着看护他的人，告诫他们传染的危险。他临终前两个小时左右神志尚清楚，最后的话用中文讲述，而不是用英文或荷兰文。4月14日的晚上9时，郁医生溘然长逝。[1]

2008年4月28日，郁约翰医生的塑像，在位于集美的厦门第二医院揭幕，既作为后代医生们学习的榜样，也彰示着厦门人对郁约翰医生的感激、尊敬与纪念。

03 两次高峰

都是解放前发生的疫情

鼠疫，是原发于啮齿动物并能引起人间流行的烈性传染病，其传染性很强，死亡率均很高。临床上常见的是腺鼠疫和肺鼠疫，败血型鼠疫、皮肤鼠疫、肠鼠疫、脑膜炎型鼠疫和眼鼠疫则较少见。国际上将鼠疫定为检疫传染病，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鼠疫是甲类传染病。

1884年（清代光绪10年），鼠疫由香港传入厦门梧村双涵，当年厦门民间称为“痒子瘟”、“发粒子症”或“香港症”。这是首次在福建省内发现鼠疫病例。

黄绍坚先生认为，历史上，厦门（包括同安）曾有两次鼠疫流行高峰，一次是从1894年（清代光绪20年）到1900年（清代光绪26年）。另一次高峰，是在1946-1947年（民国35-36年）间。都是解放前的事情。

第一次高峰。根据史料记载，1894年（清光绪20年），厦门鼠疫疫情传到同安西柯、大同、马巷、汀溪等10个乡、26个村。据不完全统计，同安全县发病1800多例，死亡达1651人。1896年（清代光绪22年），同安爆发大规模鼠疫疫情，全县发病6237例，死亡5362人。《同安县志》中痛心疾首地说，这次鼠疫疫情，“延至（清代光绪）26年（1900年）方息，死人无数”。1898年（清代光绪24年），厦门再次爆发鼠疫疫情，最严重时，一日病死50人。此后，1920-1930年代，厦门、同安一带，几乎年年都有鼠疫散在性流行。

另一次高峰，黄绍坚显然认为是在1946-1947年（民国35-36年）间。读当年的新闻报道，一个个熟悉的地名，浮现在发黄的报纸上，却散发着令人恐怖的气息。

1946年3月9日，法国领事馆工人黄阿元，成为鼓浪屿岛上第一例鼠疫患者，随即死亡。4月7日，鼓浪屿复兴路、泉州路发现鼠疫患者3例。当年4月，鼓岛共发现鼠疫患者18例，死亡5人；5月，鼓岛又发现鼠疫患者16例，死亡6人。6月1日至4日，仅仅4天之内，鼓浪屿连续发现11例鼠疫患者，已死亡4人，另有4人病情危重。

厦门岛内疫情，一样严重。4月10日，厦门大中路和梧桐埕，有2例患者感染腺鼠疫死亡，此前梧桐埕已有1例男童患者死亡。5月2日，厦禾路与鼓浪屿海坛路，发现鼠疫患者6例，他们来自2个家庭，其中2人死亡、4人生命垂危。5月初，斗西路居民，连续感染鼠疫，死亡5人。5月16日，古城东路发现1例患者死于鼠疫。5月19日，禾山墩仔社发现腺鼠疫患者3例。5月22日，禾山洪山柄（今洪文）禾山农场、妙释寺路，又发现2例鼠疫患者。5月25日，禾山鼠疫蔓延至高崎，共发现9例患者，死亡4人[28]。5月29日，禾山埔仔社已有3人死于鼠疫。[1]

闽南的里社，曾有一处名为“棋盘”的规模古厝，那里住着几十上百口同姓同派人家，因遭遇鼠疫，一夜之间，或死或逃杳无音讯，直到解放后，上百个房间的古厝群竟仍然无人敢入住。[2]

04 最后一次

1951年发生于现同安新民镇

解放后，人民政府加快了鼠疫防治的步伐。1951年6月，同安策槽区新民乡（今同安区新民镇），发现最后1例鼠疫病例。

在《福建省志·卫生志》中，留下这样一段科学而自豪的表述：

到1952年，曾在福建猖獗流行68年的鼠疫停止了在省内的流行，1955年鼠间鼠疫也告停息。1957年卫生部派鼠疫专家进行现场鉴定，并组织南方五省鼠疫调查组到本省重点疫区考察，确认福建鼠疫已得到控制。[1]

05 宝生大帝

因救治疫情而封神的厦门神仙

在厦门，还诞生了一位因救治疫情而最后封神的神仙：保生大帝。

保生大帝又称大道公，真名吴夲，北宋同安白礁人，著有《吴夲本草》一书。吴夲生前似乎在修道，不吃荤，不娶妻，致力于医术的研究。因医术高明，被当时的人视为神医。据传，宋仁宗时，漳泉曾经爆发瘟疫，吴夲为此带着徒弟下山为民治病，后堕崖而死。现在大陆和台湾有数百处供奉吴夲的保生大帝祠堂。

清代时，台北县瘟疫猖獗，群医束手无策，后来人们渡海到白礁慈济宫请保生大帝镇压，很快瘟疫便消失绝迹。[3]

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