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堡是古代乡村社会中人们为躲避战乱而修筑的一种防御工事。早在南宋时期，地处两淮地区的信阳就以修筑山水寨抵御金兵南下而久负盛名。清中后期，随着太平天国及捻军的起义及地方团练的兴起 ，与之相配的寨堡修筑更是蓬勃发展，应运而生。民国以来，战乱凭仍，修寨规模也达到历史极致。

▲探访四望山祖师顶寨（2016年 章继军摄）

笔者从2016年开始，与吴涛、蔡树志等人利用业余时间探访信阳周边古寨遗存，迄今为止已探访不下十数座。在探访过程中除了注意其历史价值外，这些寨堡背后的命名特征也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故本文以多年以来探访晚清民国以来信阳文献中记载的寨堡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命名方式及其蕴藏的文化内涵。

凡例

本文中的信阳特指清代隶属河南布政使司汝宁府之信阳州，大致包括今信阳市浉河区、平桥区所辖区域。寨堡名称的来源，主要以清代、民国时期信阳地方志为基础，以地名录、实地考察等资料加以佐证、补充。根据寨堡的相关记载及走访调查，运用地名学的分类方法和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总结寨堡的命名规律及其蕴藏的文化内涵。

据统计，地方志中关于信阳修筑的寨堡有确切名称可考的就有434座，还不包括未载入史册而湮没于历史长河的数量更多的寨堡，这些寨堡除了少数修筑于宋代及明末之外，大部分修筑时间主要集中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以及国民政府前期（1928-1934）。

▲潢川县隆古乡王围子村（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然，由于深受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社会条件的影响，寨堡在信阳地区内部也存在不少差异，淮河以北地区多以砖包土墙为主，淮河以南多山，很多寨堡实际是依山而建的山寨。而在河流广布的平原，还存在四面环水的水寨，当地称之为围子（圩子）。例如平昌关的俗语就有“东关到西关，四十五里宽，七十二围子，百亩大花园”之说。由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很难从命名中体现，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因山地地形环境命名

于山形扼险处筑寨，是寨堡选址的最主要方式，于此筑寨，不但可以使进攻一方增加攻击难度，而且可以利用山峰的悬崖峭壁作为天然寨墙，节约大量修寨成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和衷寨一侧即为悬崖（2019年 作者自摄）

信阳西南地形多山，山寨构成了信阳寨堡的主体。在实地的走访中我们发现，许多山寨实际上就建在圆锥形或三角形的山顶上，这些地方大部分有一面或多面临近悬崖作为天然掩体，寨墙依山势而筑，多为青石干砌而成，因此，很多山寨即便命名中不带山字，但却切切实实地建在山上。由于需要提供持续的生存环境，这些山寨大多临近溪流河谷，以确保有充足的水源。

因姓氏宗族命名

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信阳，许多寨堡实际上是由地方宗族集资兴建，这主要是因为修建寨堡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宗族恰恰能够最大程度的组织和动员这种力量。位于今天新集附近的济安寨修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说明。据考证，济安寨最早是由清代的柴应楠在咸、同时期捐资创修，1930-1931年间，柴氏家族中的柴清绶、柴清达、柴清钟等两次续修，多次抵御了来自外部的匪患。

▲何家寨眺望南湾湖（2017年 作者自摄）

实际探访中，我们发现许多寨堡命名实际上是以创修人的姓氏命名，即使时过境迁，该区域已经从单姓聚落变为多姓聚落也是如此。如地处白龙潭上的伍家寨是清代咸、同时期伍茂杞创修，而郭家寨则是由明代从江西来此避乱的郭九江兄弟九人最早修筑，尽管后来的修筑者为异姓他族，但寨名始终未变。

因嘉名命名

嘉名是指人们为了企盼达成如意吉祥的美好愿望而命名的方式，寨堡修筑的目的是保卫一方安宁，故命名之时也多取表示祥瑞、祈福的嘉名。

位于甘家冲的安迩寨是民国时期由甘氏家族中的甘泗滨于1932年修筑。安迩之意是远方来归附，近民安居乐业，形容政治清明，国家大治，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

位于信阳谭家河乡大庙畈的和衷寨始建于咸、同年间，和衷释义指和睦同心，出自《尚书·皋陶谟》：“同寅协恭和衷哉。”与此类似的还有位于信阳大王冲的和静寨，根据碑文记载是因“爰名之曰和静砦，盖取其和衷共济而能安之义也”。

▲和静寨东门（2017年 作者自摄）

更多的寨名体现了祈求寨堡长治久安之意，并以永、保、平、安等字命名。以“永”字命名的寨包括永安、永和、永兴、永和、永庆、永康、永贞等，尤以“永安寨”最多，达6个。以“保”字命名的寨包括保安、保和、保业、保生、保山、保民等，其中以“保安”命名的有4个。

因时代命名

寨堡的命名还受到同时期时代风貌的影响。特别是民国以来修筑的寨堡，其命名中很多是从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与三民主义理论汲取出来，这一时期很多寨堡多以大同、民生、三民、中山等命名，尤以“民生”命名最多，达8个。“大同”命名次之，达5个。这些现象都折射出国民党国家权力向空间与社会的渗透与意识形态的日常化。

▲浉河区新四军第五师后勤部队旧址旁炮楼（2019年 作者自摄）

值得注意的是，县志当中记载的明清至民国时期信阳434座寨堡，其中修建于国民政府前期（1928-1934）的就有360座，占整个寨堡修筑的83%，其中大部分是依靠地方士绅捐资、家族公产收入等方式修筑，这体现了地方人民在面临兵、匪、官等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依靠地方自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同时期地方民团和红枪会的大量出现。

此时，寨堡这一古老的防御工事又被重新唤起并以新的形式出现。特别是这一时期修筑的寨堡还配有炮楼、守卫以及现代化的军械等。位于游河、吴家店之间的天齐寨，由于时常受到土匪侵扰，1929年以来张子修由个人捐款在黄家大庙筑寨，据县志记载，周围一百四十丈，辟四门，四角各筑炮台。在张子修创修的另一个北孝友寨中，除了有五座炮台，而且还“购置枪械严保卫”。兵工厂甚至也开始在寨堡中出现，1931年重修的保和寨，就有“火药局楼房三间，炮楼三。”

位于吴家店镇的保定寨尽管明确表示修筑于清同治五年（1866），但从1930年代开始，不但“添修炮楼数座”，而且还于“雉堞上布满铁丝网”，以至于“土匪围攻数次，赖防御严密，均被击退”。

结论

寨堡作为特定的历史产物，如今广泛受到人们的关注，笔者近年尽管陆续探访十余座古寨，但相对于文献记载的400多座，这个比例并不算高，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寨堡残损以及古今地名间的差异，让今天系统研究和统计寨堡的历史遗存显得难度极大但又十分迫切，特别是有关寨堡的调查、测绘和保护，显然需要专业单位相互配合。我们呼吁信阳有关部门重视寨堡的研究和保护，并充分利用大别山地区红色、生态、人文等优势，深度挖掘寨堡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精品线路，提升信阳旅游品质，为地方文旅持续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方廷汉等修、陈善同等纂：《重修信阳县志》，汉口：洪兴印书馆，1936年版

罗权：《清代四川寨堡的命名及其文化内涵》，《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程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