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少飞：红河学院越南研究中心教授，从事越南古代史学、中越关系史和东亚区域史研究。主持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越南古代史学研究》，2020年结项优秀；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越南汉喃文献整理与古代中越关系研究》子项目“周边看中国：越南汉喃文献中的‘中国’认识研究”；2021年度国家社科西部项目《20世纪越南史学研究》。

摘要：阮福映在嘉定称王，以儒家政治思想塑造政权，克复顺化，恢复阮主旧疆，完成中兴大业，建元嘉隆，但拒绝称帝。阮福映意在建立以先祖肇基南服为国统的新国家，在攻占升龙北河之后，拒绝黎郑旧臣提出的继承历代大越国统的称帝提议。阮福映由外而内，向清朝请封“越南”国号成功，之后即皇帝位，成为越南国创业之君。阮福映政权合法性的塑造充分展现了清越朝贡关系的双向性以及越南对其的认知与利用。

关键词：越南；阮福映；政权合法性；朝贡关系

1802年五月，阮福映（1762-1820）在扫灭西山阮朝之后，改元“嘉隆”，建立起从红河平原至湄公河平原的全国性政权，疆域之广前所未有。阮福映随即遣使朝贡，1803年清朝赐封“越南”国号。阮福映并未在建元之后立即称帝，而是继续以王号行事，至嘉隆五年（1806）五月即皇帝位。阮福映在攻打西山阮朝时谋借清朝之力，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又请封国号，显示其对中越朝贡关系有深刻的认知并加以利用，完成了新政权政治合法性的塑造。

一、嘉定中兴

阮福映出身广南阮主政权，是末代阮主定王阮福淳的侄子。阮氏远祖阮淦在莫登庸篡权之后，于1533年拥立黎庄宗复国，1545年被毒杀，大权落入其婿郑检之手。1558年，阮淦之子阮潢镇广南、顺化，逐步壮大。郑检死后，郑松即位，即阮淦外孙，并在1593年覆灭莫朝，建立黎朝中兴大业。1600年阮潢从昇龙回到顺化，逐渐与郑松对抗，但尚能顾念舅甥之情。1613年阮潢去世，双方再无顾忌，1627年郑主率军攻打阮福源，之后双方大战七次，至1672年不再互相进攻，以氵灵江为界，维持现状，阮氏称“南河”,郑氏称“北河”。郑氏以王爵世专国政，黎皇徒有虚名，废立操于其手，但并未称帝。阮氏尽管具有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亦奉黎朝正朔，用黎朝年号，名义上仍是黎朝之臣。

1773年，广南阮主治下的归仁西山邑阮岳、阮侣、阮惠兄弟起兵反抗阮主。1774年，郑森趁机派黄五福率军攻占顺化，阮主残余力量南逃嘉定。黄五福招安阮氏兄弟。1775年西山军攻占嘉定，1777年擒杀阮福淳，17岁的阮福映逃脱，众将立为大元帅摄国政，随后率军收复嘉定，1780年称王，“即王位于柴棍。文书行下曰旨，传差旅曰旨差，用‘大越国阮主永镇之宝’。仍用黎年号，群臣表章皆称禀”，《大南寔录》正编第一纪关于阮福映的史事在明命年间修完，皆称其为帝。“大越国阮主永镇之宝”狮身金印为阮福淍1709年铸造，阮福映即在嘉定继承了阮主政权的政治传统，为大越国阮主，用黎朝年号，即仍为黎朝之臣。

1782年，阮侣、阮惠再攻嘉定，阮福映败逃富国岛，向暹罗求救，1784年暹罗国王遣军进攻嘉定。1785年阮惠在嘉定美荻大败阮福映与暹罗军队，阮福映再次逃亡。1786年阮惠击败郑军攻占富春后，与阮有整帅西山军“由海道直抵安南都城”“整因教（阮）惠以扶黎为名，强请黎主视朝，惠入谒，献国中版籍”“秋七月，安南黎主崩，谥显尊永皇帝，孙维祈嗣位，以明年丁未为昭统元年。”黎朝对内为“大越皇帝”，对外则为“安南国王”，阮主为其臣子，自称“大越国王”“大越国主”，又在对外交往中自称“安南国王”，尽管阮氏不断接近本国的最高权威“大越皇帝”，但并未贸然称帝，其自称的“大越国王”名号也未得到清朝的册封。《大南寔录》称黎显宗与昭统帝为“黎主”，其国为“安南”，在形式上降低了黎朝的政治权威。

昭统帝即位不久，阮有整随阮岳和阮惠南归。郑氏卷土重来，丁锡壤逼请以郑槰嗣位，“黎主不得已许之，而阴欲制郑，乃召整，整于是复归于黎”，阮有整率军彻底击败郑王势力，“握兵专政”“惠闻而恶之，召整，整不赴，惠即遣节制武文仕将兵诛整，整与仕战，大败，黎主奔京北。贼兵获整杀之。贼遂窃据安南都城。”昭统帝逃出昇龙流亡，遣使到清朝求救。

1788年十月，乾隆帝以“存亡继绝”的名义遣孙士毅领兵送昭统帝回国，并攻占升龙。《大南寔录》记载：

“黎主维祈以清兵复安南都城。先是黎主出奔，遣文臣陈名案、黎维亶奉书如清，至南宁不得达而还。黎皇太后乃奔高平，使督同阮辉宿投书龙凭，乞师于清。两广总督孙士毅率两广云贵兵分四路来援。西贼守将吴文楚退保清华，黎主遂复安南都城。”

此处仍然称“黎主”和“安南都城”，即以“阮主”和“顺化”相对应而言。1788年十一月，“西贼阮文惠自立为帝，伪号光中元年，伪西政令皆自惠出”，阮惠北上击败清军，孙士毅领残军回国，昭统帝君臣一起北归。阮惠上表请罪，乾隆帝封其为安南国王，并将昭统帝君臣留置在中国。双方关系恢复。《大南寔录》记载：

“清兵与西贼阮文惠鏖战于青池，败绩。孙士毅走还，田州太守岑宜栋死之。黎主亦奔清，黎亡，惠遂复据安南地，使其子光垂与贼司寇武文勇守北城，光盘守清华，镇守阮文睿守乂安，复引兵还。”

“黎主”维祈奔清，黎遂亡，这样的记述实际上撇清了阮主和黎皇的臣属关系，而是以平等关系视之。

阮福映见旧都顺化为西山攻占，谕顺化官军等曰：“昔我太祖肇基南服二百余年，中外臣民莫非朝廷赤子，而顺化一处乃我列圣宗庙所在，故此处黎庶我视之犹骨肉”，西山攻占顺化必然征兵攻打嘉定，因而阮福映告谕旧都父老子弟，指出自太祖阮潢肇基，顺化乃列圣陵庙所在，尔等皆是我之子民，不可从贼仰攻父兄，“天犹祚汉，人未忘唐”以光武中兴和唐肃宗灵武即位言事，定能恢复故土。这份谕旨指明阮主政权是一个独立的政权，肇基南服传承二百余年，这与实际情况一致。

1788年阮福映反攻收复嘉定，形势逐渐稳定，1790年阮福映开始营建城池以形成巩固的基地，“号曰嘉定京”。嘉定京中特意建了太庙，显示这并不是一座简单的守卫城池，而是基业的根本。自1558年阮潢以顺化为基地，至1774年被郑军攻破，历代阮主陵寝宗庙皆在其地，现被阮惠占据，故而阮福映在嘉定建太庙祭祀历代祖先。阮福映又“建后殿奉国母，建方殿、金印殿、金花殿、朝阳阁”，新建宫室让阮主政权以实地的形式重新呈现。营建嘉定京以及完善各种制度，使得阮福映政权的合法性进一步以京与庙的实地形式展现出来，增加了凝聚力。在阮福映打造嘉定基地时，死敌阮惠与清朝重建朝贡关系，《大南寔录》记载：

“西贼阮文惠使人朝于清，初惠既败清兵，又称为阮光平，求封于清，清帝许之，复要以入觐。惠以其甥范公治貌类己，使之代。令与吴文楚、潘辉益等俱，清帝丑其败，阳纳之，赐赍甚厚。惠自以为得志，骄肆益甚。”

中越历史学家争讼纷纭的“假王入觐”事件即发端于此。史书没有记载阮福映的反应，但在最初得知清朝出兵攻打西山之时，即派人支援：

“帝闻清人发两广兵为黎氏讨西贼，乃遣使臣潘文仲、林提等奉书如东，且以米五十万斤助军饷，遭风没于海。音信久绝，至是闻清兵为贼所败，既不复讨，又从而封之，故命廷得往探黎主消息，因招谕北河豪杰。”

阮福映原要援助清军攻打西山，未曾想所助军饷遭风沉海，清军战败继而承认阮惠并赐封，阮福映必然愤怒不满，心中鄙夷乾隆帝的行为，但又无可奈何。阮福映继续完善各项制度：

“帝自克复嘉定，庶事草创，每留意经画，申军制，定官名，明法禁，正朝仪，开国规模略定矣。”

在阮惠与清朝恢复关系之后，阮福映意识到阮惠政权将长期存在。阮福映熟稔祀典，确立各种制度，立太庙，定祀典，赠功臣，封阵亡将士，以忠孝塑造君臣关系，加强军民对自己政权的向心力。他以嘉定京为基地做长期对抗的准备。如此措置，阮主政权规模已成，采用的仍是儒家忠孝家国的政治思想。

1792年七月阮惠突然病死，西山阮朝内讧不断，阮福映力量不断壮大。1796年，阮福映率群臣上金册尊奉母亲为国母王太妃，册文首先展现了“正名”和“仁人孝子之心”，这是国家忠孝之道。阮福映又下谕旨，首先表达纲纪名分，这是儒教国家的根本。册文和谕旨提及的典故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性，不止是母以子贵，更是“道在天地，礼通古今”。最后阮福映自称“予一人”，这是周天子的自称，将以天下奉养母亲，既合于古典，又可见阮福映的目标志向，即全取越地。册文和谕旨中展现的思想仍是儒教政治体系中的纲常名分和忠孝大义，这与阮福映发布的谕旨政治思想一脉相承。

二、克复旧京

在阮福映和西山政权相持之际，大臣阮文诚、邓陈常上疏论阮主、西山、清朝、黎朝的关系。首先表明阮福映政权和西山阮朝“正所谓以国敌国”，所以要攻其所交，结好其敌；第二，阮文诚认为清朝战败，一定怀恨在心，“清人自有事于北河，为西贼所挫，能不痛心疾首，积憾贻惭，姑释此以俟可乘之机”，现在嘉庆新君即位，不似乾隆帝时政策，正该利用其与清朝的旧仇；第三，“清人患海匪，控制未得其术，曾檄西贼查缉，彼亦等之闲，忽则清人之怒，不止海匪，亦必移怒于西贼者矣”，我方当押送捕获海盗以结交清朝，“清帝必嘉纳，不忍以寻常眇我”。如果能觐见清帝，“提说西贼外帝内臣，投彼所忌，以构其隙”，即述其对清称臣、在安南称帝之事，造成裂隙；第四，“探问黎皇，潜通消息”，奏折明确称“黎皇”，异于前文所引《大南寔录》称“黎主”。这表明阮福映君臣很清楚自己和黎皇的关系，去清朝打探黎皇消息，激起其复国复仇之心。如果黎皇无动于衷，则显我名节，扬“能夏之声”，即效法夏少康驱逐逆贼。

阮文诚所言的“西贼外帝内臣”，实际就是潘辉注所言安南历代“内帝外臣”，只是两人所言的“内外”颠倒了而已。他认为清朝对战败一定怀恨在心，要伺机出兵报复。阮文诚奏折中关于清朝的提议虽不切实，但探问黎皇之事却很重要，得到了阮福映的认同，即阮氏政权一定要处理好和清朝的关系以及摆平和黎皇的关系。阮福映遣吴仁静“奉国书从清商船如广东探访黎主消息，仁静既至，闻黎主已殂，遂还。”

1798年六月，阮福映率军攻占了阮文岳的归仁城，除一二残军之外，前面即是阮光缵占据的顺化旧都。1801年二月，阮福映即将进军顺化，再次强调自己是“天启中兴”，五月“克复旧京”。自1774年12岁仓皇逃离，至今39岁灭敌还都，其间艰难险阻不可胜计，终于造就了一代雄主。阮福映下谕：

“我今克复旧京，贼阮光缵奔北，已委上道典章刘福祥会万象攻乂安，尔宜率所部攻清华，竢我规措略定，进取北河，以收一统，尔其勉之。”

阮福映已然下定决心攻取北河，成就一统大业。“西贼阮光缵奔北城，改伪号宝兴，使人如清乞师，清人不许”，乾隆帝出兵扶黎，孙士毅战败，损失很大，嘉庆帝吸取教训，对安南之变不加理会。

阮福映以旧恩谕顺化军民百姓，谋划攻灭西山余孽，安排诸将“进取昇隆以定北河”，这是自1613年阮福源即位以来历代阮主梦寐以求从未实现过的大业。同年十一月，“丙戌，命有司设坛于安宁之野，合祀大地。帝亲诣行礼，礼成，群臣称贺”。自李朝完善政治制度以来，祭祀天地皆是大越皇帝的职责，即便郑主权势熏天，也只能代黎皇祭祀。广南阮主虽然自立已久，且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等级，但终究不是天子，因而无权祭祀天地。如今黎皇身死于清朝，西山阮氏逆贼大逆不道，阮氏基业中兴，因而阮福映祀地以宣示其正统地位。

阮福映“以收复旧京，歼戮贼党，布告嘉定”，再次强调已经实现了中兴大业，“会逢再造，运际中兴”，现在“尽括南河之壤”，自富安至横山“都归版籍”，这正是之前阮主政权的占有疆域。如今歼灭阮惠匪类，特告嘉定军民以大快人心。

阮福映强调的“中兴”大业固然可以激励人心，唤起思旧之情，如今恢复旧疆，足以告慰列祖列宗。但“中兴”毕竟只是恢复阮主事业，而非奄有全越之地，“中兴”大业在名义上竟成为阮福映攻占全越的阻碍。阮氏终究是黎氏之臣，阮福映并不像阮岳和阮惠那样无所顾忌没有任何政治包袱的布衣出身，阮岳称帝年号泰德，阮惠称帝年号光中，但阮福映背负的政治遗产，必须促使其做好各种政治舆论准备。

三、从改元到称帝

旧京已复，逆贼已是强弩之末，阮福映政权的建设走上了新的阶段。

（一）改元嘉隆

对于并非自己旧疆的北河，阮福映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心中自有思虑：

“帝尝与群臣议用兵，谓之曰：‘北河，黎故国也。自我列圣肇基南服二百余年，用黎正朔。顷者西贼僭窃，我积意用兵，惟在复仇而已。今故疆既复，而伪渠北窜，若举兵北伐，罪人既得之后，于黎如何？’”

阮福映的考虑很深刻，我列圣肇基南服二百余年，尽管用黎朝正朔，但事实上已经成为独立政权，现在已经恢复了南河旧疆。西山逆贼逃窜北河，我举兵北伐，逆贼定可歼灭，但对黎氏如何交代？阮福映在这里提出了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存亡继绝”和“恤邻”的原则，无论自己是作为黎之旧臣，还是黎之南邻，对黎均有存恤的义务，即便黎主死于清，但黎氏宗室仍在，存恤黎氏可全大义，取人土地则属不道。但历代阮主与郑主征战多年，一统全越指日可待，如何甘心？

邓德超、陈文擢等人进言：“自黎主奔清一去不返，北河之地已为西贼所有”，“我灭西贼，奄有其地，是取于西贼，非取于黎也”，“今我北伐而犹用黎年号，诚恐北人谓我藉以扶黎为辞”，为避免落人口实，“莫若正位改元，声大义于天下，则得国为正，无可议者”，请阮福映称帝改元，得大义名分，无可争辩。

阮福映表示“此大事也，卿等可熟图之”，如此表态相当于认可。能够成为从龙之人，群臣自然踊跃，上表请阮福映即位改元，大略曰：

“天生蒸民，必有司牧，故春秋之义大一统。我国家肇基王业，神传圣继二百余载。中间黎运寝衰，郑氏专柄，构兵侵于我疆。继而西贼倡乱，并吞土宇，天下靡定。我王上志图恢复，间关二十余年，削平僭乱，王师所至，人皆向从。虽自古中兴贤君，亦不是过。乃犹袭用黎景兴年号，中外皇皇，莫知所向。苟不早正位号，恐无以系人心。伏愿王上以光祖宗之烈为重，尽子孙之孝为念。仰承天意，俯徇舆情，早正尊位，下诏改元，以孚臣民推戴之忱，衍庙社无疆之业。”

群臣上奏的内容与邓德超和陈文擢所言大致相近，应该是出自二人手笔。阮福映推辞曰：

“嘉定初复，已即王位，人心推戴久矣。今故京虽复，而国贼未除，登尊之事，未可议也。惟王者易姓受命，义贵更新，年必有号，改元为是，卿等其议行之。”

阮福映同意改元建新年号，却拒绝了群臣称帝的建议。1802年五月正式改元，诏书指出“西山倡乱，黎祚告终，数十余年国内无统”，而今从群臣之请，改元以明正法度，“纪元嘉隆，以一统纪，新视听”。诏书明确了建元是“一统纪”，即终结因黎末和西山之乱国内“无统”的局面。但“统”并非无源之水，自有来历，阮福映仍然在强调“粤我先太王肇基南服，神传圣继垂二百载”，但阮主政权并无国统，诏书对于继承何方之“统”并未明示。

阮福映拒绝称帝如其所言，首先是“余孽未除，海宇未一”，另一方面可能是担心招来清朝的干涉。前文阮文诚曾希望使人至请，若能觐见清帝则“提说西贼外帝内臣，投彼所忌，以构其隙”，说明阮福映君臣很清楚安南历代王朝在国内称帝之事犯中国之忌。清朝扶持黎氏在于乾隆帝行“存亡继绝”大义，但阮岳称帝在先，清军出兵在后，二者联系即给人以因称帝而进攻的假象。阮福映僻在嘉定，很可能如此考虑，因此对称帝之事慎之又慎。实际上中国官方和民间通过各种渠道知晓安南在国内称帝之事，但历代王朝皆未因此大动刀兵。此时大局已定，对清关系再次提上日程：

“帝与群臣议通使于清，谕曰：‘我邦虽旧，其命维新。复仇大义，清人尚未晓得。曩者水兵风难，清人厚赐遣还。我未有答复，今所获伪西册印，乃清锡封，所俘海匪，乃清逋寇，可先遣人送还，而以北伐之事告之。俟北河事定，然后复寻邦交故事则善矣。卿等其择可使者。’”

随后以郑怀德为如清正使，吴仁静和黄玉蕴为副使，赍国书、西山册印以及抓获的海盗送至广东，嘉庆帝“得报大悦”，命广东方面“留怀德于省城，供给甚厚”。

阮福映所言“曩者水兵风难，清人厚赐遣还”之事即阮进定飘风至粤洋之事。1799年10曰27日《仁宗实录》记载两广总督吉庆奏报请给粮米放还本国，嘉庆帝认为自当抚恤，但阮福映一方正与阮光缵交战，若阮光缵来问，不好答复，否定了吉庆让阮进定等人搭乘商船的建议，略为赏恤，任其自行。

阮福映1801年七月派清商前往广东，“遣赵大仕如广东。大仕，清人来商，为齐桅海匪所掠，我兵攻破海匪，因活之。帝以旧京既复，议以国情移于两广总督，大仕请行，乃遣之。”“赵大仕”清朝记为“赵大任”，至后呈上文书，吉庆上奏，嘉庆皇帝指示：“上年抚恤尔国难番之事，既未具奏，此时尔国禀词，亦不便代为奏达”，并要求两不相帮。之后“清人赵大仕自广东还，帝问以清国事体，命兵部厚廪给之。”阮福映果然以清朝抚恤落难水兵为由头，正式以朝中大臣为正副使出使以重建朝贡关系。

郑怀德等出发之后，阮福映下旨北伐，檄谕北河军民凡六条，略曰：

“春秋之义，莫大于复仇，王者之师，必先于诛乱。慨自西山煽变，顺广以北，久遭荼毒。朕今励志歼仇，惟以伐罪吊民为念。……”

谕旨中强调了自己复仇于西山、吊民伐罪的举措，这是春秋大义，天地常经，进而申明军纪，不得行非法之事。1802年六月，阮福映驾至昇龙，阮光缵逃走，为村民所执，送至昇龙，至此“西山贼悉平，尽有安南之地”。阮福映“令凉山阃臣移书于清，探问消息。以北河大定布告中外”，诏曰：

“自我克复京城，贼徒北走，二百年疆界，山限风移，十三道承宣，水深火热。讨罪安民，正不容缓。今大兵一举所向无前，……二十一日车驾至昇龙城，伪官相率拜降，群盗悉清，大勋用集。于戏！天地晦，王师荡涤，迄成拯救之功，云雷屯君子，经纶佇享昇平之福。”

阮福映继续下诏，“贼党悉平，戎功耆定，正兴化致治之秋”，当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协念分猷，共成政道”，“从前有徇义捐躯者，听子孙族属以事陈奏，量加恤典。”

阮福映之所以不断下诏谕北河地区民庶、士人、隐逸，首先因为这是黎朝故地，黎亡未久，人心思故，黎朝自1428年开国至1789年昭统逃亡，三百余年国统影响力无与伦比；第二，自1672年郑阮停战以来，南北分裂已久，双方互相敌视，名属一朝，实为异国；第三，北河郑主挟黎皇，拥有政治正当性，多次以黎皇名义御驾亲征，大义之下，阮福映出身的南河一方实为逆贼，如今逆贼入京，黎朝士人自难安分；第四，在郑氏的不断攻击下，南河阮主不断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并提升政治层级，以此来对抗郑主，更加剧了南北的对抗和分裂。故而阮福映必须善加安抚，以防止人心思旧，产生新的对抗。

阮福映“命择郑后主郑祀”，郑主不过称王辅国而已，虽与阮主征战多年，但祖上有姻戚之谊，郑氏失政，阮福映行“恤邻”之义，保存郑氏祭祀，圆满解决郑氏问题。阮福映“亲谒黎太祖庙”，祭祀太祖。又“命礼部设坛祭山川之神”。

八月，“命留京大臣权建太庙于皇城之左”，阮福映建设嘉定京时，原建有太庙，但现在恢复旧都，又奄有全越，故而在顺化皇城之左营建国家太庙。而嘉定作为中兴之地，意义非常，因而仍郡国之制，由镇臣代行典礼。这意味着从京师到地方的太庙祀典重新确立。

大事甫定，“黎族郑族与黎氏文武旧臣藩酋等上表劝进，请即帝位，帝谦让不受”，阮福映在诏书中表明，“顷者西山僭逆，黎祚告终，二十余年国统舛紊”即国统失序紊乱，自己“以社稷生民为念，先正王位以系人心，逮收复旧京，下诏建元，亦足以明正始”，如今“元恶既擒，戎功耆定”“尔等交章请正帝位，推戴之情，诚为谆切”，阮福映表面上是因为国家新建，百废待兴，安然自处称帝“非朕意也”，且“自古历代有兴，曰帝曰王，称号不同而君国子民”，帝、王之号并无差别。根据阮福映屡称先祖以及改元诏书的内容来看，拒绝黎郑旧臣诏书中所言“我国自赵武以至于丁黎李陈，世称帝号，具在简册”应该是劝进表文中的内容，阮福映照抄于此，这虽是历代传统，但并非阮福映认可的先祖肇基南服之统。黎郑族人及黎朝旧臣劝进，双方均做足了姿态，黎郑族人认可吊民伐罪的大义之举，阮福映则谦辞不受。

九月，“封黎后黎维礻奂为延嗣公”，对于阮福映而言，保存黎氏祭祀非常重要。黎氏开国至今，相承三百余载，因西山逆贼，昭统帝黎维祁不能守宗庙，祭祀毁败。现在阮福映“统一区宇，崇典礼以存黎祀”。阮福映不提双方的君臣旧关系，而是阐明除乱存祀的新关系，即黎氏不能守其宗庙，奔逃于清，今我肃天威为黎氏重续庙祀。

大事已定，阮福映班师，十月回到顺化，“帝亲谒太庙，既乃诣慈宫庆安，大宴群臣”。十一月，“大告武成，癸酉，祭天地神祇。甲戌，献俘于太庙”，又下诏书。太庙献俘是先秦以来的大礼，阮福映虏获西山逆贼，凯旋归来，告慰先祖，历数国运偶挫，自己所遭困顿，所胜战阵，诚不世之武功。诏书宗旨为“复仇”，此乃春秋之大义，诏书内容所论亦是复仇灭僭，艰难险阻，自暹罗还复嘉定，继而进取归仁，再克复富春，最后“横山一带，尽复旧疆”，即之前阮主辖有的南河故地尽皆恢复，最后擒获逆贼阮光缵等，枭首戮尸，“复庙社之雠”。最后言“大谊平残贼，迄成耆定之功，一统混车书，共享太平之福”。诏书虽然以“复仇”成功告慰先祖，却并未言及阮福映攻占北河、奄有全越之事。此次太庙献俘意味着阮福映的中兴大业已经因克复旧疆和歼灭逆贼而完成，旧疆与新占的北河将组成一个新的国家。

（二）新建国号

北伐之前阮福映与群臣议使清之事，言“我邦虽旧，其命维新。复仇大义，清人尚未晓得”，这表示阮福映主导的对清关系是以《春秋》的“复仇”作为主导思想，这与太庙献俘诏书内容是一致的。对清奏文言：

“臣遥仗天威，故获扫清南徼，现当整饬兵戎，水路并进，报仇雪耻，志在必获国仇而已。光缵既擒，则洋逃无所凭依，必能取次歼除，永清疆圉，是臣之大愿望也”。

阮福映认为自己秉承的复仇大义定可得到清朝的承认，因而在攻占北城之后，即欲遣人在镇南关迎候清朝使臣：

“帝以西贼既灭，命移书于清两广总督，问以邦交事宜，遣·····候命于南关，又以国家甫创，欲于关上接清使行宣封礼，以省烦费问之吴壬、潘辉益，皆曰此事未之前闻。乃止。”

曾在西山朝出使的吴壬、潘辉益，深知建交之事绝不会顺利，最终此事以“省烦费”作罢。阮福映在昇龙等待郑怀德的佳音，直到九月而未得，才决定回銮凯旋，“若久稽于外，以竢邦交大典，于心有所不安”。

太庙献俘诏书中只言复仇恢复旧疆，不提新辟北河之地，显然阮福映心中已经有了计较。阮福映又遣黎光定等人出使清朝：

“帝既克北城，移书两广总督臣，以事转达清帝，令复书言：‘我国既抚有安南全境，自应修表遣使请封。其前部使郑怀德等令转往广西竢请封使至，赍进燕京候命正路等以闻。’帝命光定等赍国书品物往请封，且请改国号为南越，命北城修造行宫使馆。帝以邦交事体关重，令城臣仿黎故事，增构殿宇及河津、接使堂。又令谅山修仰德台，自珥河至谅山，量地置驿凡七所，各设公馆。”

两相比较，因“省烦费”而作罢的镇南关遣使不过数月之前，而遣黎光定出使请改国号、与清朝再建邦交，随即按黎朝规制从谅山至北城修建驿站使馆，以迎接清朝使臣。郑怀德等人告清“复仇”之事，黎光定则使清求封“南越”新国号，在阮福映看来拥有新国号即意味着新建国家。阮福映之所以太庙献俘只言复仇成功，还在于历代阮主向清朝请封，皆遭拒绝。贸然告先祖平定北河、新建国家之事，若再遭清朝拒绝，何以向列圣交待？故而只言复仇，新建国家待请封之后再行报告先祖。

阮福映熟读史书，知晓赵佗南越国在历代国统中的力量，言“我国自赵武以至于丁黎李陈，世称帝号，具在简册”，也知晓南越国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故而在请改国号诏书中提出另外的理由：

“窃念臣之先祖，辟土炎郊，日以浸广，奄有越裳、真腊等地方，因建国号南越，父传子继，二百余年。兹臣遥仗天威，扫清南服，有此疆宇，亦由先祖肇基南越之所自也。臣自惟缔造伊始，实切兢惶，谨遣陪价恭递菲仪，诣关候进，以白畏天服事之诚，伏望圣聪曲垂轸顾，锡以荣封，兼赐国号南越，俾臣赖得荷殊恩，继先志，奠安南服，永保藩封。仰大皇帝帱覆柔怀之德，感佩于无穷矣。臣不胜惶恐战栗待命之至。谨奉表以闻。”

阮福映提出先祖已经建号“南越”并传继二百余年，现在请求大皇帝赐号，确定名分。尽管阮福映信心十足，已经建立驿站使馆迎接清使，但显然低估了“南越”名号的潜在力量。嘉庆帝君臣因“南越”涉及赵佗南越国辖有广东广西地区，坚决不允改号，又恐阮福映有图谋两广之心，令边臣严加防备，并要求改回“安南”旧号。

阮福映请封“南越”国号意在宣示自己新建国家，改用“安南”旧号如何使得？郑怀德和黎光定两部使臣滞留南宁，清朝要求不改回旧号，不得进京，使臣秉承阮福映之命拒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广西巡抚孙玉庭认为不应当以字面挫折远人之心，提出使用“越南”为国号，取“百越之南”之义，既不离阮福映所坚称的“南越”国号宗旨，也与两广地域无涉，嘉庆帝同意用“越南”国号。阮福映亦无异议，遂受封“越南国王”，使臣进京觐见，圆满完成出使建交任务。

阮福映最大的目标在于用新国号体现自己新建国家，因而希望以赫赫有名的“南越”作为新国号。但“南越”牵涉太深，清朝拒不同意，使用“越南”以示和两广地域有别。对阮福映而言，只要不用“安南”旧号，“越南”亦是嘉号，新建国家之意亦明，故而欣然接受。嘉隆三年（1804）春正月，清使广西按察使齐布森由镇南关至北城宣封，阮福映随即派黎伯品等使清谢恩。阮福映对“越南”国号也很满意，故而赐封礼仪能够圆满进行。二月，阮福映告太庙：

“建国号曰越南。丁丑以事告太庙，礼成，帝御殿受贺，下诏布告中外。诏曰：‘帝王启建有邦，必先崇国号以昭示一统。粤我列先圣王肇基伊始，辟土炎郊，奄有越裳以南之地。因以“越”字名国二百余载，累洽重熙熙，衍圣神传继之基，保中外谧宁之运。顷因中葉国步多艰，予以藐躬思平僭乱，今仰凭灵贶，获绍前庥，交南封疆，咸归版籍。深惟显谟承烈，居正作新，其以本年二月二十七日虔告太庙，改正国号为越南，以树丕基垂久远。凡本国事体有关于国号及诸有柬书报告外国者，并以‘越南’名国，毋得系称安南旧号。又诏报暹罗、吕宋及真腊、万象诸属国，俾咸知之。’”

如今拥有新的国号，且已经请封成功，历代先祖“奄有越裳以南之地”，而今“交南封疆，咸归版籍”“显谟承烈，居正作新”，显示这是一个包括南河旧疆和北河封疆的新国家，国号“越南”，特告太庙，使中外知闻。

（三）即皇帝位

阮福映拒绝黎郑族人所称的“国自赵武以至于丁黎李陈，世称帝号，具在简册”，而是不断强调先祖肇基南服，显示自己所受来自于先祖新建之国，而非黎朝旧统，因而复仇之后即新建“越南”国家。

阮福映的心思如此细腻深邃，以至于大臣亦难以体会。嘉隆四年（1805）二月，群臣再次上表劝进：“窃惟皇者初冒天下，帝者主宰天下，故立天下之正位者，必膺天下至鸿名，所以承正统垂后嗣也”，如今“圣上天锡智勇，作民元后，宅旧邦凝新命，功德隆厚，前代罕比，诚宜丕正帝号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愿圣上诞膺皇帝尊号，明示统纪”“宅旧邦凝新命”来自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虽然典籍可征，但并没有体现出国家新建的气象，“前代罕比”“历参往事”自然不合阮福映心意，所以再次遭到拒绝，“帝谕之曰：‘一初经理他务未遑，竢后再议未晚也’”。

阮福映如此态度当大出群臣意料，经过一年的揣摩探询，嘉隆五年（1806）正月，“群臣复上表劝进，请正帝号。帝从其请，命礼部蠲吉铸金册。”朝廷随即开始称帝的准备，“二月甲申，初建南郊坛”“三月丁巳，初建社稷坛。命诸城营镇各贡其方土以筑之”，祭祀天地乃是真正的天子大祀礼仪。

嘉隆五年（1806）夏五月，“帝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土德王，色尚黄。前六日甲寅祇告天地，丙辰祇告列庙。是日设大朝仪于太和殿，群臣奉金册上进”。群臣在劝进册文中充分体现了阮福映大圣至德、文治武功鼎盛，继承列圣基业，吊民伐罪，扫平逆贼，最终全越幅员一统。册文的中心和重点在于表现阮福映“兼中兴创业之难”“中兴”是阮福映营建嘉定京之时就一直倡发的政治理念，直到彻底擒拿阮光缵并献俘太庙，中兴大业始告完功。“创业”则是阮福映之前的诏书从未提及之事，阮福映以列圣肇基之南河旧疆，收北河壤土，艰难险阻，国家再造，又请封“越南”国号，宣示中外，实为创业开基之主。如此大功至德，方登皇帝之位，万世永尊。

第四次劝进的册文深得阮福映之心，“帝即皇帝位，下诏布告中外，群臣上表称贺”，诏书几乎重复了册文的内容，最后“弘先圣之业，正我越之统”，这里虽然没有说明“我越之统”从何而来，但当是先祖肇基南服之统，而非赵、丁、李、陈、黎之统，此处的“我越”，乃是“我越南国”，而非前代之“大越国”。阮福映自嘉定称王开始“中兴”，至此即皇帝位建“我越之统”，成为新“越南国”的开基创业之君。

四、结论

十八世纪末的越南波诡云谲，已经割据百年的阮主政权因权臣张福銮乱政激起西山阮岳阮惠兄弟之乱，北方郑森则因废长立幼根基不稳，西山兄弟利用郑阮之间的矛盾，先投靠郑氏灭阮，又以“扶黎”为名反击灭郑。黎朝末帝黎维祁逃亡清朝，乾隆帝以“存亡继绝”大义派孙士毅送其返回昇龙，但黎维祁并无掌控复杂局势的政治能力。随即阮惠在顺化称帝，建元光中，率军北上击败孙士毅，黎维祁随清军回国，黎朝彻底灭亡。阮惠上表请罪，乾隆皇帝不再插手安南内部之争，封阮惠为“安南国王”，清越朝贡关系恢复。

被阮惠数次击败的末代阮主侄子阮福映反攻嘉定称王，秉承了传统儒家政治文化和思想塑造政权，营建嘉定京，修城池，建太庙，奉国母，祀文庙，褒赠功臣，从制度到形式重建阮主政权，以“中兴”为号召恢复阮主旧疆，得到了臣下的巨大认同，不断积累力量。

1792年阮惠去世，继位者阮光缵才干不足，又与阮岳一系内讧，被阮福映逐步反攻，终于在1801年重新攻占顺化，阮福映再次强调“天启中兴”，旧疆尽复。1802年五月，阮福映改元嘉隆，却以残贼未灭的理由拒绝群臣称帝的请求。面对历代阮主梦寐以求的北河昇龙以及黎朝数百年的天命人心，尽管大臣言此是取国于西山逆贼，并非取国于黎，阮福映仍以复仇灭贼为号召攻占北河，存恤黎郑族人，恢复祭祀，又拒绝了黎朝旧臣劝进称帝的请求。阮福映凯旋献俘太庙，报列圣旧疆尽复、大仇得报，中兴功成。

阮福映政权的一切制度都在向称帝的方向前进，但其两次拒绝即皇帝位，并非不想称帝，而是在谋求塑造新的国家政治合法性来源。李、陈、黎三代国统传承有序，又均以“大越”为国号，若接续前朝国统，亦是常理，但他意不在此。他屡次强调先祖肇基南服传承二百余年，这才是阮福映认可的国统来源，即自己以南河旧疆攻占北河壤土，塑造新的国家。

但更改国统乃是大事，非但黎郑旧人，即便从龙之臣，亦受黎朝国统影响极巨。阮福映由外而内，以向清朝请封“南越”国号的形式来改变国统，称先祖奄有越裳之南而建此国号。嘉庆帝以“南越”国号牵涉两广地区，断然拒绝，孙玉庭提出改以“越南”，双方均接受。嘉隆三年正月清使齐布森宣封新国号，二月阮福映告太庙，下诏布告中外。阮福映即以新的越南国号宣示自己新建国家，国统来自于列圣肇基南服，而非陈黎所在的北河安南旧地。

嘉隆四年群臣第三次劝进称帝，但未能体会到阮福映表明自己新建国家的意愿内涵，再次被拒。群臣深入研究，嘉隆五月正月再次上表劝进，以“中兴创业”立意，阮福映欣然同意，随即建造南郊坛、社稷坛，五月即皇帝位。阮福映即成为阮主政权的中兴之主，亦是越南国家的创业之君。

然而传统政治力量太过强大，新建“越南”国号虽然嘉美，但历代秉承的“内帝外王”与“大越”和“安南”双重国号政策经历数百年的检验而有效，嘉隆十一年（1812）十二月“复国号曰大越”，来自北河的李、陈、黎的“大越”国统与阮福映新建的肇基南服的“越南”国统合并，阮福映兼为“大越国”和“越南国”天子。

纵观阮福映政权的发展历程，以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思想塑造政权，号召“中兴”。深刻认识清越朝贡关系的内涵和作用，对清先称“复仇”大义，再受封“越南”国号，成功利用朝贡关系为新政权覆上最后一层合法性的外衣。这充分展现了清越朝贡关系具有的双向力量，以及越南一方对其的认识与利用，并由此获得了最大的政治效益。

文章原载于《理论学刊》2020年第6期。